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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大程度上，两个原因促使我完成了这次写作。一是长期媒体从业经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从日报到期刊，从记者、编辑到所谓主编，作者对媒体业有着非常切近的实践和观察。中国的“话语”，往往需要进入场域、语境加以考察，方得真义。由此不仅激发了对这一行业及其从业者历史的兴趣，也获得一些个人体悟。这对穿透本文的诸多问题帮助不小，诸如媒体管制、舆论操作以及作为把关人的从业者所发挥的角色功能等。在此方面，近代报人登场时喧嚣的历史场景虽已远去，但很多问题却依然新鲜，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思忖。

另一动因是延续了作者对晚清报人、近代舆论的关注。当然，与此前的个案研究比，本书结构上更为复杂一些，而研究者常试图达成自己某种解释的努力，这里亦不能免俗。

读书或者说所谓研究，对我而言迄今并无多少目标，更多的是一种较为私密的业余爱好。在此首先须感谢两位老师的导引，他们让我有兴趣继续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学习道路。一位是社科院已故学者李斯颐先生，一位扎实而低调的学者，虽不为公众熟知，所涉研究领域如晚清官报、新闻法规等成就皆获公认，在新闻史学界一直受到尊重。写作本文查阅文献，他的名字一再出现于海内外学者著作之中，本文对李斯颐先生已刊论文和未刊书稿也多有使用。退休之际的突然故去，令人十分意外和难过，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令人受益终身。

另一位是博士导师张鸣先生。张老师是公众熟悉的知名学者，不过很多人只是他直率、生动的历史著作读者，这多少遮蔽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事实上，他的研究视野相当开阔，对政治制度史，中国乡村、农民等社会史以及思想史领域多有涉入，且常有独到见解。如果走入他的书斋，你一定会吃惊于其中的庞杂。张老师素来自嘲“野路子”，支持、鼓励研究上的百无禁忌和开阔自主，不迷信或囿于理论。虽然本文并非他熟悉的领域，但长期治近代史的心得、见解与问题意识，无疑都让作者受教颇多。

写作也好，研究也罢，从来甘苦自知。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心得、检讨值得分享一下，我想可能会有几点。

一是，本文展开于晚清最后几十年，一段充满张力的多事之世。所谓晚清，无论传统的鸦片战争后，还是甲午战争为节点，或本文所描述舆论史意义上的1872年之后（《申报》《循环日报》此后面世），其中事件、人物庞杂，历史场景跌宕起伏。与上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大叙述相比，这段历史可谓具体，与个体人物、事件研究相比，却又不失其大。如果说回望历史存在一个看不见的“望远镜”，这算得上一段“中景”，无大历史的恢宏和个体的生动，却既见森林，又见树木。和很多朋友相似，我也偏好具体而微的历史叙述，对大历史研究敬而远之，既无宏大叙事的能力，也无此兴趣。不过却日益理解在很多时候，个体、具体的历史并不能以此推彼、“以小见大”。如秦晖老师所言，如果完全回避所谓宏大叙事，历史就会变成一大堆碎片，仍需要一定的归纳。很多历史现象的解释确需依赖长时段与开阔的视野。以此观晚清报人，诸多个人参与办报机缘差异很大，行动断断续续，其中目的、心理或可得见或并不可得。但与此同时，近代传媒业在中国兴起，众多新旧知识精英史无前例地卷入，则是一个可靠的现象或“史实”，以“群体”和一个较长时段对此给予历史“中景”考察，显得非常必要。此前我对一些历史人物抱有兴趣，一度想加以继续，但考虑再三还是觉得需由点入面，加大视野与跨度。当然，几十年历史之下，本文所涉传教士、洋务运动、新闻立法、近代城市、立宪运动等，皆大而复杂，行文如同田径中的八百米跑，需要一直发力却又要疾驰而过，不能或无力施展，因此相当吃力，尤其对我这个“外行”来说。好在研究写作从来都是一个学习过程，迎难而上，不避其陋，也是应有之意。

二是，与具体历史的考证、辨析相比，思想史被不少人认为很“虚”，一个重要理由是，历史从来由统治者和具体行动决定，观念、言论等“虚”的东西并无多大作用。历史虚实之辨，自然是个大话题，具体历史研究当然非常重要，在一个普遍浮躁的时代尤其如此。不过却不能否认历史从来另有一番“实在”。近代新式报刊兴起促进新观点的产生和流通，后者来自一篇篇纸上言论，其中充斥新的“义理”、“观念”，这些东西似乎虚无缥缈，却深刻影响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进而左右历史进程。所谓“虚”的东西，往往并不虚无，仿佛流水，虽难以把握，转瞬即逝，但因其流量强弱、流向逆转、裹挟泥沙等，假以时日无不力量惊人，不断改写地貌。哈耶克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在我看来，这句话不仅指向“观念”，更指向观念的传播者、操作者。围绕大众传媒在中国的兴起与流变，以及现代媒体、舆论和传媒精英对近代史的影响，迄今深入的研究可能不是多了，而是仍显不足。当然，“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对历史“问题”的叙述和解读，无不隐含自己的偏好和对当下的关照。这个话题，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完。

