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2页）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是20世纪初思想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虽然以人生观为其主题，但亦涉及了科学与哲学之辨，而在此前及此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也一再成为沉思的对象。当哲学被置于科学主义的视野之下时，科学化便往往成为追求的目标；而哲学的科学化，往往又伴随着科学的哲学化。后者赋予科学以某种形而上的品格，并使之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君临思想与文化领域。

科学与人生、科学与史学、科学与哲学等关系的规定和辨析，主要从生活世界及文化价值领域等方面展示了科学的普遍涵盖性和科学的无上尊严。就科学本身而言，方法往往又被赋予某种优先的地位；所谓科学的万能，首先常常被理解为科学方法的万能。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和考察，具体展开为关于科学研究程序、规范等的理性化界定，这种理性的运作规则和方式，同时被视为合理的知识所以可能的条件；它从一个更为内在的方面表现了对科学普遍有效性的信念及科学合理性的追求。在科学方法的独尊中，科学在更内在的层面上被看作是合理性的象征，并进一步成为膜拜的对象。

在科学被赋予至上价值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某种影响，从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邓中夏以科学代哲学，到郭沫若等以科学方法治史，等等，都表现了这一点。“科学的”常常成为“正确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后来往往也渗入了具体的实践过程，其中包含多重历史意蕴。

中国近代科学的形上化过程既有传统的渊源，又伴随着西学的东渐。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它无疑具有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但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历史意义。从时间上看，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与西方的科学主义具有某种同时代性：在西方，尽管科学主义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但经典形态的科学主义则首先与实证论相联系，而实证论大致崛起于19世纪中叶，并衍化展开于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前期；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基本上也形成于这一时期。然而，二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却并不完全相同。当西方的科学主义取得较为完备和成熟形态时，近代启蒙的历史过程大致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推崇科学的意义已不主要是以理性主义、实证精神等抗衡经院哲学、神学独断论等，而是更多地被引申为技术社会的规范观念。相形之下，中国近代科学主义兴起之时，经学独断论的思维方式、权威主义的价值原则等前近代的观念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一具体背景，使中国近代的科学观念及与之相联系的实证精神、理性原则等同时呈现出历史的启蒙意义。同时，以科学的推崇为前提，逻辑、实验方法也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它对于克服传统思想在这方面的内在弱点，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科学向哲学的某种趋近（如进化论之转换为天演哲学，等等），也往往为近代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一种观念的支持。科学信仰与思想启蒙、科学观念与逻辑及方法论、科学认同与价值体系的重建等联系，似乎赋予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以不同于西方科学主义的内涵。

科学主义的展开在20世纪的中国自始伴随着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在肯定科学具有“无上尊严”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对现代性的维护，正是在这里，呈现出科学派提升并泛化科学的另一重意义。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内涵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现代化侧重于广义的社会变革，包括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政治运作等一系列领域的深刻转换；现代性则更多地涉及文化观念或文化精神，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原则、人生取向等，而这种文化精神和文化观念又常常与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现代性既以观念的形态折射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革，又对现代化过程具有内在范导意义；相应地，对现代化的疑惧，往往表现为对现代性及与之相关联的启蒙主义的批评。在20世纪的后半叶，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所谓后现代主义曾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提出责难，这种批评固然展示了不同的立场，如后现代主义较多地表现出悬置理性主义传统的倾向，而A。麦金泰尔等则在批评启蒙运动以来的伦理观念的同时，又提出了回到传统（亚里士多德等）的要求，但二者在质疑现代性这一点上又相互趋近。现代性，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价值形态下的现代性，当然亦有其自身的问题，它所包含的技术理性过强等偏向，常常容易引发对人文价值的疏离，然而，对正在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近代中国而言，现代性无疑又体现了某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向。从后一方面看，较之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包括玄学派）由责难科学而消解现代性，科学主义对现代性的维护固然存在种种片面性，但同时亦似乎较多地展示了某种时代意识。

然而，如前所述，科学在泛化之后，往往也容易导致科学本身的异化。科学按其本性具有批判的性质，它拒斥独断的教条，要求一切都经受理性的评判，但在“主义化”之后，却常常被规定为真理的化身，并蜕变为独断的权威；作为启蒙思潮的重要构成，科学在对超验之神的否定与人的力量的肯定中，也内含着某种人文的关切，但随着它向生活世界和人生领域的渗入，它似乎又趋向于将人非人化；就其历史发生而言，科学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实践的历史需要往往为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最本原的动力，而这种需要又关联着价值界，然而，科学的形上化，又一再使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如此等等。科学的这种异化，普遍地存在于不同形式的科学主义（包括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之中，而如何重新对科学做合理的定位，则是反思科学主义之后无法回避的问题。

