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无产阶级登上教育领域斗争舞台的自觉表现（第1页）
第一节无产阶级登上教育领域斗争舞台的自觉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从根本上说来，同产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工人阶级争取教育权利斗争需要相关。
自阶级产生以来，教育就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在近代以前，教育基本上为统治阶级所垄断，正规教育着重培养有产阶级成员，同时也以各种非正规教育形式，对被统治阶级施以思想影响，而被统治阶级受生活环境和活动条件的限制，不仅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正规教育的权利，而且缺乏争取本阶级教育权利的自觉。产业革命后，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身心发展日趋恶化，在产业革命中诞生的近代工人阶级，在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过程中，形成了“阶级意识”，也就自觉地参与教育领域的斗争。
19世纪初，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组织纷纷出现，并产生共产主义思想意识，许多带有各种不同思想色彩的工人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把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权利列入斗争纲领。其中，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主张更触动资产者的神经，受到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教育领域的论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登上教育领域斗争舞台的自觉表现。
如果说，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主张，局限于对工人受教育权利的关注，那么，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则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对他们所不得不关注的各种教育问题表达无产阶级的见解。其中包括关于产业革命后工人身心发展状况和教育状况的考察，对资本主义教育的评论，对工人运动内部教育思想倾向的评论，以及关于未来教育的预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一、对19世纪欧美教育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40—8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教育现实的关注，主要同在此期间欧洲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相关：一是1848年波及法国、德国（含奥地利）以及匈牙利等国的欧洲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锋芒指向封建保守势力与复辟势力以及旧教僧侣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工人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既做出了牺牲，又显示了力量。二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所显示的新前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40—80年代欧美教育的评论如下。
对英国的教育体制，恩格斯指出：“供应和需求（supplyand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Laissezfaire，laissezaller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1]
对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义务教育，恩格斯指出：“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地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他们是在缓慢地、萎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2]
对美国的教育体制，马克思指出：“在马萨诸塞州每一个市政府都有责任保证所有的儿童受到初等教育。居民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应该有中等技术学校，大城市要有更高级的学校。国家分担开支，不过不多。在马萨诸塞州18的地方税用于教育，在纽约州则为15。掌握学校的委员会是地方性组织，它们委派学校教师和挑选课本。美国的制度的缺点在于地方的性质过重，教育取决于每一州的文化水平。因此就有了要求中央监督的呼声。”[3]
对美国的免费教育，马克思指出：“‘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中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4]
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教育政策，马克思指出：“卡诺[5]是一位组织过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曾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教徒的教育法的活的象征。”[6]
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教育政策，马克思指出：“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蠢状态和强制愚化是它在普选制下生存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拼命企图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制于秩序党。”[7]
对法国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马克思指出：“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8]
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恩格斯指出：“在法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在俾斯麦[9]还没有办法对付僧侣的时候，法国已经把僧侣完全赶出学校了。”[10]他还指出：“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政体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使教育普及化，并使之达到如此的高度，值得我们德国人向他们学习——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11]
对普鲁士的义务教育，恩格斯指出：“有两种好制度使普鲁士优越于其他各个大邦：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教育制。它是在极端困难时期实行起这类制度的，而在比较好的日子里，它只满足于马虎地实行和有意地歪曲，而使它们失去在一定情况下所具有的危险性质。但在纸面上它们继续存在着，这样，普鲁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发挥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而由于施行义务教育的结果，在普鲁士无疑还留下相当多的具有一定基本知识的人，这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最后甚至不够用了。”[12]
就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的教育状况，恩格斯指出：“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1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言论中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关于教育体制，批判法国封建复辟势力和教会对教育的集权统治，揭示了英国自由教育体制的资产阶级性质，比较赞成美国教育的地方分权、社区管理、教学自治的体制，赞扬法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国家与教会分离、学校与宗教分离的举措，并从巴黎公社实践中发现了对教育实行社会管理的新形式。
第二，关于普及教育，肯定普遍实施义务的、免费的和世俗的教育的方向，即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在这方面的创议与实际成就予以赞扬，即使对普鲁士自1819年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也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教育与80年代的英国教育的肯定，倒是直接针对考茨基（K。Kautsky）动辄指责“反动的一帮”有感而发。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亲属、朋友交往中，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当时欧洲教育的看法。例如，1866年马克思在给他女儿劳拉的信中提到：“我总认为，要彻底完成对你的教育，还需要经过像住宿学校的那种训练。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14]。1877年恩格斯在谈到他两个侄儿的学习时也提到：“我一点也不知道海尔曼和摩里茨在大学里学习。他们上几年学是完全没有害处的”[15]。马克思的女儿劳拉·马克思有志于当教师，马克思表示：“教育人，这很好，但困难正在于正确地挑出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16]。马克思的表舅很善于教育自己的孩子，马克思对此赞扬备至：“亲爱的表舅，你记得吗，我经常和你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培养大大落后于畜牧业。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全家，因此应当宣布你是培育人的能手。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家庭。你所有的孩子都有独特的性格，彼此各不相同，每一个又都有特别的才智，而且个个都同样受到广泛的教育。”[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