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纽曼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三节纽曼的教育思想

英国宗教家和教育家纽曼（JohnHenryNewman，1801—1890）在19世纪英国被看成是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的教育代表作《大学的理想》对知识、自由教育以及大学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对英国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和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几乎任何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都会引述纽曼的《大学的理想》”。[43]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纽曼1801年2月21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奥德布罗德街80号。他的父亲约翰·纽曼（JohnNewman）是伦敦的一位银行家，母亲杰米玛·富尔蒂尼（JemimaFourdiner）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

1808年5月1日，7岁的纽曼被送入伊林学校这所在当时颇有声誉的私立寄宿学校读书。在那里，他受到了严格的早期古典教育。纽曼自幼表现出聪颖的才能，11岁时就试图撰写散文和诗句。伊林学校的校长尼古拉斯（GeeNicholas）曾回忆说：纽曼在学习中的进步是其他任何学生所不能相比的。由于父母和学校教师的影响，纽曼开始接受福音派教会的观点，其中司各特（ThomasScott）所著的《真理的力量》（TheForceofTruth）一书对他的影响最大。此外，他从《圣经》的阅读中也得到了很大的乐趣。

1816年12月14日，纽曼被接受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新生，但直到1817年6月8日，年仅16岁的他才开始在那里学习。纽曼的导师是肖特（ThomasShort）。在大学期间，他听取各式各样的讲课，并博览群书。1820年11月，纽曼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纽曼于1822年4月被选为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院士。“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44]1824年，纽曼在一本百科全书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论述了古代罗马学者西塞罗（M。T。Cicero），并称西塞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文大师”。[45]25年3月，纽曼被任命为圣阿尔本学院副院长。1828年，他又成为牛津圣玛丽教堂副主教，在那里布讲了著名的《大学训诫》（UySermons）。1832年12月至1833年7月，纽曼曾赴地中海地区进行了一次访问旅行。

1833年，纽曼参与并领导了著名的牛津运动（TheOxfordMovement）。这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兴起的改革运动，旨在反对圣公会内的新教倾向，重新坚持古代尤其是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理念，复兴唯理智论，恢复天主教思想和惯例。这场运动基本上是对早期教会领袖著作研究的特点和意义的一种重新发现。为了指导这场运动，纽曼主编了90本《时代书册》（Traes），并于1841—1843年出版，其中24本是他本人亲自撰写的。“事实上，这场运动是以权威为基础的……《时代书册》本身具有深刻的教育和社会的含义”。[46]纽曼自己后来回忆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原理是通过比我自己更年轻的朋友而得到传播的。”[47]

1838年7月至1841年7月，纽曼担任了《不列颠评论》（TheBritishCritic）杂志的编辑。纽曼认为，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间”。[48]牛津运动后，纽曼开始怀疑基督教圣公会的正统性，并于1843年9月辞去牛津圣玛丽教堂副主教的职务。与此同时，他于1845年10月在利特摩尔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同年11月，纽曼出版了《基督教原理的发展》（TheDevelopmentofDoe）一书。1848年，他还在伯明翰创建了天主教布道所。

1851年7月，纽曼应爱尔兰大主教卡伦（Paul）的邀请同意担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职务。在爱尔兰大学委员会的要求下，一个包括纽曼在内的小组领导起草了《关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组织的报告》（ReportanisatioholiiversityofIreland），并于1851年10月发表。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正式开办于1852年11月3日。在任职期间，纽曼曾负责编辑每周出版一次（1855年3月后改为每月出版一次）的《天主教大学公报》（TheCatholiiversityGazette），刊登关于这所大学的新闻和文章，其中不少文章是由他自己撰写的。

与此同时，纽曼在1852年就知识、自由教育和大学教育问题做了5次讲演，又发表了5篇文章，阐述有关一所理想的大学、一种理想的教育以及“绅士”教育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讲演和文章同年汇集成册出版，题名为《关于大学教育范围和性质的论述》（DistheSatureofUyEdu）。此外，纽曼还就大学科目的问题发表了许多讲演，并于1858年汇集成册出版了其中的10篇讲演，题名为《关于大学科目的讲演和论文》（LedEssaysoySubjects）。1873年，他把以上两本册子合成一卷出版，书名为《被界定和说明的大学的理想》（TheIdeaofaUyDefinedandIllustrated）。这本书后来成为闻名于世的《大学的理想》。1889年，即纽曼去世前一年，《大学的理想》一书已出版了第9版。纽曼强调指出：在这本书里“所提及的那些观点已成为我的整个思想体系，似乎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49]应该说，纽曼关于教育的观点是他的整个生活经验的一个产物。

