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社会因素（第1页）

第一节西欧中世纪复兴的社会因素

11—13世纪西欧社会复兴的深层社会动因有二：一是十字军东征及其影响；一是城市的兴起与社会分层方面所发生的变动。

一、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一）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

十字军东征作为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1096年一直持续到1291年，共延续了近200年的时间，其间共发动了十多次对东部地中海地区的所谓“圣战”，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热情之高以及波及范围之广都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出现这次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是与其动力因素的多样化、复杂性紧密相关的。

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传统上一般把这次运动更多地归结为一种宗教因素作用的产物，例如，我国学者安长春在《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一书中就指出：“宗教动机是十字军东征的起因和推动力，全部东征活动都是在讨伐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的。”[1]这种观点一直是探讨十字军东征动力因素的主流观点之一。也有学者提出十字军东征作为一次波及整个西欧和东地中海地区达200年的历史事件，它的动力来源非宗教的纯信仰因素所能推动。对此，美国学者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中指出：“十字军代表着中世纪以虔诚、好战及贪婪三种动力为特征的融合，三者都异常重要。”[2]汤普逊也认为：“十字军像任何其他伟大历史运动那样，是由于好久以来起着作用的复杂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由许多个别运动逐渐汇合而成的顶峰。”[3]诚然，宗教因素在表面上直接推动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产生，但作为一次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的历史大事件，任何单一的动力因素都必然无法独立承担起如此重任，在这种单一因素后面，还有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推动因素在发生作用。因此，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因素的组合体，是宗教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政治因素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十字军东征的宗教驱动

十字军东征是一种圣地朝拜热情与基督教普世理想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自10世纪开始，西欧出现了到耶路撒冷朝拜的热潮，这被认为是实现“救赎”的最为虔诚的行动。但这一时期耶路撒冷处于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这使得大多数朝圣的教徒往往要历尽千辛万苦方能达到，这不可避免地在基督徒中酝酿出圣地收复运动的思想萌芽；同时这也是基督教对异教徒进行打击以实现其“以基督精神归化天下”的普世理想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早在10世纪便埋下了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动因。这种动因在11世纪随一次正常的领土之争而得以现实。11世纪下半叶，塞尔柱突厥民族在西亚兴起，于1055年推翻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又于1071年在现在亚美尼亚境内的曼西克特击败拜占庭军队，并且占领了大量小亚细亚的土地，直接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的统治。鉴于国家的危急情况，当时的拜占庭国王亚历克修斯一世放弃与西欧教会间的前嫌旧怨，吁请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UrbanⅡ）援助。这为西方教俗社会向东方拓展提供了契机。为获得行动上的符合教义的正义之名，西欧社会大肆制造塞尔柱突厥人玷污圣地、迫害朝圣者的谎言，从而号召广大教众进行“圣战”以收复圣地，拯救东方基督教徒。这样就使十字军东征在“圣战”的名义下得以合法化。但他们所宣扬的对朝圣者的迫害以及对圣地的玷污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汤普逊认为这些宣传仅仅出于反伊斯兰教目的而利用教众的轻信心理煽起他们的狂热。事实上，早在869年，耶路撒冷教长狄奥多西在写给君士坦丁堡一神职人员易格那提阿的信中，就曾赞扬了东方教会的宽大政策，他说道：“他们是公平的，因而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遭受到压力。”[4]这种状况即使在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后也未曾改变。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的“圣战”不过是利用宗教因素作为一种借口和幌子而已，这并非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本原动因，这也应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语。

2。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利益驱动

对利益的贪婪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根本动因。这种贪婪一方面表现为对东方财富的攫取欲望，一方面也表现在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摆脱之上。

随着地中海沿岸城市与小亚细亚等地的贸易往来的增加，以及朝圣者不断带回关于东方富庶景象的夸张性描述，东方的富足成为西欧整个社会所钦羡的对象。所以在宗教“圣战”的契机之下，他们力图将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羡慕变成现实，因而他们纷纷以巨大的热情如潮水般地涌向东方。这种心态从十字军士兵的信件和行为中即可得到鲜明的体现，“在十字军兵士的行为里或他们的信件里，很少可指明，他们已经一般地放弃那些其他中世纪战争里所反映的动机和欲望”，“他们热衷于下列传说（似乎是更起作用一点），东方神话式的财富、黄金、白银、美女正在等待掠夺者的手，诸如此类的故事”。因此，汤普逊指出：“我们不能不重视‘爱好金银和美女’的**力。”这种**力终于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攻陷而变成现实，此时，所谓的圣战和对异教徒打击的幌子已不再能遮住十字军本性中贪婪的攫取欲望，利益的驱动战胜了基督的正义与仁爱。

