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前教育学重建的背景与历程（第2页）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为做好幼儿教育工作提供了宪法保障。在马努依连柯幼儿教育科学研究的思想指导下，教育部幼儿教育处经过半年的周密准备，于1954年10月召开了京津两市幼儿园教养员工作经验交流会，拉开了总结我国幼儿教育工作经验的序幕，会后出版了《京津幼儿园教养员工作经验集》。当时的教育部领导在开幕会上指出：“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各地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和优秀教养员，创造了很多方法，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完整的一套，还必须进一步学习苏联幼儿教育理论和经验，还要组织教养员同志交流经验，及时总结经验，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提高一步。”①

在这次会议上，共有13位教养员和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修班的毕业生做了经验交流报告，内容非常集中，大部分主题是创造性游戏及其条件，还有一些是体育中的文明卫生习惯养成和幼儿园语言教育。北京师范大学的三位学者分别就主题报告做了点评。这样的安排其实是有深意的，尝试指出当时幼儿园教育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如偏重作业而忽视游戏和户外活动、不重视语言教育与认识环境活动的联系、不关心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文明卫生习惯等。教育部幼儿教育处处长张逸园在会上批评了幼儿园工作中的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把幼儿园看成一级学校，这首先表现在教养员把精力主要放在作业上，而很少进行幼儿所最需要的游戏；其次表现在有些幼儿园工作是形式主义的，工作计划千篇一律地照抄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结果计划写的是一回事，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回事。另一种偏向是把幼儿园看成帮别人“哄孩子”的地方，只要孩子不生病、不磕不碰就够了，不重视对孩子进行教育。“上述两种偏向对幼儿教育来说都是有害的，今后幼儿教育工作者应首先注意克服。”①她在会上再次强调了要重视幼儿体育，努力在集体生活中而不是专门作业中养成幼儿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在发展幼儿语言时克服只记词不理解词义的形式主义，把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重视对幼儿进行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

马努依连柯在会上做了关于收集、总结经验的报告。会后教育部发出《关于组织幼儿教育工作者收集和总结经验的通知》，要求各地幼儿教育工作者普遍开展收集和总结经验的活动。会议还强调要学习苏联幼儿教育的精神实质而不只是经验的形式，强调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努依连柯提出的要采用民族形式的教材的意见也受到了与会人员的重视。

这次会议号召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以及幼儿生理卫生知识。“我们全体教养员应该设法初步通晓巴甫洛夫关于两个信号系统的学说的一些基本论点，看一看查包洛塞兹的心理学，并切实掌握苏罗金娜的《学前教育学》、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两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用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才能使工作提高一步。”①

（六）制定《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编写《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

1952年3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教育部发布了《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同时《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也开始在全国试行。这两个法规是借鉴老解放区学前教育经验、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制定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明确幼儿园负有双重任务，即一方面根据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养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展；另一方面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明确幼儿园招收3～7岁的幼儿，以整日制为原则，根据需要也可办寄宿制或季节性幼儿园（班），以不放寒暑假为原则，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全面发展的教养工作。幼儿园教师被称为教养员。幼儿教养活动项目有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不教识字，不举行测验。《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幼儿园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全面发展的教养工作，具体分为体、智、德、美四方面的培养目标：一是培养幼儿基本的卫生习惯，注意其营养，锻炼其体格，保证幼儿身体的正常发育和健康；二是培养幼儿正确运用感官和语言的基本能力，增进其对于环境的认识，以发展幼儿的智力；三是培养幼儿的爱国思想、国民公德以及诚实、勇敢、团结、友爱、守纪律、有礼貌等优良品质和习惯；

四是培养幼儿爱美的观念和兴趣，增进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是依据1938年出版的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的精神编写的。经过几年的发展，《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已经跟不上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步伐，加上苏联于1953年颁布了重新修订的《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因此马努依连柯在给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工作建议中提出应先修订中国幼儿园教养员指南、再修订各科教学大纲。于是，教育部于1954年5月成立了编改幼儿园教学纲要委员会，特聘马努依连柯为全面顾问，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负责《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的编写工作，一些其他机构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也参与了编写工作。马努依连柯把苏联幼教界不断探索、不断交流和总结归纳的一套工作方法带到了中国，鼓励中国幼教工作者不断探索和研究，在总结本国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类似于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的指导文件。

