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欧洲大陆地区神学家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二节欧洲大陆地区神学家的教育思想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战马嘶鸣，社会动**，古典文化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罗马时期的公立学校制度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和城市的衰败而消亡。有一批神学家，他们也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出于培养神职人员或保存和延续古典文化传统的目的，在修道院或大教堂内创办了中世纪西欧大陆地区最早的一批学校。这些学校此后自然成了教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的发展因此完全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

由于处于历史过渡时期，再加上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所以这批神学家的教育思想存在着差异和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待世俗学问的态度上。他们有的全盘接受，将它与教义、神学并重；有的以是否有益于基督教信仰为尺度进行取舍；有的则完全予以排斥，视之为“异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西欧教育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了中庸之道。其他方面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分歧—整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罗马教会的教育思想决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本面貌。

一、波伊提乌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阿尼奇·曼留·塞凡里纳·波伊提乌（AniliusSeverihius，约480—524或525年），出身于显赫的罗马贵族世家，早年在雅典接受了长期的良好教育，再加上本身聪慧超群，成熟较早，弱冠之年便已投入了社会政治生活。在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统治时期（493—526年），波伊提乌官运亨通，成为国王的近臣。520年，他出任罗马执政官。522年，他与著名的元老西马库斯的女儿结婚，同一年，他的两个儿子与他一同被推选为执政官。此时，波伊提乌的权势和声望达到鼎盛。然而，好景不长，523年他被控叛国罪下狱，后被处死。

波伊提乌在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位罕见的知识渊博的学者，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作为最后一批受过古典文化熏陶的罗马人，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他竭力想保存和延续这种文化传统。在政治上，他试图在异族统治下维护元老院旧有的权威，推行罗马以往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他努力在新的社会和历史形势下发展和丰富基督教思想，使之合理化、现实化，并借助翻译、整理、编纂和注释古希腊文化的成果来培养人们的理性，以此来恢复被战争和异族统治所麻痹了的国民性。担负着这种历史使命的波伊提乌做了大量的著述，内容涉及教育、神学、哲学、科学等方面。

在教育和科学方面，他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翻译了古希腊艺术和科学中最基本的知识，其中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尼科马库斯的数学、阿基米德的机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等，并整理编纂了《几何原理》《算术原理》《音乐原理》等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中世纪成了教授“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的课本。五卷本的《音乐原理》是当时一部音乐思想的完整著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音乐教科书，即使是在今天，这部著作在帮助我们确证古典音乐原理和方法方面，仍有很大价值。

在哲学方面，波伊提乌曾经立志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和柏拉图的《对话集》译成拉丁文，并设法使这两位古希腊最著名的思想家的观点协调一致。但实际上他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正位篇》《解释篇》《范畴篇》以及波菲利对之所做的注释，此外还为《范畴篇》《解释篇》撰写了评注。这些译著和评注在中世纪被广泛地用作逻辑学教材，同时构成了早期经院主义者汲取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主要资料库。作为一名翻译家，波伊提乌在技巧上，亦即在那种转译术语的准确性和艺术性上是非常卓越的，他为许多希腊哲学概念在拉丁文中找到了合适的对应词，并第一次下了标准的定义。所有这一切，对于中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波伊提乌的神学著作有一些还需辨别真伪，目前有把握肯定的是他所著的关于“三位一体”神学命题的五篇论文以及他在临终前撰写的《哲学的安慰》（Philosophisolation）。研究他在这些著作中所表达的神学观点，并弄清他所用的一些对基督教哲学有着重大意义的术语，如位格、实体、存在、上帝的永恒性等的确切含义，对研究基督教思想史和经院哲学是有益的。[12]特别是《哲学的安慰》这部著作，为信仰的理性化和过渡到经院主义哲学开了先河。

