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儒家的贤能政治 意义与限度（第2页）

从更本原的层面看，“贤”与“能”本身并不是先天的品格，其形成一方面需要个体自身的学习、陶冶以及参与广义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又离不开社会层面的教育、培养、引导，后者在另一重意义上涉及社会体制对个体的影响：在这里，个体与社会、人与体制之间，同样展开为一种互动的过程。不难注意到，从贤能的形成，到品格的提升，从成就正面的贤与能，到避免品格的蜕变，都无法仅仅依赖于贤能本身，其间总是渗入了广义的社会体制的作用。

作为儒家所追求的特定政治形态，贤能政治显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从侧重之点看，贤能政治以政治实践的主体（人）为关注重心，民主政治则展开为基于一定政治体制的程序运作；从政治权力的确立方式看，贤能政治形成于非选举的方式，民主政治则依赖于不同形式的选举。然而，就实质的层面而言，无论是贤能政治，抑或是民主政治，都既涉及“贤”，也关乎“能”。贤能政治以“君”与“臣”为主体，尽管儒家每每将“贤”与“能”分别归属于“位”与“职”，但在理想的贤能政治形态中，作为实践主体的“君”与“臣”（“明君”或“良臣”）都应同时具备“贤”与“能”的品格。同样，从理想的层面看，民主政治中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物，也不仅需要“能”，而且应当“贤”。

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之辩，同时涉及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从形式的层面看，贤能政治以人的品格担保治国平天下，体现的是人治的进路；民主政治注重规则、程序，更具有法治的特点。然而，如前文所论，在实质或现实的意义上，贤能政治所体现的人治，也无法完全离开普遍的规则以及相关的程序：即使君主的世袭、官吏的选拔，也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并有其特定的程序，如皇位的继承方面便有嫡长继承制。与之相类似，民主政治尽管首先基于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但其有效地展开，也并非与民主政治参与者的个人品格完全无涉。

要而言之，一方面，贤能政治同时涉及规则、程序；另一方面，民主政治无法与个人品格分离，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二者的区分具有相对性。与之相类似，人治与法治的区分也具有相对的意义。就现代政治体制的建构与政治实践的展开而言，我们既需要关注贤能政治注重实践主体的德性与人格的政治取向，也不能忽视民主政治突出政治实践的规则与程序的基本立场。从正面的或建设性的角度看，如何在形式层面的程序、规则与实质层面的个体品格、德性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是现代政治实践需要正视的问题。

[1]《孟子·公孙丑上》。

[2]《孟子·公孙丑上》。

[3]《礼记·礼运》。

[4]《礼记·礼器》。

[5]《论语·雍也》。

[6]《孟子·梁惠王下》。

[7]《孟子·滕文公上》。

[8]《荀子·王霸》。

[9]《荀子·议兵》。

[10]《孟子·公孙丑上》。

[11]《孟子·梁惠王上》。

[12]《孟子·离娄上》。

[13]《孟子·离娄上》。

[14]《孟子·离娄上》。

[15]《孟子·尽心下》。

[16]《孟子·尽心上》。

[17]《论语·为政》。

[18]《孟子·告子上》。

[19]《孟子·离娄上》。

[20]《孟子·离娄上》。

[21]《孟子·公孙丑下》。

[22]《商君书·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