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莫尔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三节莫尔的教育思想

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1478—1535年），作为16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欧洲思想史中一直占有重要一席，被奉为“16世纪初期最富魅力的人物”和“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三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集学者、律师、神学家乃至殉教者于一身的人，其名著《乌托邦》，以对话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描绘了他设想的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至今仍广为流传；莫尔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名著《乌托邦》之中。

一、时代及生平

莫尔于1478年2月7日生于英国伦敦，他所生活的15世纪至16世纪，正是西欧各国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英国大规模开展“圈地运动”，进入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造成的大众普遍赤贫化，使得英国社会生活的矛盾日趋激化；同时，英国王室与教会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十分激烈，宗教改革运动贯穿其中；与政治和宗教上的变动相呼应的是，开始于15世纪末期的英国文艺复兴运动正方兴未艾，人文主义思想盛行一时。莫尔一生的经历及其著作和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莫尔的儿童时代是在伦敦当时最好的学校圣安东尼学校度过的，在那里接受初等教育，学习拉丁文。莫尔的父亲约翰·莫尔（JohnMore，1530年卒）是著名律师（一说首任英国皇家高等法院法官），在小莫尔12岁时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JohnMorton），在莫顿的府邸当侍从（给名人当侍从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莫顿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外交家、学者，并一度当过大法官，他学识渊博，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对少年莫尔有很大影响，1492年，莫顿将14岁的莫尔送进了牛津大学坎特伯雷学院（后来的基督学院）学习。牛津大学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是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格罗辛、林纳克、科利特等人文主义干将对莫尔的教导和影响都颇为深厚，莫尔在这里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并对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莫尔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他更希望莫尔能成为一名法官，而反对他对古典语言文学的向往。1494年（或1495年），莫尔被迫从牛津大学退学，回伦敦入法律学校学习，1502年莫尔开始从事律师职业。莫尔精通英国法律，加上他为人正直，精明能干，对诉讼案件处理公正，因此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很高声誉，但同时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古代典籍的研究。

1504年，26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下议院议员，同年结婚。在议院中，他声望卓著，并勇敢地履行了议员的职责，否决了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的议案。亨利因此迁怒于莫尔的父亲，将其投入伦敦塔监禁，莫尔也被迫脱离政治活动，回到律师界。这时，他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阅读教父的著作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

1509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继位，莫尔也重新回到政界，从事社会活动。1510年，莫尔被任为伦敦市行政司法次官，任职不久，就得到市民的拥戴。在此期间他对本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深刻的了解。1513年，莫尔写成《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从此享有盛名。要了解莫尔，也不能抛开伊拉斯谟这位16世纪初期欧洲最有名的文人。自1499年前后，他们便成为挚友，此后20年，伊拉斯谟从未间断造访莫尔家。1506年，他们曾合作翻译卢契亚卢斯的著作，其中《冥间对话》一书对莫尔的《乌托邦》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1509年，在与莫尔相处的日子里，伊拉斯谟撰写了《愚人颂》；1518年，伊拉斯谟出版了莫尔的拉丁语诗歌，因为他认为“英国唯一的天才”本人没有时间去干这事。

1515—1516年，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莱，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在长期工作中因认识到亨利八世不是“保护羊群防御豺狼的牧犬”，而是豺狼，故以这种心情，以第二次出使经历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写成名著《乌托邦》（Utopia），表述了他的社会理想。莫尔的博学和出色的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于1518年召莫尔入宫廷任职。1523年，经大法官沃尔西提名当选为下议院议长，并在同年写成《托马斯·莫尔答马丁·路德对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诽镑》，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随后，莫尔又当选为牛津大学的司法干事（1524年）和剑桥大学的司法干事（1525年），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1525年）。1528年，写成《异端和宗教事务的对话录》。1529年，沃尔西倒台，莫尔被指定为大法官。

莫尔虽然身居高官要职，但仍旧朴素、谦逊、和蔼可亲，在从事全部国务活动中完全独立自主，从不肯附和别人。1528年，因为在国会中为国家预算案投票时，他没有站在英王一方，使英王深为不满，因此，莫尔遭到荣誉流放，即出使西班牙。从此，莫尔逐渐失宠于英王。

英王亨利八世是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曾支持教皇，并授权莫尔著书攻击路德，莫尔也赞成教皇制。后来，英王亨利八世由于与教皇发生矛盾而改变了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并决定与教皇决裂，使英国教会独立。莫尔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推行英国宗教改革的行为深为不满，于是在1532年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这就进一步引起英王的不满和怨恨。为此，莫尔后来被告犯叛国罪，但查无实据，乃宣告无罪。1533年，亨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法令，宣布他是英国教会的首领，并要求全英国最杰出的人物，包括莫尔在内，都必须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莫尔不从，并由此而获罪，1534年被关进伦敦塔。

