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前教育学重建的背景与历程（第1页）

第一节学前教育学重建的背景与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一方面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另一方面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各个领域都向苏联学习，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在此背景下，在此时的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中，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自然而然地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加快形成新中国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目标指引下，学前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与教材编写全盘接受苏联理论，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模仿苏联的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探究，且反对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学习苏联模式虽然对改造旧式的学前教育学、建设新中国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了与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甚至生搬硬套的问题。后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且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学前教育学的重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的基本目标是探索社会主义学前教育发展的道路。综合分析我国学前教育学于1949—1965年重建时期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1949—1955年和1956—1965年两个阶段。

一、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经验，改造旧中国学前教育学（1949—1955年）

反观1949年以前的学前教育学，其重要载体——学前教育学课程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前教育学课程往往是从外国引进的，具有帝国主义色彩；二是为教育而教育，缺乏统一要求，零散分散，五花八门，各行其是，不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三是理论与实际脱节，许多课程的设立仅是为了开展理论的探讨，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实际应用。

这三个方面既是旧中国学前教育学的弊端，也是对旧中国学前教育学进行改造的基本方向。该阶段的学前教育学致力于清除旧教育的不良影响，形成中国学前教育学的发展模式，使学前教育学为政治服务。此时学前教育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学前教育学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使学前教育学更好地为教育实践服务也成为新中国学前教育学重建的重要任务。

（一）除旧布新，建章立制，初步明确学前教育学的地位和性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949年年底，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国家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以及发展新教育的方向，强调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会议明确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全国开始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教育进行改革。

1951年8月10日政务院第97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当年10月1日颁布了《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学制，其中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收3～7岁的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得到健全的发育；同时要求幼儿园应在有条件的城市首先设立，然后逐步推广。这样一来，自1922年壬戌学制起使用了近30年的“幼稚园”这一名称改为“幼儿园”，并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这个学制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幼儿教育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并列，并明确其为我国学制的起始环节，使之成为国家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该学制为学前教育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研究的对象明确了年龄范围，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分析此年龄阶段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其健康成长。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教育部幼儿教育处针对与“向工农开门”相悖的做法和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幼儿园招生考试，采取报名登记与审查核实相结合的办法，优先录取因家长参加劳动而无人照顾的劳动人民子女；为适应家长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幼儿园半日制逐步被改为整日制，同时实行寒暑假制度，延长幼儿在园时间；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实行免费或减免收费的优待政策。幼儿园的大门从此向劳动人民打开，工农子女从此成为幼儿园教育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教育部门扶持并陆续接办了一部分私立幼儿园，如南京陈鹤琴创办的鼓楼幼稚园、重庆刘文兰创办的景德幼稚园等都是在当时响应政府号召由私立改为公立的。

1951年8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研究讨论了发展和建设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提出必须以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办好人民教育。会议提出，幼儿教育的工作方针应该是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城乡的差异，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整顿中提高，在巩固的基础上适当发展；积极培养幼儿教育师资，在三五年内要着重抓好短期训练和在职学习；根据《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解决教材问题，准备将来的大发展；发展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工业地区和企业部门，其次是机关、学校以及郊区和农村，主要解决工农劳动妇女对孩子的教养问题，做到公私兼顾办园；另外，必须重视依靠群众团体来推动和开展幼儿教育，强**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幼儿教育的领导。

（二）初步确立“全面发展的教养工作”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初等教育司下设幼儿教育处，主管全国幼儿教育工作，张逸园①任处长。1951年，《人民教育》发表了张逸园的《对幼稚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提出，新的幼稚园教学原则是“全面发展”，使学龄前儿童在生理上、意识上、行动上得到正确的成长、发展和变化，使他们的身体、智力、道德习惯及爱美观点等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央教育部门领导首次提出幼儿“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同时明确了要通过幼儿园的教养工作使幼儿的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得到全面发展。

（三）学术争鸣扩大化，对“单元教学”开展批判

1950年，《人民教育》刊登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开启了批判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肃清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影响的进程，为全面引进苏联教育理论开辟道路。后来，这些批判扩大到对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及对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1951年，《人民教育》发表了张凌光的文章——《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对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提出质疑。张逸园的《对幼稚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也提出了当时幼稚教育存在的几个问题，如在教学方面还局限于单元教学，不能很好地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张逸园提出了“废止单元教学”的意见，列举的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单元教学使各项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样就把各项活动本身的科学体系打乱，且不能系统地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儿童所得的都是零碎的、片断的知识和经验，不能系统地培养和发展儿童的体力、智力和品德；并且每个单元极易形成孤立的活动，忙一阵儿就结束了，不可能做到各项活动的有机关联和复习，因此幼儿在单元教学中所学到的东西不仅是片断的，而且留下的印象不深，难以被消化。二是在单元教学的过程中，所谓“引起动机""决定目的”充分体现着形式主义，所谓“动机”和“目的”其实都是教师的主观愿望。在教材方面，为了机械地联系中心问题，就免不了生拉硬扯、勉强拼凑，反而破坏了教学效果。三是单元教学的中心问题，单元教学大多结合着偶发事项，很容易忽视平常的保教工作。张逸园强调，对儿童的一切教育都是长期的、循序渐进的，绝不是突击一个单元就能成功的，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单元教学中，就很容易疏忽或放松了儿童经常需要的教育。①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上通过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明确指出，废除单元教学和不进行识字教育是改造旧幼儿园教育的两个重点内容。1952年2月，张逸园在《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方针任务》一文中再次对单元教学提出质疑和批判，指出幼儿在单元教学中所得的是零星的、片断的、狭隘的经验，而且印象不深，难以消化，在经验积累上受到很大限制；单元教学的本质对社会发展起着破坏的反动作用。②这个评价使对单元教学的批判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陈鹤琴在这些批判初现时，发表了《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一文，希望澄清“活教育”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此文立即引起更猛烈的批判，而且从学术领域的争鸣演变成政治立场的问题。《人民教育》杂志还组织了“批判‘活教育’”专栏，并出版了“批判‘活教育’”专集。各地召开批判“活教育”的会议，要求教育工作者普遍学习批判“活教育”的文章。如此一来，陈鹤琴先生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提出的“活教育”理论以及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的单元教学的实践方法遭到了否定，没有得到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此次对旧教育的改造主要采用了制度化的行政推进方式，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由此开始自上而下的建设。这次改造主要围绕单元教学开展对旧中国学前教育学的批判，停留在学前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变革上，没有真正进入学科内容，因此这次改造还是初步的。这次改造为全面学习苏联学前教育学、进行学前教育学中国化探索奠定了基础。