同时，十字军东征的利益驱动也源于他们试图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摆脱。长子继承制的施行，迫使无继承权的幼子们“用他们的宝剑来寻找生路”；封建主在其所属土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奢华的生活，除“加紧压迫农奴，使农奴贫困化来弥补自己的亏空”以外，还随时准备“干着任何危险的事情”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多的农奴阶层在教皇缓期偿债和解除人身依附关系的影响下，也希望借此摆脱依附地位而获得独立的人身自由，因此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热情，构成了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所有这些阶层无疑都把十字军运动看成“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号召”[5]，看成他们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对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位观察家曾清醒地指出：“有些人由于好奇心而到东方去；其他的人由于家中生活窘困而需要打仗，不管是反对基督教的仇敌也好，朋友也好，以此来终止他们的贫困状态；还有别的人要逃避他们的债务，要逃避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或要逃避为了他们的罪行而应得的处罚。”[6]由此不难看出，各个阶层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成为十字军赖以形成的深层动因。

3。十字军东征的社会政治驱动

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十字军运动又是一次西欧社会内部矛盾转化和教会重新确立权威的运动。

在经历了6—10世纪的权力不断重组的过程之后，西欧社会开始步入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为了保持这种稳定的长期存在，教会曾发布“神命休战”命令，力图做出在圣日及圣季进行战争系属非法的规定。但西欧社会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好战特性无法保证这种休战制度的顺利执行，就连那些提倡休战制的僧侣们也认识到：“封建社会对战争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把战争完全压制住。”[7]为了把这种好战本性引出欧洲社会，教会试图通过与异教战争的神圣化、正义化来达到该目的。早在西班牙与穆斯林作战时，这种反异教战争就被理想化为正义战争，这种思想在1150年的格累细亚的诏命中得以最终确立，“当时，军事精神和宗教狂热混淆在一起，僧侣和军队汇成为宗教—军事团，而上帝战争代替了上帝休战”[8]。因此，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做到了停止私斗运动未能做到的事情，把封建贵族中大批最残暴倔强之徒引向外地，使西欧社会免于劫掠，这无疑是西欧内部社会矛盾向外的野蛮转嫁。同时，11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从1089—1095年西欧连续7年干旱，使农奴阶层面临生存困境。基柏特·得·诺根特曾记载：“法国人在这时期遭到饥荒，接续而来的歉收，使谷物价格飞腾上涨。唯利是图的商人们，按照他们的惯例，靠着一般人的苦难，还在进行投机买卖。食粮又少又昂贵，穷人吃树根野草来充饥。”[9]再加上这时的封建主为维持原有的奢侈生活而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使得广大农奴不堪重负。这种矛盾已经积聚到了行将爆发的边缘。因此在这时发起十字军东征无疑为广大农奴找到了一条突破困境的出路，从而实现了把国内的尖锐矛盾转嫁到西欧以外去的目的。为使这一目的得以充分实现，教会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给以利诱，例如，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的动员演说中宣称：“凡愿献身于这项神圣事业的人，都将获得最高精神酬报：‘积极参与出征行列，以清赎自身罪愆，永葆天国不朽的荣誉。’”[10]同时他还许以物质**：“这边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由此不难看出，十字军东征的发起是西欧教会和世俗贵族有意识地将矛盾转嫁的产物。

如果说转嫁社会矛盾是出于为社会稳定而考虑的话，那么教会借助十字军运动重塑权威则纯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随着西欧社会稳定程度的增强，封建主势力逐渐增大，出现了要求与教会进行权力重新分配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对世俗社会的控制。此时拜占庭帝国的求援正好给教会提供了一个重塑权威的时机。因为从客观上讲，此时的西欧封建贵族阶层尚无力承担起讨伐异教、援助拜占庭帝国的重任，只有教会利用其精神力量集聚欧洲社会的各种力量方能担此重任；从主观上说，教会自东西罗马分裂导致教会分离之后，一直有统一基督教、光复圣地的理想，但这种理想由于受不同社会因素的制约未能实现。突厥人对圣地的占领和亚历克修斯的求援无疑将这种主客观因素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如果说这次东征能达成光复圣地的宗教目的，教会无疑拥有更为巨大的精神权威，同时它还可以将东西教会二者重新统一起来。出于这样的考虑，教会不遗余力地发动了十字军运动。对此，美国学者霍莱斯特曾指出：“十字军在许多方面有利于教会，它可使教皇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置身于最前方，取得全欧洲的精神领导权。”[11]

