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困境 独立与依附（第1页）

二、困境：“独立”与依附

在充满争议的报人生涯中，汪康年不乏独立办报的努力，不过此时这种“独立”与对传统权力的依附经常缠绕在一起，暧昧难分。

汪康年与晚清各类官员交际颇多，有的交往甚密，不过基本以民间身份示人，较好保持了报纸的非官方面貌。这位早期报人的生活充满艰辛，经济问题令其办报底气不足，但在晚清至民国报人独立办报的发展史上，汪不容低估。

汪氏一生，政治见解多有变化，“党团性”并不明显。虽与张之洞、刘坤一[73]、瞿鸿禨等官员关系颇近，但更多的是某一时期某个政治目标的短暂契合，关系上借重多于依附，所办报刊喉舌特征较弱，这与康、梁报刊活动相当不同。早期汪康年借重张之洞运营《时务报》，也曾因“中国议会”获得刘坤一支持，进京办报则得到瞿鸿禨、端方等人支持。不过汪却与上述人士不断发生冲突和破裂，毕竟“‘借权维新’本来是一个需要不断妥协、不断调整的过程，汪却过于原则性地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与其所借之权之间不断发生分裂”[74]。

比较之下，“康有为，梁启超是最先知道利用报纸作为政治斗争武器的人”[75]。康门弟子在《时务报》时，公开以地域党团示人。[76]邹代钧评价康门“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点中特征。后者虽有明显进步目的，对外则排他性明显。汪康年虽在不同时期发起或参与一些社团，但均未持久，基本没有归属固定党团组织。身边即使有严复等一批政治立场接近的朋友，彼此交往多为旧式文人的“君子之交”。从留下的师友信札，后人能感受到这些交往多属就事论事的应酬、讨论。

汪氏寄希望于官方改革，但略带迂腐的性格常为官场人士所厌。张之洞希望他继续作为幕僚返鄂，但“尚书力尼其行，先生坚不从”[77]，汪最后留在上海办报而非张之洞身边，无疑是违张之意而坚持自身诉求，后者事实上也未将汪康年视为心腹，只是觉得他干练勤勉，能主持实事罢了（因筹建中国公会等，汪在新派人物中已得“通达洋务”之名）。与张关系亲密的梁鼎芬曾如此表述张对汪康年的评价：“（南皮）谓穰虽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然讲经济，办事有力。”[78]此“不甚明白”和“不定处”，显示两人思想达成默契的困难。

总理《时务报》，汪康年常被后人视为张之洞“代理人”。张之洞思想复杂[79]，幕府精英众多，他们的见解不能理解为张的思想。[80]张之洞“在那时的中国可以算是开拓性人物”[81]。“尽管张见风使舵，他仍然有力地反对晚清政府中的顽固派，促进合理的现代化发展。”[82]此外，张之洞未能控制《时务报》，经常指斥令其恼火的言论。如《时务报》转载《辟韩》一文，张指使屠守仁写了一篇《驳辟韩书》，骂该文是“蔑古拂今，干纪狂诞之说”[83]。汪康年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后，张发表《劝学篇》第六的《正权》篇予以驳斥。[84]

“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倒是汪康年时常挂在嘴边的理由，以应付各方压力。对此，缪荃荪在致信中不无抱怨地说：“自湖北回，接手书与穰卿书，方知总理不能管主笔之事”，并透露张之洞打算“开官报驳诸报不纯矣”[85]。湖北方面由于无法控制《时务报》，拟另行设立自己的新报纸。叶浩吾、梁鼎芬等人的来信中，可见张对汪的恼火。1897年年底《时务报》刊登徐勤《中国除害议》，梁鼎芬更是责备汪康年站到了康有为阵营。[86]对于张之洞的不满，汪康年当然不可能不视，而是力图保持各方势力平衡。纵观整个《时务报》时期，梁启超和其他康门弟子共发表百篇以上言论，只有一篇由汪康年之弟汪诒年做了小的改动。[87]汪、张均属稳健的务实改革人士，具体事情多可合作，这使得康梁与汪康年发生报纸之争时，张反对政治上更加激进、具有党团性质的前者。对他来说，务实做事的汪应当更加安全，张之洞和孙家鼐等改革派官员与其说是支持汪康年，毋宁说是反对康有为。

