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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新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基于近代社会变革和时代建设诉求，我国逐渐兴起了学习外国教育理论和教育体制的潮流，“睁眼看世界”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比较教育学科价值凸显，比较教育学对这一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兴起以及比较教育学科制度的正式萌芽共同谱写了新中国成立前比较教育学科的起始篇章。

一、对外交流中比较教育学术活动兴起

中国比较教育学术活动的兴起始于最初的对外交流。西学东渐、教育考察、留学深造以及参与国际会议，拉开了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帷幕。

（一）西学东渐推开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大门

中国古代就有大量介绍外国教育概况的旅游见闻类记录。学者出国考察抑或是商旅海外经商，其间不乏记录外国教育制度的旅行见闻。7世纪，唐玄奘出使印度，在《西域记》中粗略描述了印度等国教育文化概况。在中国古代的太学和国子学等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中也有大量日本、高丽等国的留学生。①据史书记载，仅840年，来华留学的朝鲜留学生学成归国的就有105人。630年至838年，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多达13次，且人数众多。这些遣唐使主要致力于学习中国的佛学、哲学以及教育体制等项目，并在归国之后大力仿效中国的学校教育体制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中国在接待外来使者的同时也得以接触到外国教育思想，实现不同文化间教育交流。到了16世纪，中国更加注重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通过互派使者等举措实现大国交往，并对外国教育发展进行一定的介绍。17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开始修习中文并著书立说，系统介绍西方教育文化和教育制度。②尽管古代的中外交流实践还不具有学术研究性质，只是单纯的概况介绍，但基于相互学习与交流的比较教育学实践活动已初现端倪，并在中国大地开始萌芽。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爆发，封建社会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人民从闭关锁国中觉醒。对于丧权辱国的痛惜与反思，激励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着眼于学习西方列强发展经验，其中教育改革是极其重要的方面。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了洋务改革运动，在坚持封建教育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提倡实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逐渐掀起了学习西方教育热潮，使西方各国教育理论得以大量涌入。此时的中国主要是通过留学考察和译介西方教育著作等手段介绍西方学校教育制度。①尽管“西人谓华人所学西法，皆浅尝辄止，有名无实”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西学东渐的兴起为后来中国比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渗透，清末维新派人士进一步推动西艺西学的引进。③这一时期，黄遵宪系统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如何借鉴西方国家教育经验，其撰写的《日本国志》描述了日本教育发展概况；此外，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也概述了英、美、俄、法、德、日等国教育发展，以反思中国教育弊病，通过学习外国成功教育经验，达到改革本国教育的目的。然而这一时期还未出现研究外国教育的专门人员，从事外国教育研究和考察的人员也大多是基于政治目的的政府官员。我们将这之前的时段界定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前学科形态的“旅行者见闻时期”。

进入20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才开始真正具有学术性质。④1901年至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清朝的最后十年，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时期。⑤1915年以后，中国社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逐渐以开放的思想和心态关注西方国家的教育情况和发展优势。1919年2月，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合作成立“中国教育扩张会”，留美学者郭秉文任会长。该协会主要致力于考

察与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国家教育情况，以便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发。1923年4月，教育部批准成立了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的“国际教育研究会”，积极召集留学归国学子成为研究会成员，大力提倡国际教育事业，重点关注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协作推进中国教育结构改革。①

（二）教育考察助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

随着新文化教育运动的推进，中国教育革新进程加快，对于西方国家教育理论的介绍与探讨更是激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中国学者邀请了大量国外教育专家来华讲学。此时，各国教育家相互访问学习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潮流，为比较教育学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1919年，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蔡元培、梁启超、胡适、郭秉文、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的热情邀请和大力支持下，于4月30日携妻女到达上海。5月3日，杜威在南京作题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演讲，正式开启了他的在华巡回学术演讲之路。据统计，杜威在华期间足迹遍及山东、江苏、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浙江、辽宁等14个省市，作了200多场学术演讲；其主要演讲题目包括《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教育哲学》《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伦理讲演》等。②1921年7月，杜威正式离京返美。杜威的来华讲学对中国制定“六三三”学制以及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全面介绍欧美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教育利弊。192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也来华考察，在传播平民教育思想的同时对中国当时的教育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1922年，俄亥俄大学教授推士以及美国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1927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到教育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等进行交流讲学。①西方教育家来华讲学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与学校教学革新造成了轰动效应，中国教育界开始更加关注美国教育的发展，大量引进美国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以期借鉴美国优秀教育经验与成果，实现针砭中国教育时弊、改革中国教育体系的目的。