《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的编写汲取了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的长处和我国的实践经验，于1956年完成初稿，1957年由教育部发至各地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该文件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保教质量的提高。《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是新中国第一份全面、系统且操作性强的幼儿园工作指南，它以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基本体现了《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的精神与要求，且比这两个法规翔实许多。

《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再次强调了幼儿园全面发展教育的任务，对儿童心理学、卫生学和幼儿园的教育原理做了充分的阐释，介绍了幼儿园教育工作的手段和内容。该文件以三个年龄段为大框架，说明了各年龄段儿童的年龄特征，详细地计划了各年龄段的教育工作内容，特别针对与苏联学前教育理论有差距的实践环节进行了改革；对整日制、寄宿制和半日制幼儿园的作息制度和一天教育工作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还对幼儿园的环境和卫生条件做了专门要求，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教材作为参考；在如何使用上也做了详细说明，如要制订计划，写出周计划和日计划，对工作进行记录并进行反思，提出改进办法，为科学研究工作准备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等等。

可见，当时我国学前教育学界已开始重视“试验—总结经验一再试验—再纠正”的研究式工作方法，如果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相信苏联学前教育的长处能被我国学前教育者完全吸收。然而，1958年还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的《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受到了批判，最终没有正式颁行。

（七）院系调整，设置专业，强化学前教育学学科队伍建设

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从1951年年底开始，教育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拟定了全国工学院的调整方案。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颁发《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提出高等师范学校设置的教育系得分设学前教育组，培养中等幼儿师范学校的专业课教师。①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地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根据当时中央关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精神，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形成幼儿师范学校师资培养基地，国家将分散于一些高校的保育、家政等专业适当合并调整为学前教育专业或幼儿教育系。1952年，全国共有两所师范院校设立了学前教育专业，一是北京师范大学，其在教育系设置了学前教育专业；二是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其整合了南京金陵大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高校的有关专业，成立了南京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此后，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和甘肃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也在整合的基础上成立。①

1952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培养幼儿园师资的学校称为幼儿师范学校，可以独立设置；师范学校须附设幼儿师范科，培养大量的幼儿园教师，以适应幼儿园发展的需要。②当时全国共有两所幼儿师范学校，分别是天津幼儿师范学校和上海幼儿师范学校。

早在1902年，严范孙先生就在家中开设女塾，于1905年改称为女学，并设保姆讲习所，这是我国最早的幼儿师资培训学校和幼儿教育机构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学前教育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据严范孙的外孙女、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首任主任卢乐山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师范大学并没有设立学前教育专业，但专设了保育系以培养幼儿教育师资，实行三年学制，授予本科学位；此外，各大学（特别是教会性质的大学）的家政系也开设了一部分幼儿教育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认为家政系的教学内容属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借着全国工学院调整的机会，各个大学取消了家政系，将其中有关儿童保育的内容并入了保育系，如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的第一任主任就是由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担任的。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并入教育系，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教育系都被合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按照苏联的管理模式，学前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属于教育系，所以合并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单设了学前教育专业和学校教育专业。

卢乐山先生回忆的这段内容可以说是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一段重要历史。这一时期的院系调整与整合使学前教育学的专业人才聚集到一起，形成了集中优势态势。例如，当时调整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总人数达到40多人，并设有单独的资料室、翻译室，附设有幼儿园。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每门课都要成立教研小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就开设了学前教育学小组、儿童心理学小组、幼儿卫生小组、语言教学小组、自然教学小组、音乐教学小组、美术教学小组、体育教学小组及幼儿师范教育小组等，各个教研小组均由老教师、青年助教和进修学员组成，是老中青的组合，既有助于传帮带，又有助于推陈出新。通过这次调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集中了一大批从事学前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比较知名的有关瑞梧、张天麟、田桂銮、张韵斐、卢乐山等，形成了我国第一支学前教育学专家队伍，有利于集中学前教育学人才力量开展研究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包括全校的公共课、教育系的公共课及学前教育理论课程，这些课程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坚持学前教育是一门应用科学的学科定位，在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努力将理论知识与幼儿教育实践真正融合，既重视学前教育学理论知识的讲授，又重视在幼儿园的实践活动。当时卢乐山先生主讲学前教育学，没有自己的教材，用的是苏联的教材。卢乐山先生非常重视学前教育学学科的实践性，要求师生到幼儿园一线观察研究，她自己也经常带领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的教师到幼儿园观察，一起做实验研究，深化师生对学前教育实践的认识，使其对学前教育学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还牵头召开京津两市幼儿园教养员工作经验交流会；并受教育部委托，组织全国各地幼儿教育行政干部、高师教师、幼儿园资深教师等编写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目的是指导全国的幼儿园教育工作，走出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苏联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探索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中国化的道路。