瞿鸿禨是另外一位与汪康年关系密切的晚清重臣，两人且有师门名分，“丁未政潮”更是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不过汪并非瞿鸿禨一党。瞿作为清流领袖有无自己党派不论，汪康年对他也无言听计从，甚至颇有微词。瞿鸿禨任江苏学政时因《时务报》言论“直斥至尊，心何以安”，写信劝告汪康年“少加谨慎，留意收选”[88]，后者对此不置可否，显示出貌合神离。至于《京报》对官方的批评和丑闻的披露，显然并非来自授意，瞿不会自就险地（因此下野），那只是汪氏素来报刊方针而已。

创办《时务报》至辞世，汪康年主持报纸，勇于批评。《时务日报》创刊恰逢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蓄意扩大法租界辖地，报纸表达反对，且印发大量传单在租界内外分发。法总领事为此下令捕头传谕分守各桥梁，见有出售《时务日报》者，立即夺下送入捕房，声言“饬移捉馆主人根究”；对于戊戌政变，“舆论界对此噤若寒蝉，惟《时务日报》对它仍不断有所报道”[89]，其中《详志都城近事》一文，更是报道官方捉拿戊戌六君子的情况。

有人以《金陵十日记》投稿，揭露南京军政警政腐败。汪康年“乃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旨”，将此文发表于《中外日报》，引致两江总督端方大怒，上海苏松太道蔡乃煌手令转致汪康年，要求今后“须先将文稿交彼阅看”[90]。此事被称为开中国政界公开干涉报纸言论恶例，遭汪康年拒绝，“先生坚不允，曰：此腕可断，此稿不能缮也”[91]。《中外日报》彼时经济状况本已不佳，最终报纸股份转卖蔡乃煌。《京报》以批评政府和权贵闻名，公开率先报道和批评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贿赂庆亲王奕劻父子事件，并为此发表一、二、三论系列文章，结果“诸宵小遂衔恨刺骨，咸欲泄愤于先生亦”[92]。汪预料到了这份报纸未来被封的命运，在《京报》的一篇议论里，他专门写了几句“以告力能封报馆者”，表达自己的愤怒与不满。[93]。

对于当时社会环境下批评者的怯懦，汪康年颇为感叹。[94]在晚清中国政治环境下，“能如汪穰卿之于辇毂之下，官僚威权极盛之地，设立报馆，批评时政，既不失于偏激，复无畏于权势者，实不多见”[95]。汪氏稳健于外，骨子里却不失旧士人的桀骜。除了拒绝对张之洞言听计从，对新派官员如黄遵宪、熊希龄也不例外。在黄遵宪干预报社组织时，他不客气地反驳：“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96]熊希龄曾随五大臣出洋考察，1909年派充东三省正监理官，财权在握，彼时炙手可热。参与远东通信社后，熊不与该社负责人王慕陶商量，擅自改变远东通信社组织结构，以领袖自任。同样参与通信社的汪康年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为王慕陶打抱不平[97]，令熊希龄被迫放弃。

但须承认，汪康年虽以民间报人面貌出现，却一直与官员保持千丝万缕关系，或受其赞助，或借助其势力，此中虽有无奈之意，很多行为却是主动而为。毕竟汪的理想是从上而下的改良。议会等西方制度也好，新式报刊也罢，对他来说始终是改良政治的工具。对政府的批评，则颇有恨铁不成钢的哀怨。和那个时代新旧思想杂陈的知识人一样，汪的批判继承清议传统，骨子里仍不失为一个权威主义者，希望依托威权解决中国的问题。1904年汪康年进京补应朝考，得授内阁中书，按照汪诒年的说法，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盖以欲入京办报，又恐无因至前，易为人议，故乃有补应朝考之举”[98]。即使此言不虚，仕途已非汪氏兴趣所在，却至少说明直到此时汪康年仍相信，那个官方的科举功名，能够对他的报刊事业大有提升，心态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