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第2页）

正如卫斯理所说，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其禁欲主义的教育影响，而它们的充分的经济效果，一般地讲，只有当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才会显现出来。这时，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这时，如同道登（Dowden）[30]所言，像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一样，这个在一定立场上仍在从事传教活动的、与世隔绝的经济人取代了班扬笔下那个匆匆忙忙穿过名利场、在精神上寻求上帝的天国的孤独的朝圣者。

如同道登所指出的，后来当“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现世和来世”的原则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时，所谓行善的良知只不过成了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手段之一，如同德国那个关于软枕头的谚语所说的一样。然而，17世纪伟大的宗教时代遗留给它讲求实利的后人的，却首先是一种善得惊人的，甚至可以说善得虚伪的良知，以此来获取金钱，只要获取金钱还是合法的行为。这里，“你们很难使上帝满意”的教义已**然无存，连点痕迹都没有了。

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致遭到非议，他们就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

最后，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天意在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有它所要达到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加尔文自己曾作出一段常被引用的论述：人们，即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劳动的大众，只是在穷困的时候才顺从上帝。在尼德兰（古尔特的彼埃尔和其他人），这种说法已被世俗化为：大众只有在需要的迫使下才去劳动。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观念作出的系统阐述，后来融入了低工资—高生产率的流行理论中。在我们一再观察到的发展线索中，随着宗教的根的死去，功利主义的解释悄悄地渗入了。

中世纪的伦理观念不仅容忍乞讨的存在，而且事实上在托钵僧团中还以乞讨为荣。甚至世俗的乞丐，由于他们给有钱人提供了行善施舍的机会，有时也被当作一笔财产来对待。甚至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国教的社会伦理也与这种态度非常接近。直到清教的禁欲主义参与严格的“英国济贫法”（EnglishPislation）的确立，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事实上新教教派的严谨的清教团体在他们内部从不知乞讨为何物。

很自然，几乎各个教派的禁欲主义文献都充满这样的观念：为了信仰而劳动，就生活中没有其他谋生机会的人而言，尽管所得报酬甚低，也是最能博得上帝欢心的。在这方面新教的禁欲主义并没有加进任何新东西。但是它不仅最有力地深化了这一思想，而且创造出了惟一对它的效果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即一种心理上的认可：认为这种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惟一手段。另一方面它使对这种自愿劳动的利用合法化，即把雇主的商业活动也解释成一种天职。只能通过完成神示的天职去寻求上帝之国，并且教会自然又把严格的禁欲主义教规特别强加于一无所有的阶层，这一切，很明显，必定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产生极其有力的影响。把劳动视为一种天职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如同相应的对获利的态度成为商人的特征一样。才华横溢的威廉·佩蒂爵士正是因为那么早就察觉到了这一情形，才能把17世纪荷兰的经济强盛归因于这样的事实：这个国家的那些持异端者（加尔文教徒和浸礼会徒）“多半都是些善于思考、头脑清醒的人，他们相信劳动和勤勉是他们对上帝应尽的责任”。

加尔文教反对以财政垄断形式出现的有机的社会组织；在斯图亚特王朝统辖的英国国教中，即洛德（Laud）概念中的教会和国家以基督教社会伦理为基础与垄断者的联盟，有机的社会组织正是采取了这种财政垄断的形式。加尔文宗的领导者普遍都激烈反对这种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商业性的，借贷性的，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这种资本主义相对，他们提出通过人自身的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获利，强调这种个人主义的动机。正当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垄断工业的英国全部迅速消失时，他们的这种态度在工业发展中起到巨大的决定性作用；而当时的工业正是在不顾，甚至是反对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清教徒们（普林［Prynne］，帕克［Parker］）拒绝与那些大资本主义鼓吹者、规划者发生任何联系，视他们为一个道德上可疑的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自己优越的中产阶级道德感到骄傲，这也构成了那些圈子里的人对他们施加迫害的真正原因。笛福曾经建议用联合抵制银行贷款和撤回储蓄的办法来回击对持异端观念者的迫害。这两种资本主义态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宗教上的差异并行的。直到18世纪，反对者们还一再嘲笑不从国教者（Nonists）是小店主精神的化身，指责他们毁掉了老英国的种种理想。这里也可见清教的经济道德与犹太人的不同；当时的人（普林）就已清楚地知道，前者，而非后者，才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伦理。