此外，为了方便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教育院校、幼儿师范学校、幼儿园及各教育行政部门的老师和干部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还增设了专修班和进修班，开展中短期培训。

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保姆班到在高等院校开设的学前教育专业，儿童进入小学前的学前教育被正式纳入教育科学领域，成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里程碑，是划时代的进步。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对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全国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学前教育专业的做法，增强了人们对婴幼儿教育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与其他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在我国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中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

二、学前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1956—1965年）

1956—1965年，我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国际形势上看，1956年起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中苏分歧产生并加深，直至关系恶化，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催化剂。从国内情况来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目标是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道路，先后经历了以“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盲目发展时期和从1961年开始的调整、总结、继续改革时期。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对新中国教育学学科进行中国化探索的阶段。①

（一）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中央开始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57年7月，《人民教育》以“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为题，发表了当时一些学者对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直指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倾向，鲜明地提出了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如何建设中国的教育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第6期上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在教育观念上对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理论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挑战，使教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取得了理论与思维上的进展。有的学者发表了专门论述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如瞿葆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针对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程滴凡发表了《对教育学教学大纲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6日），孙陶林发表了《建立我国教育学，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鲍兆宁发表了《把教育学教学大纲改得更完善》（《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4日），卢显能发表了《我所看到的“教育学试行大纲”的一些问题》（《争鸣》，1957年第4期），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就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述。

1958年3月3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召开了教育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号召在实践中建立教育科学。时任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董纯才在会上指出，教育科学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安排，在理论上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组长柳湿在会上说，各级教育事业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从教育实践中来，又回到教育实践中去，并能指导实践的教育科学；要在两三年内建立我们的教育科学。①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以上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教育学领域热情开展教育学中国化研究的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学学者开始反思上一阶段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经验和教训，开始了学前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正当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充满热情地为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而努力探索时，“反右倾”斗争开始了。曹孚因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而被错误地批判，他被迫在《新建设》1958年第2期上发表《对一文的检讨》，这一期还发表了批评曹孚的文章《怎样理解“教育中的继承性问题”》。这一批判虽然是在内部进行的，但其影响波及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由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高等师范院校一些很有才干的教育学科教师及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我国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受到严重打击。1958—1960年，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兴起，教育学领域也参与了“大跃进”运动，开展了一系列批判运动。心理学被视为“伪科学”而受到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也受到了批判。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跟着政治走，摈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等待着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被创造出来。②

1956—1965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工作条例，这既为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水平创造了条件，也为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颁布，对当时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各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1961年4月11—25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文科教学的状况及经验教训，讨论了文科教学中一些具有方针性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教材编选中红与专的关系、论与史的关系、书本知识与活知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关系等。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集中反映在各学科领域的教材建设和有关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翻译、出版上。这些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翻译、出版，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学前教育学也不例外。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的爆发，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愿望和他们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被粉碎。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界也不例外，学前教育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受到了阻碍。1958年8月，教育部主办的《学前教育》《教师报》《人民教育》同时停刊。同月，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京津两地有关学校和科研机关研究人员举行座谈会，批判心理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指责心理学以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光明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对心理学教学进行批判。受教育部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牵头组织编写的《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由于过多引用了苏联的理论与做法以及心理学研究成果，虽然还在征求意见阶段，但也遭到了批判。1958年12月，教育部颁发《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