（二）十字军东征概述

十字军东征自1096年始，结束于1291年，这一年穆斯林从基督徒手中夺回最后一个据点亚克，从而标志着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结束，前后持续近200年。关于其间共有过多少次东征运动，由于各史家统计方法不同，因而众说纷纭。有8次说，也有11次说等。在近200年的东征运动中，其中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次的十字军东征具有极为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下面简要介绍以上几次东征活动的情况。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在拜占庭国王亚历克修斯的求援下，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在克莱蒙特召开宗教会议，通过组织十字军队伍以“圣战”的名义进行东征的决议。此后从1095年到1096年春，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各地进行鼓动性演说，号召广大教众积极参加东征。在他的精神允诺和物质利诱之下，各地教众群起响应，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农奴阶层响应更为热烈，他们首先于1096年春组成一支六七万人的队伍开始了东征运动。这支队伍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坚实的经济实力作保障，加上沿路受到疾病和劫掠等的打击，到达小亚细亚时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被突厥人轻易打垮，最后只剩下3000多农民逃回君士坦丁堡。如果说这次农民十字军运动是一次序曲的话，那么，在1096年秋季出发的十字军则标志着教俗政权向外拓展的野心和决心。这支由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西部骑士组成的东征队伍共3～4万人，他们从洛林、里昂、土鲁斯与布林迪西分四路出发，于1097年春天在君士坦丁堡会合。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他们迅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攻克尼西亚后，又于1098年攻克爱德沙、安条克，并于1099年6月进逼耶路撒冷城下，围攻一个多月后于该年7月15日攻陷该城。这样，历经3年的东征以圣地的收复而告终。但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后的表现则暴露出了其野蛮、血腥和贪婪的本质。据当时的参与者福尔克里·沙特尔在《耶路撒冷史》中记载：“你如当时置身现场，就会亲眼看到我们的脚踝都被死者的血污染红，但是我还要指明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一人幸存；即使妇孺也不能幸免……而后，一应僧俗人等去往圣墓及圣庙大唱九度音程的圣歌，虔敬地做着祈祷，对他们向往已久的圣地进行朝拜与捐献。”[12]这无疑表明十字军东征宗教性的虚伪与其行为本身的野蛮和血腥。有阿拉伯编年史家曾这样评价十字军：“他们是一群凶狠善战的畜生。”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城后，成立了耶路撒冷王国，由下洛林公爵哥德夫利以“圣墓保卫者”的名义统治该城，后其弟鲍尔温继位。王国下设安条克公国、爱德沙伯国和的黎波里公国。王国依照西欧封建制模式制定了所谓《耶路撒冷条例》，规定了封建世袭制度以及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同时，为了巩固和强化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教皇还组织了几个宗教性的军事组织骑士团，包括神庙骑士团、医护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等，他们与耶路撒冷王国一道，共同建立起了穆斯林包围圈中的基督教王国。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3年）：这次十字军东征是由萨拉丁于1187年光复耶路撒冷所引起的。萨拉丁是以埃及为中心的新兴伊斯兰国家阿尤布王朝的首领，他多才且具有骑士气概，他于1187年10月2日光复了耶路撒冷城，并收复了许多沿海城市。他领导的反十字军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欧洲，由此引发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由三位杰出的国王领导：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和英国狮心王理查。他们于1189年出发企图收回耶路撒冷，但出师不利，由于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小亚细亚乞里西亚过河时被淹死，致使德国十字军返回德国。英法两国十字军部队继续向耶路撒冷城进军，并于1191年攻占亚克城，但由于英法两国国王矛盾重重，所以攻下该城后法国国王即率法国十字军返回了法国，并与德皇亨利六世缔结反英同盟。这样剩下狮心王理查已无力再攻下耶路撒冷城，遂与萨拉丁签署一项条约，即允许基督徒3年内可到耶路撒冷朝圣和经商。更为不幸的是，理查在回国途中被德皇亨利六世所俘，在缴纳了巨额的10万英镑赎金之后才得以重返英国。