莫尔于1535年在伦敦塔中被处死刑。他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临刑前还说笑话，终年57岁。

二、社会理想与普及教育的思想

《乌托邦》最早出于1516年，为拉丁文本，是莫尔就任王室宴务长官时出使尼德兰期间完成的（先完成第二部分，回国后又完成第一部分）。其英文本直到1556年才问世，此时书中的主要论点已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争议。《乌托邦》这个书名原是由两个希腊文名词“乌”和“托邦斯”组成的，意为“寓意的虚无缥缈的地方”。1898年，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最早的杰出翻译家严复将其译成三个汉字“乌托邦”，兼有音译和意译之妙。从此，它也逐渐在我国流传开来，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乌托邦》分两部，第一部是对君主专制国家的抨击。莫尔之所以能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首先在于他对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的认识。他深刻地认识到君主制国家的实质。他指出，那些赫赫大国为一伙贵族、富人所操纵。他们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为他们自己打算，把国家变成保护其私财和奴役劳动者的机构。所谓法律不过是“把他们的阴谋规定成大家必须遵守的东西”，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他在著作中写道：“这岂不是一个缺乏公正和不知恩义的国家吗？所谓上流绅士、金馆老板等这般家伙，不事劳动，徒然寄生，追求无益的享乐，却从国家取得极大的报偿。相反，国家对于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以及木匠，却丝毫不慷慨，而没有他们就会是国将不国。这些人为国家浪掷了青春劳力之后，挨受老病的折磨，生活穷苦不堪，可是国家忘记他们没有睡眠的长夜，忘记从他们的双手劳动所取得的全部巨大利益，十分无情义地让他们潦倒不堪而死，作为对他们的酬报。”[21]

莫尔目睹当时农民不仅要受封建地主压迫，又要遭受资本原始积累摧残的遭遇，提出“羊吃人”的观点，深刻、形象地抨击资本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的罪恶。他借一个外国旅游者希斯拉德的口说道：“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成废墟。”[22]莫尔把这些破坏地界的贪得无厌的人称作“嘴馋而且贪狠的国蠹”，被他们逐出土地的农民无处栖身，到处流浪，如果不去偷窃便只有饿死。莫尔在分析这些事实之后深刻地指出，造成社会的不公正、造成社会的种种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度。他认为，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分配，人类才能有幸福。如果私有制仍然保持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的重负下。这就是莫尔对于数千年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所做的结论，他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废除私有制，根据平等原则来组织社会生产，建立一个公有制的民主和繁荣的国家。这种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很大。

在《乌托邦》的第二部分，莫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的画卷，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岛上，那里没有战争、贫穷、犯罪、不公或其他社会病症，是一个人人劳动、机会均等的理想国度。

乌托邦彻底废除私有制，甚至连住房也是每隔十年用抽签的办法重新分配一次。乌托邦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每一家庭生产一种手工产品，家庭中如有某一成员喜爱其他种类的技术，便可以被寄养到他所喜好的职业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是这里的主要劳动形式。此外，每个公民还必须轮流从事农业生产，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农村劳动两年，这样既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也使繁重的农业劳动不至于落在少数人身上。莫尔设想，乌托邦由于人人参加劳动，因而产品丰富，保证了每人之所需，甚至还有多余产品接济其他国家。乌托邦也重视对外贸易，以其多余产品的七分之一接济外部穷人，七分之六出售，换得大量金银财富，主要用在国防建设上。乌托邦既消灭了私产，因而也就取消了商品和货币，因此，莫尔让乌托邦人鄙视这种万恶之源的金银，把它们视为粪土，用它来制造溺器，锻铸成奴隶的锁链和犯人头上、耳上、项上的饰物。

乌托邦还保留着奴隶，但它不同于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它是一种对罪犯的惩罚形式。它亦不把其他国家的奴隶看作奴隶，只把本国的罪犯和其他国家的死囚当作奴隶。把本岛上的罪大恶极的人罚作奴隶，其理由是：既然对他们施行过很好的教育，而他们终不免于作恶，这就加深对自己的罪行，就应严厉处罚。乌托邦大部分重体力劳动由奴隶承担。这是莫尔为乌托邦人所开的解脱繁重体力劳动的药方。

政治上，乌托邦实行民主制度，所有的官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最高行政长官“王爷”，也是由选举产生，虽是终身制，但可随时撤换。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大会和元老院。每30户居民选举一名低级官员摄护格朗特，从每10名摄护格朗特中选一名高一级的官员持朗尼菩。家庭以最年长者为家长，由他指挥生活和生产。父母管教子女，老人受到尊敬。