（四）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

1949年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总结报告中首次向全国教育工作者明确提出要借助苏联教育的经验，并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作为建设新中国教育的方向。1950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所有幼儿教育工作者学习苏联的《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和《我的儿童工作》两本书，用以指导新中国幼儿教育实践，这拉开了新中国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总结我国学前教育经验的序幕。改造和学习的做法主要反映在教育部于1952年颁发或修订的一系列教学计划中，特别是《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旧中国教育学的改造，无论是在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上，还是在每门学科的建设上，都完全倒向了苏联。

学前教育领域通过翻译和普及苏联的著作、邀请苏联专家做顾问、建立苏联样式的新型托幼机构作为全国榜样及派遣留学生学习等途径，向苏联学习新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苏联幼儿教育专家戈林娜被聘请为教育部幼儿教育顾问，1954年，苏联儿童心理学专家马努依连柯接任这一职位。戈林娜是苏联一所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有效方法；马努依连柯是较为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其“哨兵站岗”等教育试验有一定的知名度。

据卢乐山先生回忆，苏联专家戈林娜当时得知她是留学加拿大的学前教育学者，就对她说，学习苏联经验，首先必须转变立场，不能一边放着资本主义的书籍，另一边放着苏联的书籍，首先要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抛弃，才有可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教育真正学到手。听到这些要求，卢先生立即把从美国、加拿大带回来的书籍资料及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全部处理了。当时的校领导还叮嘱卢先生：假如苏联专家提出了100条建议，而你只执行了99条，也要对那条没有执行的汇报原因。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学习苏联经验的坚决、彻底和不可逆。据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陈帼眉教授回忆，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模仿苏联模式，在教育系下设学校教育与学前教育两个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全盘学习苏联，由苏联专家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建设进行全面指导，介绍苏联的学前教育思想与经验，包括课程安排、组织管理、设备配置等，同时给师生系统讲课，如学前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学前儿童游戏等课程。

当时，戈林娜在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主讲八门课程（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学、幼儿园各科教学法等），帮助编写教学大纲，并指导见习、实习工作。她和马努依连柯还先后在各类进修班和专修科为来自全国高等学校、幼儿师范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幼儿教育行政人员讲课，每次听众多达六七百人，其讲课内容被收录为《苏联幼儿教育讲座》，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目的是对于全国幼儿教育工作者学习苏联先进的幼儿教育经验有所帮助。与此同时，作为教育部的幼儿教育顾问，戈林娜和马努依连柯先后在北京六一幼儿院、北海幼儿园、分司厅幼儿园等托幼机构指导实验研究，实验新教育工作计划；后来又增加了中央军委保育院、北师大二附小幼儿园等。苏联专家每周一次轮流到这些幼儿园观摩和分析教育活动，全国各地经常派人参加，对各地幼儿教育工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联专家强调的集中统一、正规化、系统化、教师的主导作用等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学前教育学理论的主流，对这一时期的学前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的幼儿园开始转向有计划的全面发展教育，而且全国各地也纷纷仿效这些幼儿园的做法。南京鼓楼幼儿园废除了单元教学，参照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实行计划教学，对幼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当时全国的许多幼儿园都参照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开展教育工作，如北京北海幼儿园在戈林娜的指导下，增加了幼儿的睡眠时间，以达到《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中的标准；户外活动时间逐渐由每天三四小时增加到七八小时。在有些幼儿园，甚至幼儿的着装都与苏联的幼儿园保持一致。

从1953年起，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苏罗金娜的《学前教育学》、查包洛塞兹的《幼儿心理学》、沙巴也娃的《教育史》、维特罗金娜的《幼儿园音乐教学法》、萨古林娜的《幼儿园绘画教学法》以及有关幼儿卫生学、语言、游戏、体育锻炼、三岁前集体教养等几十种书籍，它们成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和幼儿师范学校的主要教学用书，为深入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创造了条件，对我国学前教育影响极大。同时，随着苏联专家来华任教、现场指导，学前教育界掀起了学习苏联经验、研究学前教育、学习儿童心理学的热潮。在当时的国情下，向苏联学习是形势使然，也对我国学前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起了推动作用。然而，全盘学习苏联也造成了一些遗憾，即对西方学前教育理论、经验及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已有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幼稚园实践经验完全否定，这对于后来的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幼儿园教育实践等都造成了重大损失。

（五）总结经验，召开第一次教养员工作经验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