由于都柏林天主教大学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纽曼的一些想法和主张无法真正付诸实现，因此，他于1858年11月愤慨地辞去了校长职务，宣布与这所大学完全断绝关系。

辞职后，纽曼回到伯明翰继续著书立说。为了回答对他进行责备的一些批评者，例如，曼宁（HenryEdwardManning）大主教、金斯利（CharlesKingsley）牧师等，纽曼于1864年4—6月撰写了自传体的《为自己的一生辩护》（ApologiaproVitaSua）一书，副标题是《我的宗教观点的历史》（HistoryionOpinions），详细而坦诚地叙述了他自己宗教信仰变化的经过，因而受到天主教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誉。

1878年，纽曼被选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名誉院士。同年4月，他曾赴意大利罗马拜会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LeoⅩⅢ）。1879年，罗马教皇任命纽曼为罗马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

1890年8月11日，纽曼因肺炎在伯明翰去世。

二、论知识

在长期的教会布道和大学教育生涯中，纽曼首先对人类社会的知识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美国学者沃德（LeoL。Ward）曾指出：“我们为什么寻求知识？知识的价值是什么？知识的效用是什么？假如我们……真正地去考虑的话，我们将在纽曼的著作中发现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回答。”[50]

纽曼首先是以整体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社会的知识的。他认为，知识的种类和范围很多，例如，人的知识、神的知识、实用的知识、理智的知识等。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他曾这样写道：“当我说到知识时，我意指一些知识是智力的，一些知识抓住了那些通过感觉而看到的东西，一些知识对事物进行了观察。”[51]但是，纽曼又强调说：“所有的知识是一个整体，个别的科学是它的一个部分。”[52]在他看来，所有的知识分支是相互联系、交融合一的，因为知识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当知识分得越来越细时，它将不再成其为知识”。[53]

因此，纽曼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既可以学习有用的知识，又需要学习自由的知识。他曾强调指出：就知识而言，“在一种情况，它被称为有用知识；在另一种情况，它被称为自由知识。一个人可以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受到培养”。[54]“当有用知识是真理的占有时就是有影响的，当自由知识是真理的理解时就是美丽的”。[55]

尽管纽曼认为不要否认有用知识的必要性或贬低它的好处，指出“没有它们，生活就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应该把日常的幸福归功于它们”。[56]但是，纽曼更强调维护自由知识的价值和尊严，把自由知识看作一个“绅士”的知识。在他看来，“……有不少注释者是关于古典著作的，有不少注释者是关于基督教圣经的，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成长起来的”。[57]何谓“自由知识”（liberalknowle-dge）？纽曼说：“既是工具又是结果的知识，被称为自由知识。”[58]因此，自由知识并不是为了哪一种特殊用途而存在，但却能使人终生有用。在纽曼看来，荷马、色诺芬（Xenophen）、贺拉斯（Horace）的著作都是自由知识的标志，而成为学生应当学习的一些早期著作。因为“长期的经验表明，对古代希腊罗马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著作的阅读将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是最好地加强、改善和丰富那些智力的力量”。[59]所以，纽曼强调说：“当我们重新提起希腊和雅典时，总是怀着喜悦的和受其影响的心情。正是在那块举世闻名的土地上，我们认识到智力文化和学校的源泉。”[60]在智力文化方面，“我们可以求助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著作”。[61]在他看来，古代作者的经典著作不仅教育了他们自己的那一代人，而且也教育了在他们之后所有的后代人。

纽曼还主张，要重视英国文学的价值。在他看来，英国文学是英国民族的文学；意指它的古典著作以及古典著作所给予英国的东西。“我们不能取消它们，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力量；我们不能写一个新的弥尔顿或一个新的吉本（E。Gibbon）……”[62]

在纽曼看来，古典作者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属于民族生活中某个特定时期的，但其所使用的语言已延续了一个更长的时期。他举例说，好几百年来，在那些古典作者使拉丁文达到尽善尽美程度的日子之后，它已是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因此，它在第二个漫长的时期里成为欧洲人的交往工具。纽曼甚至指出：“从整体上来看，古典著作的影响，与其说仍在阻拦任何事情新的方面产生影响，不如说在激励竞争或引起反应方面起作用。”[63]