科学的异化这一现象之后所隐含的，是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技术与生活等多重紧张关系，克服科学的异化，意味着超越以上的对峙和紧张。科学与人文在前近代曾以统一的形态存在，但这是一种未经分化的原始形态的统一。近代以后，科学与人文开始由合而分，这种分化在科学主义那里逐渐引向了二重知识、二重文化、二重领域的疏离和对峙，它不仅导致了文化的冲突，而且也引发了存在的分裂。科学与人文从分离走向统一的过程，既指向广义的文化整合，又意味着扬弃存在的分裂，恢复存在的二重相关向度；质言之，回归具体的存在方式。

科学与人文的分野，内在地蕴含着不同意义上的理性追求，这里所谓不同意义的理性，首先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科学主义突出的主要是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它以有效性为指向，并往往将智慧消解于知识，从而导致智慧的遗忘和人的片面化。从终极的层面看，理性化的真正内涵应当是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所谓全面发展，既指知、情、意的相互协调，也包括知识与智慧、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变革世界与成就自我（成己与成物）的统一，而以上统一同时又展开于人的存在与对象世界彼此互动、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历史实践之中。

合理性的不同追求与世界本身的分化往往具有某种对应性。工具理性所认同的是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人文的关切则与生活世界难以分离。科学主义将科学的世界图景视为唯一真实的存在，不仅引向了对世界的抽象理解，而且难以避免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价值、生活世界与科学图景的对峙。超越以上分离和对峙的现实途径，在于返归“这个世界”——回到生活世界。这里所谓生活世界可以广义地视为人的实践与认识展开于其间的具体存在。回归这个世界当然并不是拒斥或疏离科学的世界图景，它应当更全面地理解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生活世界的统一。正是如上统一，构成了化解科学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想之间紧张的历史前提和本体论的基础。

[1]哈贝马斯已较具体地分析了科学及技术的意识形态特征（参见Habermas，TowardsaRatioy，London，Heinemann，1971）。除了上述不同理解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学派亦往往对科学作了不同的界定。如实证论者首先将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而德国的人本主义者，如狄尔泰，则把人文学科也纳入科学之列。

[2][美]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又，布鲁诺·来图也强调了科学的活动性与过程性，当然，后者更多地强调了这种活动的社会背景。参见BrunoLatour，SAbridge，MAandLondon，HarvardUyPress，1997。

[3]D。R。G。Owen已指出，科学主义的特点在于将科学的有限原理转换为无所不包的教条，从而使之超越了具体的知识领域（参见Oweism，Man，andReligioheWestminsterPress，1952，pp。20-21）。

[4]参见[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参见C。Hakfoort，“SceDeified∶WilhelmOstwald&#eticistWorld-viewaoryofStism”，AnnalsofSce，xlix（1992），pp。524-544。

[6]这里似乎可以对片面或狭义的人类中心论与广义的人类中心论做一区分。宽泛而言，人类当然无法完全避免“以人观之”，所谓生态危机、环境问题等在实质上都具有价值的意味：生态、环境的好否，首先相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无论维护抑或重建天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价值意义最终都在于为人自身提供一个更完美的生存背景，就此而言，广义的人类中心似乎难以完全超越。然而，在片面或狭义的形态下，人类中心论所关注的往往仅仅是当下或局部之利，而无视人类的整体（包括全球及未来世代的所有人类）生存境域，由此所导致的，常常是对人的危害和否定，这一意义的人类中心论，最终总是在逻辑上走向了自己的方面，它也可视为狭隘的人类中心论。

[7]J。齐曼（Ziman）已指出：“政治的唯科学主义的最宏伟的形式就等同于技治主义。”参见[英]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26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8]F。A。Hayek，Theter-revolutioudiesontheAbuseleheFreePress，1952，p。166。

[9]R。vonMises甚而将文学中的叙事诗、小说比作物理学的思想实验，其中亦表现出以科学裁套各个文化知识领域的趋向。参见Mises，Positivism：AStudyinHumaanding，Cambridge，MAandLondon，HarvardUyPress，1951，p。291。

[10]参见dD。Edge，StificImagesandTheirSocialUses：AnIntroduoftheceptofStism，Loh，1979。

[11]引自TomSorell，Stism-PhilosophyaionwithSdonandNewYe，1991，p。2。

[12]参见CasperHakfoort，“TheHistraphyofStism：ACriticalReview，”inHistoryofSce，Vol。33，December，1995，p。388（London）。

[13]TomSorell，Stism—PhilosophyaionwithSdonandNewYork，1991，p。1。

[14]郭颍颐曾把唯科学主义区分为两种表现形式，其一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其二为“经验主义信条的唯科学主义”，前者“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其他方面即物理科学的自然并无不同”，后者“把科学作为一种最好的东西，并把科学方法作为寻求真理和知识的唯一方法来接受”。参见[美]郭颍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事实上，就科学主义的现实形态而言，这两者常常是交错重叠的，郭氏以此来划分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不免显得机械生硬。

[15][德]海德格尔：《世界图象的时代》，见《海德格尔选集》，89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6]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一再看到这种趋向，直到现在，在各种形式的“工程”（文化工程、社会工程等）中，仍不难发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