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重新引进19771990年（第2页）

[美]约翰·杜威：《约翰·杜威论赫钦斯的高等教育哲学》，郭琳等译，载《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4（2）:12—15页。

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教育学学科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哲学与方法论的角度给予了理论上的阐明，并对教育史上和当时教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评价和分析。

2。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作为研究教育过程中师生活动心理规律的应用学科，在我国引进得比较早。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曾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得到迅速发展。1985—1990年，我国共引进教育心理学著作23本，论文4篇。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美]G。H。鲍尔、E。R。希尔加德：《学习论——学习活动的规律探索》，邵瑞珍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美]罗伯特·欧文斯：《教育组织行为学》，孙绵涛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英]N。恩特威斯特：《学与教的风格——兼作教育心理学的综合评述》，于禾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

[美]詹姆斯·H。麦克米伦：《学生学习的社会心理学》，何立婴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英]邓尼斯·恰尔德：《心理学与教师》，蔡笑岳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韩向前：《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载《比较教育研究》，1986（3）。

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出版与发表对开阔我国教育心理学界的视野和更新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并引发了对“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此外，有关报纸杂志还翻译或介绍了一些国外有影响的教育心理学理论或流派，如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奥苏伯尔的认识结构同化学说、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以及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学派等。

3。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首先在西方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对教育经济学的引进，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教育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构造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并把它作为构建我国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参照模式。这一阶段，我国共引进教育经济学著作5本，论文10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美]E。柯恩：《教育经济学》，王玉崑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英]M。布劳格：《教育经济学导论》，韩云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

[美]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曹延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法]L。G。卡斯特利亚诺斯：《教育经济学：比较研究》，祖良荣译，载《外国教育动态》，1991（6）。

[英]M。伍德贺：《教育经济学（辞目释义）》，巴骝译，载《全球教育展望》，1988（5）。

其中，舒尔茨的理论影响较大。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4。教育社会学

20世纪20年代，教育社会学被引进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社会学被宣布姓“资”并被打入冷宫。尽管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问题也在研究，但作为一门学科，教育社会学已被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学的重建，教育社会学也得到恢复和重建。这一时期，我国也引进了一批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其中部分作品如下。

[英]弗雷德·马勒：《教育社会学范式发展的总模式》，马继森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6（2）。

[美]珍妮·H。巴兰坦：《美国教育社会学》，李舒驰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年。

[英]戴维·布莱克莱吉、巴里·亨特：《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对教育的社会学解释》，王波等译，春秋出版社，1989。

[美]丹尼尔·U。列文、罗伯特·J。哈维霍斯特：《社会与教育》，纪大海等译，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美]E。拉吉曼：《康茨及其教育社会学研究》，禾子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12）。

吴钢：《英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主题之演变》，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2）。

这些著作和文章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理论和实际的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教育社会学中关于教育的社会化作用、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学生群体、学生亚文化，学校、班级社会学等理论，不仅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课题的确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者理论分析的思路和对实际调查结论的阐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外教育史与其他学科一样得到恢复、重建。从外国教育史来看，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在资料的挖掘、翻译、整理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间共引进教育史著作12本，论文1篇。此外，还重新翻译了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斯宾塞、赫尔巴特、杜威、布鲁纳、皮亚杰等教育家的名著。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为深入开展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阶段，针对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落后的现状，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的思想的影响，立足于世界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去考虑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具体考虑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恢复和重建问题。他们不仅强调广泛吸收国外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揭示了教育学学科与其他科学的联系，而且明确提出了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任务和内容，具体分析了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和动力，初步提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及途径。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研究人员不仅对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在“**”前已有的传统学科进行了恢复和重建，而且对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包括学校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哲学、比较教育学、成人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教学论等学科开始了探索和研究，并开始重视对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科自身体系的探讨。因此，“**”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我国教育学学科已得到恢复和重建。但这种重建已不仅仅是对“**”前已有学科的重建，目的也不仅仅在于学科研究和教学的恢复，而在于尽早赶上乃至超过国际水平。受国外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我国教育研究人员在实际行动上已开始注意并重视引进国外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新学科，来重建我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研究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趋势，探索并构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已成为广大学科建设者的共同呼声。由于当时“左”的影响未彻底清除，这种探索与构建还只是初步的，但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为下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