对于知识的价值，纽曼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知识或被称为科学，或被称为哲学。纽曼曾这样说：“没有知识，就没有真正的文化。而哲理性是以知识为先决条件的。它要求大量的阅读，或者广泛的信息资料，因而在提出我们关于任何严肃的问题的观点时，能保证我们这样做；没有这样的知识，甚至最有独创性的心理也可能会被迷惑，会被人讥笑，会被驳倒，会被难住，但并不能得到任何有用的结果或任何可靠的结论。”[64]所以，“知识是心灵扩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及实现它的工具。这一点不仅不能被否认，而且要永远强调”。[65]纽曼把它作为第一原理来看待。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能超过很好地进行阅读或具有广泛的信息资料的人，那么，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赋之于“心理文化”（ind）的名称。

纽曼还强调了知识与美德的关系。他说：“去开启心灵、改善心灵和丰富心灵，去了解、领会、掌握、支配和使用知识，是一个作为仅能用智力了解的目的。……我认为，一个作为仅能用智力了解的目的，也就是一个作为美德培养的目的。”[66]当然，纽曼更强调神学知识对美德的力量，因为那是来自一种鼓舞人的、更新精神的和有条理的原理，有助于治愈一个受伤的心灵。

纽曼认为，所有得到培养的知识，既是为世俗目的的，也是为永恒目的的。假如它趋于世俗的目的，称为有用的知识；假如它趋于永恒的目的，那就称为宗教知识或基督教知识。纽曼说：“忽视任何一种知识，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神学知识……那就不是知识，而是无知。”[67]但是，在所有的知识中，他强调神学知识的重要性。因为作为关于上帝的一种原理的神学肯定是知识的一个分支，所以，“神学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我们不能排斥它”。[68]纽曼强调指出：“智力的文化不仅与社会的和主动的职责有关，而且也与宗教有关。受过教育的心灵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成是宗教的。”[69]通过对神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宗教可以深刻地和不可思议地对人们产生一种继续的影响，唤醒其心灵。因此，“宗教原理是知识，从整体感觉上来说，就如牛顿的原理是知识一样”。[70]

当然，纽曼指出，神学与自然科学这两方面知识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自然科学是实验的，神学是传统的；自然科学是更丰富的，神学是更严谨的；自然科学是更大胆的，神学是更可靠的；自然科学是进步的，神学是相对不变的；自然科学是未来的想象，神学是忠于过去的。”[71]但是，纽曼又指出，在自然科学与被适当地理解的知识之间很少有真正的冲突，所有科学知识的真理在适当地试验和陈述时能被教会所吸引。宗教神学与科学知识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神学与其他知识有关，其他知识也与神学有关。”[72]因此，在纽曼看来，神学在自然科学的进步中不会有什么要担心的。作为一位被罗马教皇钦封的红衣主教，纽曼就宗教和神学知识提出以上一些观点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

三、论自由教育

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教育”（liberaledu）是一个被众多学者所讨论的问题。那些维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学者使用“自由教育”一词。例如，托姆布里奇公学校长诺克斯撰写过题为《自由教育》（LiberalEdu）一文；又如，哈罗公学教师法勒编辑出版过《自由教育论文集》一书等。与此同时，那些提倡科学教育的学者也使用“自由教育”一词，例如，英国科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就做过题为《在哪里能找到一种自由教育》（ALiberalEdudWheretoFindit）的讲演。然而，他们对“自由教育”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西方教育史上，“自由教育”作为一种正统的教育观念，发端于古代希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这一概念的是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当时，只有奴隶主贵族等“自由民”才能享有“自由教育”的权利。因此，自由教育以自由学科为其内容，以自由民的需要为其目的。对于有闲暇时间的自由民来说，最适合于他们的教育便是自由教育。在中世纪时，在神学光圈笼罩下的“七种自由艺术”（seves）被认为体现了“自由教育”的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从反对宗教束缚和要求个性解放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以古典语言和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到18世纪末，“自由教育”一般被理解为一种以古典著作学习为基础的教育，因而“自由教育”与“古典教育”变成了同义词。这种观念被当作一种正统的教育观念，在以后几个世纪的西方社会和教育中产生了持续的重要的影响。

