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怨恨与新政治文化（第1页）
三、“怨恨”与新政治文化
（一）公民政治文化萌芽
以政治社会学[63]视角，传媒与政治社会化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在现代政治之中，传媒开始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64]主要包括传播政治知识、影响人们政治观念和态度、培养人民的政治技能和政治素质等。报人在晚清公众的政治取向和行为再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利用报刊参与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其中充满不满和怨恨。
对政治过程与传播有敏锐洞悉的鲁恂·W。派伊[65]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观部分”。在这种观念下，政治系统由互动行为和互动角色组成。如果说，公众舆论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观点[66]，政治文化则是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态度、价值观和政治取向，阿尔蒙德所谓政治体系的心理维面：“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67]后者形成于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更加稳定和持久。政治文化与公众舆论关系密切，常常纠缠一起，互相影响。报人建构带有不满和抗争色彩的舆论，在晚清政治文化转型中，不断注入异质元素。
历史一再显示，政治文化经常领先于政治结构，对后者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政治权威的下降与传统政治生活的失序、行动的失灵，导致社会公众对旧有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68]激进的革命鼓吹自不必说，改良派报人的启蒙，客观上也推动传统臣民文化的瓦解。公民政治文化虽没有塑成，但国民、公民在报刊上的使用日渐频繁，显示了一种新政治文化的萌芽。早在1898年，保国会在《保国会章程》已使用国民一词：“国权日削，国民日围”，流露了异于传统政治文化的气质。“国民”和“公民”此后常被使用，在报刊传播下日益流行，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公民”的权利、抗争意识，传统政治文化颇受冲击。对此清末遗老胡思敬曾有生动记载：“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张）裂稿抵地，大骂。”[69]由此可见，“公民”之说已进入官方高层文件，社会风潮，可见一斑。
公民取向的新政治文化，重要特征之一正是政治参与。[70]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使用“公民”指代国民，大力鼓吹政治参与的意义。他认为生于一国之中，只要年龄达标，“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71]。在回顾了西方争取权利、自由历史后，梁氏认为中国其实没有平等、阶级和宗教等问题，“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是参政问题和民族建国问题。[72]现代报刊的媒介特征之一，正在于它“要求受众作深度参与，这种参与是公共的而不是隐私的”[73]。报刊推动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为新的政治文化所推动，报人成为其中重要的动员者。
晚清政治文化的再造与报刊鼓吹如此密切，因此过程急切、仓促，不过在一个全面转向崇拜“新”的社会里，效果却很惊人，大有摧枯拉朽之势。此时旧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要义如君臣之纲已受到强烈冲击。当然，传统臣民政治文化背后的社会心理没有失去土壤，只是暂时潜入社会风潮之下，整个政治文化的更新，需待民国之后。
（二）报刊如何激发不满？
报人对政治参与大为鼓吹，民众却难以得到满足，这催生一种相对剥夺感，结果激发包括改良派在内的不满和怨恨。无论是革命还是立宪派导入的新概念和话题，时髦而“先进”。民族主义、共和主义、民权革命、平等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生计革命、平均地权、平均人权、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这些新话语的大量涌现，形成为日渐浩大的新信息流，它们传播、连接、辐射，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孕育着全国的政治气候”[74]。但新政治理念所描述的“理想”蓝图，与实际差距颇大，难以在短期达成，更多激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较之书籍，大众传媒具有浓重的当下意识，“提供读者社会文化变动的临场感，让其认同与社会现实紧密连结”[75]；报刊讯息的即时，让读者渴望从这里读到的不是复古、返古的真理，而是与时而变、时时更新的当代思潮。读者通过关注当下更多展开的是共时性比较，而非传统心理的今昔对比。舆论中心上海，各种媒体充斥着中西对比、中日对比，这种内容取向实际上捕捉了清末政治变动中的诸多矛盾，激发现实的不满和民众怨恨。
社会变迁导致个人生活方式变化，常激发孤独、不安甚至怨恨心理。除了强烈的当下追问，报刊将社会中的“不满”放大，集体行为的发生，往往“重要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认知”。“怨恨”可以为信念再造和夸大。在很多时候，“某一人群虽然受到剥削却由于种种原因不会因此而产生很强的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而他们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受到一些本身并没有直接受到压迫的知识分子灌输一种政治理念所致”[76]。李普曼注意到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77]。后者不再是社会真实，却被误以为真，并让人民对此做出实际反应。经过散布、放大和夸张，晚清报刊塑造了一个全社会不满、反叛行为得以同情的氛围，马克思所谓“革命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想象。
当人们把目光投向怨恨的主体，应注意到，中下层通往上层的流动渠道大量丧失所导致的“新兴知识人在社会变动中积聚起来的怨恨”[78]。此时的报人群体对动**中的国家、社会高度敏感，危机感深重。他们处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疏离于体制之外，无疑成为怨恨主体之一。作为民间新公共媒介，报馆既是失落知识人的栖身之地，也是他们发泄不满的主要渠道，这必然传染和鼓噪着其他人群。
（三）革命与“怨恨”
舍克称：“革命往往是由怨恨培育出来的”，特纳则认为“集体行为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79]。结构性怨恨被认为是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产生的几个决定因素之一。一个集体行为之所以发生，重要的经常不是真实，而是“认知”。
辛亥革命迅速获得成功，清政权的突然崩盘和多米诺骨牌式倒戈，更多应从社会心理给予解释。此时改革派知识精英已转为支持或同情、默许革命。怨恨情绪在社会各阶层蔓延，为政治改革的失效、滞后所推动。新政推出后引发诸多矛盾，立宪政治却以皇族内阁的面貌推出，更是令本已不满的立宪派精英大为愤怒，国会请愿运动没能使这种不满得到补偿，加之铁路收归国有等行动伤害地方绅商的切实利益，让这个政权成为众矢之的。
远离政治中心的乡村，怨恨情绪没有城市明显，但另有不满。与城市相比，它更多来自于生活的体察和生存困境，比如农产品和手工业在世界贸易体系下遭到破坏，洋人通过教堂、进口商品“压迫”农村等，而朝廷对此难以作为，后者害怕洋人甚至帮助洋人，这些都构成了乡村世界里的不满。此外，科举废除后儒家大传统的衰落在乡村造成了巨大的失落感，农民对西学和新学堂表面上无奈接受，却心存不满。由于社会重心转向城市，乡村生活不仅各种成本加大（如教育），也导致作为沟通和利益维护角色的优质乡绅流失（进城）和劣绅的兴起。当然，乡村的不满虽有自己的土壤，如果没有外部原因的激发，很可能会与千百年相似，处于隐忍状态。然而知识精英的宣传或城市反抗运动的辐射，让乡村的不满得以浮出水面。这里与报刊上那些西学、革命、立宪虽有相当距离，报刊批判内容和新的思想武器不为乡村熟悉，却也腐蚀着官方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乡村世界的不满可以通过自身思想资源加以释放，比如同情革命，很多却视其为“反清复明”，但承认这是一种“义举”，而非乱臣贼子。
启动政改的清政府激发了社会期待，却无法满足，体制之外报刊于是成为社会意见的发泄口，新政虽在大方向上与辛亥革命目标一致，不过“对于这种改革的怨恨，却成了同一目标的更大变革的起点”[80]。此时的怨恨比专制之下更为严重。正如杨度在光绪三十三年致信梁启超所抱怨的，“排满革命”已“几为无理由之宗教”。民意此时已经完全不站在政府一边，当革命到来，人们或助推或袖手旁观，默认其倒下。孙中山曾称革命必先革心，他总结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年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