波伊提乌涉足了众多的知识领域，在吸收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知识分类法。他视哲学为知识的总汇，由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组成。思辨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存在有神智、理智与自然三个领域，相对应的是三门学科，即神学、生理学（现在所说的心理学）和物理学。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分别研究个人、国家和家庭的行为。由语法、修辞和逻辑组成的“三科”是哲学的工具，其中的逻辑又是思辨哲学的一部分。逻辑与思辨哲学的关系犹如手与身体，手既是身体的工具，又是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波伊提乌将七门自由学科中的另四科组成“四艺”，拉丁文原意为“四条道理”，波伊提乌将它定义为“通向智慧的四条途径”，归属于思辨哲学。波伊提乌对人类知识所做的分类，符合古代知识状况，为中世纪的教育规定了基本框架，古代知识则在这种框架中以百科知识的形式被保存下来。

波伊提乌与古代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一样，没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教育思想，但从他的哲学思想中所折射出来的智慧之光仍给当时和后世的教育以启示，这主要表现在《哲学的安慰》这部著作里。

《哲学的安慰》是波伊提乌在囹圄之中所作。面对命运的突变和死亡的临近，他没有求助于上帝，而是在“哲学女神”的引导下，极其冷静地对人生中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天命、善恶、幸福、自由意志等进行最后的思索。经过思考，他认识到，人生的命运与自然的秩序是同一的，它们支配着万事万物的流逝往复，不依人的愿望而驻足一处。一切靠命运降临的东西，尽管它能给人带来一时的快乐，都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善，“即是那一旦达到而不会再求什么的。那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最高点，包括一切美好事物；如果遗漏了任何一种善，就不能称为最高福善，因为还有可追求的东西”[13]。显然，财富、权势、名誉、享乐都不是至善，因为它们会引起更大的欲望。唯一能满足欲望的幸福是美德，美德不假外物，超越一切外在幸福。只有美德才是人通过自己追求、不依赖命运即可获得的幸福，才是一切人应当追求的目的。相对于善的完全，恶就是缺陷，对于人来说，这种缺陷主要不在于意志，而在于能力，因为每个人都不乏行善的意志和愿望，但往往缺乏行善的能力，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或至善，误把外在幸福作为善来追求。人在善恶的选择上存在着自由意志，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认识受到时间的束缚，不具有上帝的那种预知能力。因此，是上帝决定着合乎至善的必然秩序，他本身即代表着至善。作为人来说，他可以通过为善而获得神性。

以上波伊提乌所探讨的也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众多基督教神学家所长期讨论的问题。波伊提乌是名基督教徒，但他没有盲目地信仰，而是本着理性的态度，运用逻辑推导的方法进行逐步深入的思考。尽管他的最终结论没有离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对具体问题的解释更为理智和现实，因此，对教育更富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他向教育指出，教育的目的应是培养美德，引导人们追求至善；作为教育对象的人是有理性的，有自由意志的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是可教的，而且人人都可教；教育的具体实践应该是提高被教育者行善的能力，首先是提高辨别善与恶、真幸福与伪幸福的认识能力。可见，波伊提乌虽然是中世纪前期的思想家，但其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与中世纪那种消极、弃世、蒙昧主义的精神状态完全不同。

二、卡西奥多鲁斯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约485—约580年）是波伊提乌的同时代人，出身于意大利南部一个属于上层社会的家庭。他曾担任过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秘书，并辅佐过其他两位国王，其主要政务是撰写文告和参与外交活动，这从他的文集《杂录》（Variae）中可以反映出来。但政治生活并不是他长达90余年的人生旅程的主要内容，作为受过古典文化教育，而又处于古典文化衰败时期的人，文化教育才是他一生关注并为之献身的事业。