清教徒想在一项职业中工作；而我们的工作则是出于被迫。因为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时，它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过程中就会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

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无法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就把我们引入了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领域，而这篇纯粹讨论历史的文章无须承担这一重任。下一步任务或许应当是说明禁欲主义的理性主义（在前文中只是稍稍触及一点）对于实际社会伦理观点内容所产生的意义，从而对社会组织类型以及上至国家下至群众集会等社会群体的作用意义。然后再分析禁欲主义的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理性主义、生活理想和文化影响的关系；进而分析它与哲学的和科学的经验主义、技术的发展以及精神理想之间的关系。再往下将在禁欲主义宗教的各个领域追溯它从中世纪开始有禁欲主义以来直到它融入纯功利主义之中的历史发展过程。惟其至此，才能正确地估计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它与塑成近代文化的其他诸因素的关系之中），具有怎样的文化意蕴。

这里我们仅仅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尽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我们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一般而言，现代人，即使是带着最好的愿望，也不能切实看到宗教思想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于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性。但是，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做做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都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选自［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于晓、陈维纲等译。

[1]原文中的注释部分全部删略——编者注。

[2]斯彭内尔（1635—1705），德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虔信派倡导人之一。

[3]亲岑道夫（1700—1760），基督教胡斯派后继者组织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重整者。

[4]胡斯派，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的追随者的统称，后形成波希米亚弟兄会。

[5]英国国教会，即“英格兰圣公会”。圣公会在英国被定为国教，故称英国国教会。

[6]清教，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英国国教会内以加尔文学说为旗帜的改革派。要求“清除”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繁琐仪文，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因而得名。清教后又分化出一些新宗派（如长老会、公理会等）。

[8]加尔文宗（ism），也称“长老宗”“归正宗”“加尔文派”，基督教新教主要派别之一。以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派教会的统称。产生于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宣称《圣经》是信仰的惟一源泉，主张上帝预定论。

[9]即圣奥古斯丁（354—430），早期基督教会的领袖。

[10]菲立浦·梅兰希顿（1497—1560），德国学者、宗教改革者。

[11]《新约》，指《圣经·新约》。基督教经典《圣经》由《旧约》和《新约》组成。

[12]理查·巴克斯特（1615—1691），英国清教徒学者、作家。

[13]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传教士、作家，“基督徒”是他的寓言体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主人公。

[14]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著名政治家、著述家。

[15]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下文塞格蒙德、沃坦、沃尔霍尔均是瓦格纳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

[16]索伦·克尔凯郭尔（S?ren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始人之一。

[17]寂静派，一种主张寂静主义的天主教神修学派，认为人要修德成圣，在于绝对寂静，逃避外在事务，与上帝合一。

[18]圣本尼狄克（480—550），天主教本笃会创始人。

[19]圣依纳爵（约35—107），早期基督教教父。

[20]圣法兰西斯（1181—1226），天主教法兰西斯派（又称“方济各会”）创始人。

[21]独立派，英国清教徒中的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各教堂独立自主，只成立联合会性质的组织而不设行政性的各级总机构。反对设立国教，更不赞成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

[22]《旧约》，指《圣经·旧约》。

[23]乔治·怀特菲尔德（1714—1770），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布道家。

[24]威斯特敏斯特会议：指1643年至1648年英国长期国会在威斯特敏斯特举行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议员及清教派教士，会议根据加尔文教制定了《威斯特敏斯特信纲》等。

[25]伊便尼派，又称“穷人派”，早期基督教派别之一。

[26]亦称“圣经外传”，指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二三世纪间一切以《圣经》形式写成但终未被正式承认为正典的著述的总称。

[28]艺术，包括诗歌、绘画、音乐、建筑等。

[29]根据英国风俗，每年5月1日要举行五朔节庆祝活动以迎接春天的到来，人们围绕花柱舞蹈游戏。

[30]爱德华·道登（1843—1913），爱尔兰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