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实主义科学观（第1页）

第二节现实主义科学观

14至16世纪，欧洲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培根生活的时代，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其革命的任务，要求冲决传统思想的各种束缚，迫切需要开拓知识领域和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培根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他凭着自觉的力量与政治家的辩才，所提出的见解远远超过他的时代。经院哲学不但已经过时而且陈腐了，哲学思想界正在震动，期待着变化，就在这时，培根提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道。”[3]

一、“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认为，他生下来就是要通过三个目标的落实来为人类服务：即发现真理、造福他的国家和改革宗教。其中第一个目标在他的思想上总是占着最高的位置。1592年，他在致信财政大臣伯利（Barhley）伯爵时说：“我认为我有一些广大的思想方面的目的，犹如我有一些适度的公民社会方面的目的一样，因为我已经把一切知识当作我的研究领域了。”[4]在同一封信中，他表明了自己对现有的知识领域的不满，认为在该领域里有两种“游民”必须清除出去。一种人以轻浮的争辩、互相驳斥的废话行事；另一种人以盲目的试验，用耳闻的传说和欺骗的手段行事。培根在此指的是当时仍盛行于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经院哲学和炼金术等迷信事物。在培根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虽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取得很大进步，但总的来说，由于人们在思想上受到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易于迷信盲从、脱离实际，方法也不得当。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仍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培根以复兴科学为己任，并为此制订了庞大的计划。

在《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培根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知识的巨大力量。在他看来，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知识是高于一切、胜过一切的东西，知识是幸福的源泉，只有知识才是不朽的。培根论证了学问或知识对于人间的好处：其一，人们认为，只有在国王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当了国王的时候，人民才有幸福。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有学问的国王执政的时代都是大治时代。其二，知识对于私德也有很大的好处。它能提出许多疑难问题祛除人们的轻浮、鲁莽和傲慢。它也能挖掉人们一切弱点的根源——对任何东西的空虚羡慕。其三，知识给人的天性增添了力量。它甚至还给某些人带来了幸福；我们很难肯定武力和知识到底哪一个更强。其四，学问使人胜过了其他动物，也使一个人胜过另外一个人。知识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能永世不朽。

在论证了知识的功用的基础上，培根提出了科学复兴的思想。在1620年出版的《伟大的复兴》中，培根论述了知识及其改进的重要性。他在序言中指出：“知识的状况既不景气，也没有很大的进展。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向来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且给它提供别的一些帮助，以便人的心灵能够在事物的本性上行使它所固有的权威。”[5]培根批评人们故步自封，满足于既有知识，而不愿向前深入。他尖锐地指出：“只要让一个人仔细看一看那些浩如烟海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书籍，他就会看到，到处都在不断重复同样的东西。”“我们主要从希腊人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儿童的特性而已：它能够谈说，但它不能够生产；因为它只富于争辩，而没有实际效果。”[6]培根把现有的学术状况描述成为古代希腊神话中的斯居拉女神，她有一个处女的头脸，却不能生育。在他看来，哲学和理论科学就如同神像一样，受到崇拜和礼赞，却不会移动和前进。没有人能够正确地和成功地在事物本身中来研究事物的性质。即使有人决心自己来进行试验，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推进科学领域的工作，他们也还是没有胆量使自己完全从一般人所接受的意见中解放出来，或者从根源上去寻求他们的知识。

在《新工具》[7]中，培根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他指出：“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8]“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路途是紧相邻接，并且几乎合而为一的。”[9]上面两句话，通常被后人简要概括为“知识就是力量”，并成为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罗素（B。A。W。Russell）指出：“一般认为他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创造者；虽然以前讲过同样话的也许还有人在，他却从新的着重点来讲这句格言。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能制驭自然力量。”[10]罗素的上述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他揭示了培根精神的全部实质意义所在。