卡西奥多鲁斯不仅注释过《圣经》，将多部希腊教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而且还独自编纂了一些具有影响的作品，内容涉及文学、历史、神学、教育等。历史方面最著名的是12卷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oftheGoths），它记述了哥特人自神话传说以来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哥特民族的重要史料，可惜留传至今的只有后人改写的简本，历史价值已大为逊色。神学论著《论灵魂》则记述了基督教思想家对“灵魂是否具有物质性”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所编纂的《宗教和世俗文献》（InstitutesgDivineandHumanReadings），这本书在西方教育史以及图书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除了著述之外，卡西奥多鲁斯还是当时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实践者，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对中世纪欧洲教育某些方面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卡西奥多鲁斯重视学校教育，是中世纪欧洲最早将学校教育和修道院制度结合起来的实践者，这一结合对于修道院作为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教育中心地位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6世纪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罗马时期的教育体系随着城市衰败而瓦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发生极大的倒退。即使是那些算是有识之士的教士，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拉丁语法书进行传道的现象。对此，卡西奥多鲁斯和波伊提乌一样，满怀忧虑，他希望通过重建古罗马时期那种系统的、由国家控制的学校教育制度的途径，来恢复和发扬古典文化传统。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也有助于提高教士的素质，促进对《圣经》的理解和对神学的研究。为此，他先后向国王和教皇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和赞助，但每一次都没得到积极的响应。大约在538年或540年，卡西奥多鲁斯退出政坛，全身心地投入重建学校教育的工作中去。他先是着手在罗马创办一所基督教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由政府委派的教师负责教学，教学内容是宗教教育与自由学科的训练的结合。但这一计划因战争的爆发而受挫。于是他离开了罗马，在意大利南部的维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用自己的家产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样，学校教育与修道院制度便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此后修道院学校教育的发展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卡西奥多鲁斯本人则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在此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为了给学校教学和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卡西奥多鲁斯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一方面他四处收集各种文稿，以充实馆藏。收藏的对象不限于宗教，而涉及文法、历史、地理、音乐、农业等方面。不仅像卢克莱修、瓦罗、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这样的古典拉丁作家的作品赫然立于书架上，而且荷马、希波克拉底、加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等古希腊作者的文稿也从东方被收集而来，并被译为拉丁文。[14]此外，他在《神学和世俗文献》一书中还介绍了图书的管理、校对、抄写和修补，并附上了当时神学和世俗学科中优秀著作的书目题解。这本书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欧洲修道院图书馆的必备书。另一方面卡西奥多鲁斯十分重视图书的抄录工作。他在维瓦留姆修道院内设置了抄写室，不仅以身作则，亲自执笔，而且对修士的抄写工作做出正式规定。他十分强调准确性，并要求书籍装订优质和美观。

卡西奥多鲁斯以上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中世纪西欧修道院发展成为重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维瓦留姆修道院图书馆成为其后西欧各修道院图书馆的样板。在中世纪早期，西欧几乎每一座大修道院都开办了学校和图书馆，这些修道院在城市大学兴起之前，在保存古典文化、普及教育以及进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在知识问题上，卡西奥多鲁斯十分重视包括七艺在内的所有的世俗知识，对于古典文化的挽救和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6世纪，西欧的古典文化在战乱中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许多古代著作散失和消亡了。当时的一些基督教教父和教会首领却极力排斥古典文化中的世俗知识，视之为妨碍基督教信仰的洪水猛兽，所以千方百计地限制世俗知识的学习和传播。卡西奥多鲁斯虽是一名基督教徒，但对世俗知识的态度却相当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最后一批受过古典文化熏陶的罗马人，对古典文化自然而然地有着某种眷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古典文化和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在他的有关教育的著作中，他反复证明了学习研究世俗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对《圣经》的正确理解，而且有助于提高对基督教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因此传授和学习世俗知识应是一名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卡西奥多鲁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古人的学习任务成为我们的学习任务吧！”[15]这一呼唤足见他对世俗知识的重视。

从这一思想出发，卡西奥多鲁斯对世俗知识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整理、编纂、注释、抄录和翻译古典文化成果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在总结前人所得的基础上，卡西奥多鲁斯编纂了《神学与世俗文献》一书。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经文的研究，涉及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和历史学者；第二部分是对七种自由学科的说明。对于每一部分和每一学科，卡西奥多鲁斯都介绍了它的发展历史和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观点，并列出了值得收藏的书目。这本书不仅对当时的世俗知识起了普及作用，而且对于后人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其中所列的许多著作现都已失传。在这本书中，卡西奥多鲁斯还正式使用了“七艺”这一名称来概括七门自由学科，并引用《圣经》中“智慧建造房屋，用七根柱子支撑”这句话，把“七艺”看成是智慧的七根支柱，从而赋予其神学依据。从此，“七艺”就被一般教徒视为与教义相一致的世俗学科，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学校教育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