作为19世纪英国教育家的纽曼也对“自由教育”进行了论述。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往往被看作自由教育理想的权威论述。但是，纽曼并没有跟随亚里士多德去规范他自己对“自由教育”的看法。他认为，自由教育是一种理智的训练，是心灵的普遍培养。纽曼强调说：“从本质上来讲，自由教育仅仅是理智的训练，因此，它的目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培养卓越的智力。”[73]在他看来，自由教育或自由探究是一个人的心灵、理性和思考的锻炼。自由教育与“奴隶般的工作”是相对立的，心灵在体力劳动、手工业中间是根本没有地位的。因此，“商业和手工劳动不能纯粹地称之为‘自由的’，重商主义的职业从根本上来看不是自由的。……”[74]然而，在自由教育这一训练过程中，它不是趋于一些特别的或附属的目的、一些专门的职业或专业，而是使理智为了其自身的适当目的以及为了其自身最高的文化而得到训练。在纽曼看来，理智的完善显然是自由教育的结果。自由教育无疑有助于培养人的一些品质，例如，自由、公正、镇静、适度、智慧等。通过自由教育，不仅使理智得到训练，而且也使心灵高于变化的需要之上。

纽曼认为，经过自由教育训练的一种理智不会是部分的，不会是排他的，不会是鲁莽的，不会是困惑的，而是坚韧的、镇定的、崇高的。因为它在每一件事情开始时能看出其结果，在每一个结果时能看出其起因，在每一个障碍时能看出其规律，在每一个延误时能看出其极限。在纽曼看来，这样的一种理智正是通过自由教育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它能够从不同的现象中找出普遍规律，能够找出事物的特性，能够按照原则行动，并且能够发现事物的因果关系。总之，它能够进行哲学思辨。”[75]很清楚，作为一位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家，纽曼特别强调自由教育在理智训练和促进智力卓越中的作用。可以说，“‘卓越的智力’是纽曼的自由教育概念的王冠”。[76]

正因为如此，纽曼强调说：“教育是一个更高级的词：它意指在我们心理本质上的一个行动，以及一种品质的形成。”在他看来，自由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或者讨论与知识有关联的问题。“剥制鸟的标本或演奏乐器是一种优雅的娱乐活动。……但那不是教育；那并不形成或培养理智。教育是一个高级的词：那就是为知识的准备，以及与那种准备相称的知识的传递”。[77]因此，自由教育不仅仅是学习和运用所学的知识，不仅仅是阅读许多书籍和研究许多科目，而是引导心灵趋向真理。不言而喻，纽曼否认自由教育的价值是任何效用的以及专业的或职业的，但强调使人的理智更加完善的自由教育能使一个人为更多的专业或职业做准备。他并没有否认专业或职业训练的价值和需要，而是强调专业或职业训练必须由一种自由教育作为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讲，纽曼所说的“自由教育”与其说是一种自由学科的教育，不如说是心灵的训练和培养。

纽曼认为，“自由教育”作为一种好的社会成员的训练，其目的是培养绅士。他强调说：“自由教育并不是培养基督教徒，也不是培养天主教徒，而是培养绅士。作为一位绅士，他具有一种经过训练的理智，一种文雅的举止，一种公正的、公平的和不带偏见的心理，以及一种高尚的和谦恭的生活行为。”[78]在英国教育史上，绅士自16世纪以后一直是英国传统学校教育的理想目标，因此，维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纽曼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这一理想目标。在他看来，培养绅士的自由教育无疑是有助于公众生活和上流社会的。可以说，纽曼的教育事业的目的就是培养“绅士”，他本人也总是作为“绅士”来发表讲演的。

关于“绅士”的定义，纽曼曾这样写道：“几乎可以说，他是一个从未遭受到痛苦的人。这种叙述既是文雅的，又是正确的。……真正的绅士在行为举止上小心地避免可能在与他们共命运的那些人的心里引起一种不和谐或一种慌乱。”[79]这样的一个人不是傲慢的、轻率说话的和爱争辩的，而是一个在理智上很好地受到训练的人，从而具有卓越才智、趣味雅致、坦率公正、沉着镇静、行为高尚、彬彬有礼等品质。纽曼认为，具体来讲，一个绅士能学会去观察事物和进行思考，以便发现什么是哲理性的东西并抛弃不相干的东西；他能做好准备去占据任何有声誉的职位，熟练地掌握任何科目；他能知道如何与其他人交往，如何使他自己进入其他人的心里，如何去影响其他人，如何与其他人相互理解，以及如何宽容其他人；他能与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共同的话题，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和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他既能与别人交往，又能倾听别人；他既能恰当地提出问题，又能及时地获得答案，同时在行动上也是敏捷的；他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伙伴，也是一个能依靠的同伴；他能知道什么时候严肃和什么时候轻松，并具有一种真正的机智既能使他轻松雅致又能使他严肃认真；他具有一种能在公开场合帮助他自己以及在隐退的时候支持他自己的才能。对于纽曼所论述的“绅士”，英国教育学者哈罗德（C。F。Harrold）指出：纽曼主张的“自由教育”旨在培养“绅士”，即“一个经济上独立的、具有良好教养的和有闲暇时间的人”；他提出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自由的个人’，但更接近于西塞罗时代的一个罗马绅士的模式……”[80]另一位英国教育学者亚德勒（M。Yardler）指出：“纽曼在很多方面是与柏拉图的‘哲学家’教育的完美结果相同的，因为这两位作者都把教育看作一个文明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人最充分地适应于他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所以，纽曼提出了‘绅士’的理想。”[81]