培根在《新工具》中进一步提出了科学革命的主张。他指出，现有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物，而不过是把若干已经发现的事物加以妥善调整并予以提出一些体系。因此，“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11]。在培根看来，要想实现科学变革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目标，二是方法。从目标方面来说，培根确立了科学研究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原则。他指出，科学过去之所以仅有极小的进步，有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目标本身没有摆正”。“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12]从方法方面来说，培根从对知识的功用和价值的论证，转向了对获得新知识的新方法的探讨。他的哲学认识论正是从论述作为对自然认识结果的科学知识本身的价值开始的，是为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的目的服务的。

培根强调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自然规律。他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实际上蕴藏着服从自然和征服自然相互关系的合理思想。培根首先肯定“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13]，认为人类要征服自然就必须先服从和认识自然。在他看来，人类支配自然的范围和程度，人类活动的方式，都将受到所获知识的范围和程度的制约，亦即“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14]。人类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支配自然的力量，而真正的知识乃是根据原因得到的，是以掌握自然规律为内容的。因此知道了事物的原因，掌握了自然规律，才能征服自然，两者是统一的。

综上所述，培根清楚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在人类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无比威力。他坚信知识是改变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强大力量，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利益和帮助，这是“任何政权、任何学派、任何杰出人物对人类事业的影响都不能与之比拟的”[15]。培根的天才就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新时代的脉搏跳动，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新时代的精神，并勇敢地对阻碍科学知识发展的权威和偏见提出挑战。当然，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主张也存在着局限性。他把知识夸大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决定力量。

二、近代科学分类的先导

（一）科学分类的原则

在《论学术的进展》的第二卷中，培根论述了科学分类的原则，并据此提出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新结构，它们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科学史、哲学史和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他被认为是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诞生后提出科学分类的第一人，对近代科学分类起了先导作用。

培根认为，弄清人类已有的知识遗产，将有助于为国家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导，也有助于为学者个人的研究提供方向。而要达到此目的，就有必要进行科学分类，建立一个全新的人类知识分类系统，从而为分门别类的科学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培根关于科学分类的原则或指导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信科学的统一性。他的科学分类不仅考虑到它们的差异，也考虑到它们的本质的统一。培根指出：“各门知识就像相会在树干上的一棵树的诸多树枝一样（这树干在它自身分出树枝以前，要完整连续地生长一段）。”它们应当被当作“毋宁是标明分野而不是划分开、分割开的片段”[16]。培根强调要把知识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永久保存起来。第二，根据人类的理性能力来分类。培根认为，科学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人类知识的各部分必然与作为知识根基的人的精神相关联。如历史与记忆有关，诗歌和想象有关，哲学和理性有关，宗教的学问也是一样。所以，神学包括教会史、寓言（圣诗）和教义（或称戒律）。

培根根据上述科学分类原则，建立起统一的知识体系的新结构，但他并不认为他所提出的原则是绝对的、唯一的。培根指出，不要以为他所不用的那些分类是他所不赞成的。在他看来，人们的目的不同，分类的原则也随之不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采取其他分类原则。培根以人类理性能力进行科学分类的原则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科学的。但是，培根在他的自然统一性的哲学信念的启迪下，看到了知识各部分的相互联系，认为自然是统一的，科学是一个整体，并且他的分类原则也有利于当时零散的认识成果的清理、集中和保存，从而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二）知识体系的结构

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培根按照自己确定的科学分类的原则，建立起统一的知识体系的新结构。他在历史、诗歌和哲学这三大类下，又划分了许多子科目。

①历史。历史包括自然史、人文史、宗教史和文学史。

自然史可分为三种：生物史，讲述自然的常轨；奇迹史，讲述自然的误差和变异；艺术史（指工艺技术），讲述自然的变换或改造。

人文史有三种，第一种是记录，第二种是完整的历史，第三种是古迹。培根认为，它们的区别可以拿画来比喻，它们相当于未完成的画、已完成的画和褪色的画。第一种叫编年史，第二种叫传记，第三种叫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