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天理的权威化与良知准则论（第1页）

五天理的权威化与良知准则论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作为普遍规范的义与理逐渐被提到了至上的地位，后者上接了儒家的经学传统，并使之进一步向权威主义的价值观衍化。当然，宋明新儒学的这一主流更多地体现了正统理学的发展趋向。在陆、王那里，与心即理的主张相应，权威主义的原则多少有所弱化。

（一）天理的权威化

义理具有一元性，是正统理学的基本信念。张载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168]程、朱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169]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这一个道理，亘古亘今，未尝有异。[170]

质言之，理（道）是超越时空的最高准则，从古至今，天地之内，一切对象无不受其制约。在此，理（道）的至上性与理（道）的唯一性开始重合为一，而理本身由此也获得了绝对的性质。

作为贯通天下古今的绝对准则，理构成了主体行为所不可逾越的规范。从饮食起居到社会交往，一切言行举止，无论巨细，均应纳入天理的框架之中：“百行万善总于五常。”[171]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亦即理的具体节目。面对天理的绝对制约，主体唯有无条件的顺从，而不能有丝毫偏离：

说非礼勿视，自是天理付与自家双眼，不曾教自家视非礼，才视非礼，便不是天理；非礼勿听，自是天理付与自家双耳，不曾教自家听非礼，才听非礼，便不是天理；非礼勿言，自是天理付与自家一个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礼，才言非礼，便不是天理；非礼勿动，自是天理付与自家一个身心，不曾教自家动非礼，才动非礼，便不是天理。[172]

孔子曾提出了非礼勿视等主张，其中已明显地蕴含着对伦理原则绝对性的注重。理学家则进而沟通礼与天理，将主体对礼的自觉遵循转换为天理对主体的外在规范，从而赋予普遍的行为准则以权威的性质。

天理不仅规范着外在行为，而且制约着主体的内在意识。在所谓道心说中，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如前所述，程、朱将主体意识区分为道心与人心两个方面，并要求以道心为一身之主，而人心则必须听命于道心。所谓道心，无非是天理的内化：“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是无杂，‘惟一’是终始不变，乃能‘允执厥中’。”[173]以道心为一身之主，意味着确立天理的内在主宰地位。如果说，礼对行为的规范，主要体现了外在权威对主体的制约；那么，道心为主，则使外在权威内化于主体意识。从非礼勿视到道心为主，权威主义的原则渗入价值体系的深层。

权威主义原则体现于广义的意识形态，便展开为拒邪说、斥异端。宋明理学形成于隋唐之后，一度兴盛的佛学虽在宋明已渐趋式微，但仍余音未绝，因而理学家的拒斥对象，首先指向佛学。在理学家看来，佛教虽有某些理论上的建树，但作为异端，它在总体上必为学术之害：

异端之说，虽小道，必有可观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体也。[174]

从理学的衍化看，尽管它多少吸取了佛学的某些观点，并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儒释道的合流，但在总的价值取向上，理学始终将佛道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拒。这种拒斥不仅仅是一种门户之见，它在本质上乃是以权威化的大道否定作为异端的小道。

理学所谓邪说，当然不限于佛学，它在广义上包括正统理学之外的各种观念体系。理学刚刚崛起之时，便遇到了荆公新学的有力挑战。对王安石的新学，理学家始终抱有敌意，二程甚至认为其害大于释氏：

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175]

孟子曾力辟杨、墨，理学家对非正统思想的抨击，无疑上承了这一传统。这种批评，有时甚至近乎人身攻击，如程颐在给太皇太后的上疏中，即指斥理学之外的学人“志趣污下”，系“浅俗之人”[176]。在朱熹与陈亮的论战中，朱熹对事功之学的责难，同样表现出拒邪说的趋向，而这种拒斥，又与维护儒家之圣学相联系，从朱熹的如下批评中，便不难窥见这一点：“世之学者，稍有才气，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业，圣学工夫。”[177]

可以看到，在排拒异端邪说之后所蕴含的，是独断论的原则，事实上，在宋明新儒学中，天理的权威化与儒学的独断化总是交织在一起，二者的共同特征在于以一元排斥多元。张载早就指出：“既得一致之理，虽不百虑亦何妨！”[178]坚执一理而拒绝不同观点的争论，确实构成了理学基本的思维趋向。诚然，从经学的衍变看，宋学（包括广义的宋明新儒学）相对于汉学而言有注重义理、善于存疑的特点。二程便指出：“学者要先会疑。”[179]朱熹也认为：“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180]但宋明新儒学所谓疑，主要限于版本真伪、训诂校勘等方面，如朱熹曾质疑《古文尚书》、古文《孝经》、《孔丛子》等的可靠性；但对经义本身则不容有任何怀疑。换言之，只要经典真实不伪，则其义理断不能疑；在独尊经术这一点上，宋儒与汉儒并无二致：

道之大原在于经，经为道，其发明天地之秘，形容圣人之心，一也。[181]

道在六经，何必他求。[182]

义以反经为本，经正则精。[183]

如此等等。天理的权威最后还原为经学的权威：在经学独断论中，权威主义的原则获得了其传统的基础。

汉儒治经，常重家法，其逻辑的结果则是由尊经而尊师说。宋儒虽不再如汉儒那样拘泥家法，但并未放弃崇圣宗师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看，理学家在这方面似乎走得更远：

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184]

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贤程先生等所解为主，看他所说如何，将己来听命于他。[185]

圣人言语，自家当如奴仆，只去随他，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