因此，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虽由于三位著名君主领导而得以留名，但事与愿违，最终却以闹剧收场。自此以后，光复圣地耶路撒冷便成了历次十字军东征的理想和目标，但不想却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这次东征与第一次有许多相同之处，都由教皇鼓动发起［由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IⅢ）鼓动而成］；这次十字军也是由封建主加以统率的。这次十字军东征在所有东征运动中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一次，它最足以说明十字军的掠夺本质。霍莱斯特曾不无嘲讽地评价道：“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十字军东征，它始终没有到达圣地，但就其本身行动而言，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3]这次十字军的原定进攻目标是埃及，试图攻占阿尤布王朝的心脏而迫使萨拉丁退出耶路撒冷。所以十字军于1202年在威尼斯集合，准备通过海路向东进军。当时的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罗同意提供舰船运输35500名军人和4500匹战马，但提出让十字军缴纳85000银马克的运费及分得十字军掠夺财富和土地的一半。十字军无法交付这笔运费，这样威尼斯总督同意十字军队伍倾其所有交纳运费，对于不足部分提出附加条件，即十字军在征途中须代威尼斯攻占新近落入匈牙利国王手中的拉扎口岸。这样十字军于1202年攻占拉扎，攻占拉扎之后十字军并未向埃及开进。由于这时拜占庭帝国内部发生权位更迭的混乱，废帝伊萨克二世的儿子阿历克塞逃往西方向教会求援，这样就为十字军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借口。本来丹多罗由于和埃及密切的商贸往来便不愿意十字军攻打埃及，而拜占庭帝国由于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激烈商贸竞争，引起威尼斯不满，试图将拜占庭帝国排挤出威尼斯的商贸范围之内。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援助拜占庭帝国的借口之下，丹多罗与十字军首领北意孟菲拉侯爵卜尼法斯以及德意志皇帝特使一起，积极策划向拜占庭帝国的进攻。1203年5月，十字军从安德罗斯岛向君士坦丁堡进发，6月底歼灭拜占庭舰队，7月初进抵君士坦丁堡战略中心金兰湾，迫使篡夺帝位的阿历克塞三世出逃，从而恢复了伊萨克二世的统治，但不久即被推翻。一无所获的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决定攻占该城，推举自己的皇帝以瓜分东罗马帝国。于是，十字军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并于1204年4月13日攻陷该城，推举佛兰德斯伯爵鲍尔温九世为帝，建立起拉丁帝国，在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统治之后，于1261年崩溃。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城的洗劫可以算作十字军运动史上最为丑恶的一页，他们大肆抢掠财富，焚毁城内珍贵的文化典籍，焚烧图书馆，破坏艺术品，这些行径致使君士坦丁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高度发达的水平。至此，十字军的贪婪性和侵略的目的暴露无遗。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2年）：有的史家并未将这次十字军东征计入东征之列，但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在第四次东征之后的又一次以光复圣地为目的的东征运动，在此为了写作的方便，暂将此称为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在第三次东征失败和第四次消灭同一宗教信仰的拜占庭之后，西欧人开始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怀疑，由此出发生成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纯洁无罪者才可重新夺得圣城。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之下，西欧人于1212年组成了儿童十字军共5万人，其中包括3万德国儿童和2万法国儿童。这次东征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他们蜂拥到欧洲南部各海岸港口，“出于宗教热诚，竟然相信地中海的海水会在他们面前干涸，为他们铺设一条通往圣地的神秘道路，许多儿童明智地回到家中，其余的则被售予穆斯林为奴”[14]。童子军东征无疑是十字军东征史上最为愚昧的一次东征，体现出狂热群体意识中的宗教理想的愚人性和理性缺乏下的人为悲剧性。这以后，西欧社会逐渐丧失了对东征的热情与信心，虽然也组织了几次十字军东征，但无论就其规模、影响还是声势来讲都无法和前几次相提并论。1261年基督教徒在“圣地”的最后一块领地亚克被光复，宣告了持续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终结。

（三）十字军东征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