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实主义科学观（第2页）

宗教史的分类和人文史相同，但可以进一步分成教会史、寓言史和神道史。

②诗歌。在培根看来，诗歌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想象的历史。按照性质，诗歌可以分为叙事诗、描写诗和讽喻诗。

③哲学。培根认为，人类的玄想有三个方向，一是深入神之中，二是环绕自然，三是内省自身。因此便产生三种知识：宗教哲学、自然哲学、人生哲学或人道主义。

自然哲学包括两部分，即原因的探讨和结果的产生。前者是纯理论的，也就是自然科学。后者是应用性的，也就是自然实践。培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被认为是“科学的革命”。自然科学分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前者考察物质因和动力因，后者研究形式因和目的因。

人生哲学最基本的是关于人性的一般研究，也就是关于协调心灵和身体的研究。身体的完备性质有四种：即健、美、力、乐。因此，关于身体的知识也有四种，即医学、美容学、体育和享乐术。

关于心灵官能的知识共有两种：一种是讲悟性和理性的，另一种是讲意志、欲望和情感的。想象在两方面都可以活动。培根认为，心智的艺术有四种：探讨或发明、讲解或传授。在这四者当中，每一种都可以分出许多科学和艺术。

在培根看来，人们在社会上的生活都需要舒适、应用和防卫，因此人们也相应地需要三方面的知识：对话、商讨和管理。

培根把宗教知识分为四个方面，即信仰、礼仪、祷告和管理。

综上所述，培根在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下，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为近代提供了第一个最为详尽的人类知识体系的新结构。他提出的这个科学知识体系的全图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百科全书的提纲。其基本特点就在于强调知识必须为现实生活服务。此外，他的知识体系综合了以往历史上那些偶然和零散的研究成果，并将杂乱无序的认识资料大致清理出一个头绪，从而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培根是近代最早提出编撰百科全书的人。在《论学术的进展》中提出了百科全书的大纲以后，他又在《伟大的复兴》《新工具》以及《自然与实验历史的准备》等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要编撰百科全书的问题，拟定了有关具体计划。[17]他的有关思想对后世编撰百科全书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18世纪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在编撰百科全书时不仅采用了培根的科学分类原则，也基本上采用了培根的整个知识体系结构。

三、“所罗门宫”

《新大西岛》是培根晚年的一部未完稿。通过它，人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培根的一系列关于科学哲学的思想和社会伦理观。

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乌托邦思想家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方式。他们可以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度说成是某个远离欧洲、与世隔绝的海岛，只是因为欧洲航海家们的偶然造访，才使这一世外桃源为世人所知晓。于是，借助航海家的娓娓叙述，思想家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便成为某个遥远岛国中的真情实景。[18]

与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不同，培根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无意于揭露和批判现存社会制度，而是向人们展示了科学治国的美好图景，充分地表述了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伟大作用，以及如何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种种构想，尤其集中体现在“所罗门宫”的兴建和创办上。

根据培根的描述，所罗门宫首先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其“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19]。“所罗门”本是《圣经·列王记》中所载的一个以智慧著称的古希伯来国王的名字。培根以此给该机构命名，意在强调它是一个智慧之所。它拥有十分完善的设施，进行着广泛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活动。

首先是对科学仪器的重视。科学实验离不开仪器，所罗门宫拥有非常完善的设施，例如，广学馆可以制造各种光学仪器，有望远镜和显微镜等。培根已敏锐地意识到近代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即科学仪器的使用。“科学仪器……对近代科学提供极其重要的帮助，而且成为它与以前科学的主要区别之一，以前科学仅仅使用极其简陋的仪器。”[20]

所罗门宫的另一个近代特征是对世俗的科研组织的推崇。培根认为，为了培育新的精神，使之能够发现自己，就必须有新的、本质上真正世俗的组织。他精心构想出理想的世俗性的科学研究组织——“所罗门宫”及其工作程序，从而使知识的探求世俗化，走出了中世纪的修道院而进入近代世界。

根据培根的设想，在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秘密这个大目标下，所罗门宫的科学研究工作被分解为若干个不同的环节，由不同的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地去完成。有人专门做资料收集工作，有人直接从事实验并进行初步的整理概括工作。以后，在全体人员举行各种会议和讨论并研究了以前的工作和搜集的各种材料之后，一些人从事于新的深入自然奥秘的实验，并提出报告。最后，由几位被称为“大自然的解说者”的人，把以前在实验中所发现的东西提升、抽象为经验、定理和格言。培根的上述设想显然是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即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在科学组织工作上的再现。培根因此而被誉为“科学的社会性事业的结构的现代研究的先驱”。

培根非常重视科学组织管理问题。在他看来，这正是王者的事业，而非科学家的事情。因此，他希望通过政府取得较高权力和地位的方法来促进科学的发展。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就专门研究过历代帝王促进学术的组织措施。他主张区别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强调学术自由，并要求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中包括提供从事学术活动的场所、印行学术书籍和提高学者的地位及待遇等。后来，他在《新工具》中进一步探讨了有关问题，提出了使研究科学的人直接拥有权力的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复兴有赖于权力的扶持，否则将十分困难。

培根的后继者在一定程度上受他的远见的激励，目睹了他的梦想变为现实。科学社团正是顺应新时代的新需要而诞生的。最早的科学院是1560年出现在那不勒斯的“自然秘奥学院”。1657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建立了西芒托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看来是从培根的实验哲学的追随者们的一个非正式社团发展而成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