最后须说明，这并非历史学著作，所用文献虽有不少首次使用，原则上主要却是利用与主题相关的确定研究，很多并非“第一手”。材料上也尽可能使用已出版的“文集”、简体和中文。这自然有偷懒的一面，却也和本文旨趣、路径有关。这本“杂书”除了不是历史研究，也没有围绕某个学科理论、框架展开。一定要说中心诉求，所围绕的无非两个问题意识：传媒精英在近代中国如何生成和变化，体制内“清议”如何转化为体制外的一种反抗力量（“抗议”）。此外，作者试图对此之于晚清政治的影响加以描述，同时引入一些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如果说这些尝试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稍获新的解释力，或由此发散出更多的追问，激发一点新的思忖，无疑已达初衷。

晚清知识精英对报刊的认知、理解，可视为知识权力化的新尝试。本文借鉴了政治社会学的一些角度，如参考关于“话语”“象征”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作用的相关理论，如“文化构造理论”，又如知识分子在使社会运动“客观化”，将利益群体转化为以意识形态运动所起的作用（齐美尔）。此外，作者从新文化史、剑桥学派获益不少，前者经常在印刷出版史研究中显示出解释力，后者代表人物波科克则认为如将政治思想真正当作历史学对象，须考虑其“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中产生多种含义”。近代中国，大量印刷传媒制品的出现造成了一种“脱离语境”的过程，激发了作为“受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批判性，这意味着“语言”的生产和解读更加复杂，对近代报人的研究自然不能不加以考虑。上述诸多，并没有在书中大加发挥，却真切影响了作者思考路径，且由于出版时略去文献内容，因此需加以说明。

最后，在此真诚感谢马勇、许纪霖、雷颐等学者，给予我的学术访谈或当面释疑；感谢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她是本书不少内容的最早读者，一直给予谬赞与鼓励；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唐绪军所长、宋小卫研究员，北京大学的陈刚教授、胡泳教授，与作者“亦师亦友”，帮助很多，在此特别致谢。邻居解玺璋先生，我经常从他那里受教，虽然我们聊梁启超、汪康年的地点有时有点奇怪（比如小区早点摊上）。感谢上海社科院王敏女士、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王维江教授，将宝贵的英文资料邮寄给我参考。上海廖梅女士，是国内研究汪康年最为深入、全面的学者，两次上海咖啡晤谈，令人如沐春风。

借此也要向高全喜、任剑涛、干春松、赵鼎新、周濂、许章润、熊月之、张力奋、冯克利、徐弘、程曼丽、李金铨等师长表达感谢，在不同程度的学习或交往中，他们给予作者不同程度的帮助与启发。新闻史学界广受尊重的方汉奇先生，笔者曾偶然府上拜访，他对历史研究的不断探索与反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者对近代报人、舆论的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受益于他及其随后的一批学人（如书中所引黄旦、李彬、吴廷俊等先生以及一批台湾学者），他们扎实而深入的研究无疑构成了此后重要的基础。

好友、工作搭档以及本人长期“嘲讽”对象许知远，虽然我们每次聊天总会跑题到漫无边际，一片迷茫，对我来说却常有意外启发。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他此前要求把书稿发去“学习”一下，考虑到内容“面目可憎”，且对饱览群书的作家毫无帮助，为避免遭到批判，这一要求遭到作者拒绝，直到出版前夕。他正在撰写新的梁启超传记，为此一头扎进学术故纸堆里钻研，加之出色的叙事和细节能力，那将是一本可以期待的优雅而深入的佳作。直到今天，知远仍是国内最为敏感的观察者和值得尊敬的写作者之一，当他的笔触面向当下和过去同时展开，无疑将更有力量。

本书付梓，北师大出版社“新史学”负责人谭徐锋先生，编辑宋旭景女士、蒋智慧女士付出了相当心血，在今天的出版环境下，他们认真的态度和所坚持的出版旨趣，令人尊敬。本书作者患有严重拖延症，最后的出版是他们督促和宽容的结果。本人虽在工作之余，陆续对原文做了诸多修补，不过还是多有遗憾，不过作为一个阶段性思考结果，我想可以保留这样的面貌，而把更多的想法、写法留给今后。

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每当我们闭上眼睛试图思索，那些从前聪明的脑袋就像无数的保龄球一样向你汹涌滚来。任何写作或研究无非来自兴趣、智力和勤奋，本文作者兴趣虽多却勤奋不足，且不够聪明。所幸这样的写作可以让我们遇到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前人，他们的智慧可以烛照后来者，激发一番思考与想象上的探索，尽管那些曾经困惑他们的问题，多年以后，仍在这个国度里飘**。

李礼

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