这里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了使婚姻美满，择偶时双方**相见，这便可以避免由于衣服掩盖了身体的残疾，影响婚后的不和。乌托邦人认为，精神美固然至为重要，但形体美也不可忽视，形体美可以增加精神美。在莫尔之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婚前男女赤身相见的主张，莫尔可能是吸收了这种思想。与此同时，乌托邦对于亵渎夫妻关系的人则处以重罚。

科学和教育在这里受到极大的重视（其教育思想将在下文论述）。生产劳动与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是乌托邦人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国家还专门选择一部分有科学天才的人从事科学研究。乌托邦人学习知识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启发心灵，使精神更加丰富。在乌托邦还保留着宗教，宗教在这里是影响人民的重要手段，也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信仰什么样的宗教方面，乌托邦人坚守民主的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像天主教会那样狭隘和对异教徒横加迫害。乌托邦人把享乐和幸福作为生活的总目标，重视美育、娱乐、休息和身体锻炼。总之，由于乌托邦废除了私有制，有着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学受到极大的尊重，故而它成了人间的天堂，莫尔也因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值得一提的是，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不仅是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憎恨剥削和不平等的私有制、向往人人富裕和友爱的公正制度的幻想；同时还深深地受到前人的影响，“就文学角度而言，莫尔创作《乌托邦》并不是毫无基础的，而是他对祖祖辈辈的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23]。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便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但由于作者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不同，柏拉图所描写的是一种典型的理想的奴隶制国家，奥古斯丁也只是在“天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把人在地上的生活看作罪恶的、暂时的，只是为走向永久的“阴间”生活做准备；而莫尔则在《乌托邦》中着意设计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对立和没有暴政的完美的理想国，他决不鄙视尘世生活，而是满腔热情地希望所有被压迫者和颠沛流离的人们都能够享受到尘世生活的乐趣，成为力量、敏捷和美的化身。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莫尔只是一个政治家和作家，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所思考和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在其名著《乌托邦》以及他与友人的很多通信中都可以窥见其对教育的关注和思考，流露出很丰富的教育思想。此外，莫尔又是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学院”，妻子、孩子和友人都成了他的教育对象，其很多个人信仰都在这儿付诸实践，成为家庭教育的楷模。

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通篇都充满教育意义，因为在这里，莫尔是把教育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和研究的。莫尔所讲的教育并不仅仅指狭义的正规学校教育（他在这方面谈得很少），而是包括男女老幼在内都要接受的感化心灵、提升道德、学习知识、和谐发展的一种开放型的社会教育（含家庭教育），是生活中的教育。在这里，教育与生产劳动、国家的政治制度、人民的生活娱乐乃至宗教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渗透，社会本身和生产本身就是教育的场所和大学校。因此，我们探讨《乌托邦》中的教育思想，首先必须明白莫尔所指的教育的广义性，他把教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正因为莫尔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所说的这种广义的教育实际上是为其理想的国家制度服务的，是其所构想的理想政治制度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他同情穷苦的劳动人民，认为造成当时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智力低下”的原因，一是由于剥削者的统治和压迫，二是由于没有受到教育。因此，他强**育的重要性。在乌托邦岛上，国家通过立法，实行公共教育制度，“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24]。这些思想无疑受到了柏拉图《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有关思想的影响，柏拉图和莫尔都认为国家在教育立法上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柏拉图只暗示这有利于世界大同，而莫尔则视其为社会的根本；柏拉图在很大程度上关心的是统治阶级的教育，莫尔则高度重视生产者尤其是农业劳动者的教育。

莫尔所描写的乌托邦人，把幸福和享乐作为生活的总目标，而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开发智力、接受教育。“在《乌托邦》，一切都在国家控制之下……国家从不强迫人民做无谓的劳动，因为国家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使每个人摆脱体力重活而享受闲暇时间，只要社会需求允许的话。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开发智力。这才是生活的秘诀。”[25]在这里，莫尔探讨了政治、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的道德和心灵才智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教育理所当然是乌托邦岛上最重要的事，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提供物质基础，从而让人有时间去学习和接受教育。

在乌托邦岛上，教育是国家的事，是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实行普及教育。莫尔几乎与路德同时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是较早地论及普及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说：“我承认只有少数聪明的孩子应该成为学院的学生，但每个孩子应该接受基本教育，大多数成年男女应该在一生的闲暇里进行自我教育。成年人可用自己的语言学习每一种知识，因为每一种知识都含有丰富的词汇。”[26]因此，他的普及教育不是仅针对儿童，而是针对一切人。同时，普及教育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正规教育的学校，也包括非正规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如听“公共讲演”，自学有益的图书，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以及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学习等。这种教育和学习方式，使儿童和青年不但能获得广博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且还可培养他们爱学习、爱劳动的品质，普及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理想的人，并使所有的人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