就自由教育的内容来说，纽曼认为，由于古典的学习比科学的学习更重要，因此，主要应该学习古典语言和文学以及古代历史和哲学，理智的训练包含了对古代希腊和罗马著作的学习。纽曼强调说：“阅读荷马很快就成为一个绅士的教育……色诺芬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年轻人应该从心里知道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本书……它们是最早放到男孩手中的一些著作。”[82]他还说：“……荷马和亚里士多德与在他们周围的诗人和哲学家一起，成为所有时代人的教师，而且拉丁文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使世界的教育得以继续下去……通过拉丁文，理智训练的传统得以传播。……我想，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古典著作如此快地成为男孩学校中的教科书。”[83]针对当时一些学者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攻击牛津大学以及批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文章，纽曼反驳说：“我将给你们显示，一种自由教育如何真正地和完全地是一种有用的教育，尽管它不是一种专业的教育。当然，‘好的’是一回事，‘有用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我把它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这将使我们减少很多忧虑，尽管有用的未必总是好的，但好的总是有用的。好的不仅仅是好的，而且能再产生好的，这是它的属性之一。凡是卓越的、美好的、完善的、合乎其自身需要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要外溢，把自身的美好散布到周围四方。……假如理智是我们如此卓越的组成部分，以及它的培养是如此的卓越，那么，它本身不仅是美好的、完善的、可敬的和崇高的，而且从真实和高雅的角度来说，它肯定对拥有者本人和他周围的人是有用的。……因此，我认为，假如一种自由教育是好的，它必然也是有用的。”[84]纽曼甚至说，《爱丁堡评论》上那些文章所说的“有用的”，恰恰就是他所说的“好的”或“自由的”。在1830年3月访问意大利罗马之后，纽曼不仅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还说：“古代希腊永远使我的心在跳动。”[85]到68岁时，他还这样写道：“我有生以来唯一的文体老师就是西塞罗。我想，我应该把一种伟大的理想归于他……而不是其他人。”[86]正因为如此，英国教育学者哈罗德指出：“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处处表现出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的方式。”[87]另一位英国教育学者蒂尔尼（M。Tierney）也指出：“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是扎根于古代希腊的教育传统的……”[88]很清楚，纽曼关于“自由教育”的观点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英国教育学者刘易斯·梅（LewisMay）认为，“纽曼无疑是一个与时代不合的人，因为他尽力想回到古代雅典去……”[89]美国教育学者鲍曼（SylviaE。Bowman）则指出：“古典教育的信徒能够求助于纽曼的支持。”[90]

四、论大学教育

通过担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实践，纽曼不仅对大学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而且对大学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自己曾这样说：“在说到我本人考虑的一个现在激起如此大兴趣和引起如此多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大学教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进行讨论的，而且它在我心里一直占据了支配的位置。”[91]

在《大学的理想》一书的“前言”中，纽曼就明确地写道：“大学是一个教普遍知识的场所。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不是道德的，另一方面大学是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不是以知识进展为目的。假如大学的目的是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所大学应当有学生；假如大学的目的是宗教训练，我不理解它如何会是文学和科学的所在地。”[92]把大学界定为“一个教普遍知识的场所”，这是纽曼关于大学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论点。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应当正确地和彻底地教学生学习普遍知识，因为“大学只有通过教所有的知识分支来教一切知识，而没有其他的方法”。[93]“大学”的名称，意味着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包括所有各种知识，存在着不同的知识种类或领域。因此，纽曼强调指出，大学是为传授普遍知识而设立的，是为学生学习普遍知识而设立的。

鉴于大学的职责是教所有的知识，因此，纽曼认为，它不能排除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神学。他强调说：“没有神学的大学教育完全是没有哲理性的。”[94]他还说：“宗教真理不仅是普遍知识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它的一个条件。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把宗教真理排除在外，那完全是拆散大学教育的网状结构。”[95]当然，纽曼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这并不是要把一所大学变成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