除国外教育家来华之外，中国学者也积极前往各国，考察他国教育发展。1927年2月，庄泽宣先生以及崔载阳先生等人前往菲律宾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教育考察，并在归国之后设置了《菲律宾教育》考察专号，系统介绍菲律宾教育发展经验。1932年，庄泽宣先生在出席第六次世界新教育会议期间前往瑞士、丹麦、意大利、捷克、德国以及法国等国进行教育访问与考察，并在回国之后受邀到岭南大学作了题为《赴欧调查教育所得》的演讲，之后又赴广州青年会作了《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之经过》的演讲，阐释考察各国教育所想所得。②

（三）留学深造孕育比较教育学术人才

20世纪上半叶，留学也被视为比较教育学科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推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比较教育学实践活动的核心，外国学习的宝贵经验和所获得的教育实践感知使留学生对中国比较教育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留学生们以更加开放的研究态度和更加先进的教育理念推动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与演进。基于留学浪潮的兴起，大批学子先后前往日本、美国等国进行学习深造。其中，世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中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留学生首选的修学基地。除此之外，还有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柏林大学、伦敦大学等众多世界一流名牌学校。①

留学经历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外教育先进的发展理念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自此，留学生也致力于将西方教育制度向中国同胞进行系统介绍，从而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奠基者。可以说，中国比较教育学的确立离不开留学生群体的付出和努力，其中包括中国早期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庄泽宣、孟宪承、常道直、钟鲁斋、王承绪等一批留学生。庄泽宣先生留学于美国迈阿密大学牛津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孟宪承先生留学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华盛顿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钟鲁斋先生获得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常道直先生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受教于杜威，并在德国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进行深造，利用留学机会系统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教育体系。②

王承绪先生于193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受教于庄泽宣先生和孟宪承先生。1938年，王承绪先生被公派赴英留学，1941年获得伦敦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47年应邀回国任教于浙江大学，正式开始了他的比较教育学研究生涯。③这一时期，基于庄泽宣、钟鲁斋以及王承绪等前辈的努力，比较教育学科得以确立，比较教育学开始以国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为研究重点。

其中，庄泽宣主要倾向于列国并比法，继承了康德尔的思想，重视从民族性的角度去剖析教育问题。常道直则主要运用逐国叙述法，以国家为单位进行逐一叙述，使读者对不同国家的教育形成完整的概念，获得系统的了解。钟鲁斋则采用折中法，认为应该首先提出研究的问题，然后逐国描述，最后再做深入的比较，同时还需归纳出不同国家在其教育制度上的差异。庄泽宣先生、常道直先生以及钟鲁斋先生等人被视为中国早期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中流砥柱和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带头人，对于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们的留学经历对早期比较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四）国际会议推动比较教育学术交流

参加国际教育组织及教育会议推动了中国比较教育学术交流。据不完全统计，1901年至1949年，中国参加国际教育会议达275人次。①从1919年首次参加在比利时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开始，之后我国便持续派遣就近留学生前往各种教育会议，在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受到强烈教育启发的同时，也积极发出中国声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派遣相关人员参加国际教育会议和教育组织达到**。

192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兼交际主任郭秉文先生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1927年参加了在夏威夷举办的太平洋农垦教育会议；东南大学程其保先生也于1923年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成立大会；1929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参加了在瑞士举办的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第三届大会；1931年，中山大学教育系庄泽宣前往法国参加了世界新教育联谊会第六届会议；1934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赴菲律宾参加了远东高等教育会议；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分别于1929年和1934年前往瑞士和菲律宾参加了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第三届大会以及远东高等教育会议；1935年，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罗廷光赴英国参加了世界教育协会联合会第六届大会；1936年，陶行知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第八届世界新教育协会联谊会；1945年，胡适参加了在英国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大会；1946年，常道直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教育专业会议。①

1946年11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王承绪先生和钱三强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②中国学者积极活动于世界各国，并在国际教育会议中留下了足迹。通过广泛参与国际教育会议，中国学者有机会开阔教育眼界，学习先进教育理论，并全面了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把握当时各国教育发展潮流，进而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识别中国教育问题。

简言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方传教士著书立说，以及西学东渐的兴起逐渐开启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大门。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体西用”教育理念的提出，大大激发了对于外国教育制度的研究热情，并助力推进了对于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的认识。通过组建研究会和协会组织以着眼于世界教育事业发展，扎实启动了中国较为正式的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进程。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以及出国留学潮流的兴起、广泛参与国际教育会议，不仅为中国比较教育发展孕育了优秀研究人才，更凸显出中国正逐渐打破被动接受外国教育信息的局限，开始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全面把握当时教育发展的态势。

二、比较教育学学科制度缓慢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