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动员背后的报人（第1页）

一、社会动员背后的报人

（一）报刊与结社

晚清报刊通过两种方式来发挥在政治参与、社会动员的独特功能：一是在政治结社合法化之前，自身作为一个“合法”社团发挥组织功能，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文字结社”；二是报人与社团的紧密勾连，充当思想解放和集体行动的发起人，这对催生中国现代社会运动至为关键。

文人结社特别是政治性质的结社，一直为历代政权所禁止。有清一代，更是高压禁区。甲午后社团一度借危亡之势兴起，却不敢不强调“自强救国”，张之洞承认这种群集乃是“目睹欺凌”和“诸事停滞”，“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1]。但结社一旦展开，介入现实政治则是应有之意。一开始就旨在开展一种广泛的改革运动，试图从体制外施加动力。戊戌党禁之后，诸多社团被宣布非法，一直到1908年的《结社集会律》，官方仍不承认“政治结社”，只承认一般集会结社合法。此间虽有1904年承认商会合法地位和1906年后的预备立宪，最高统治层对干预政治的结社，态度并无松动，甚至在《各学堂管理通则》中明确说明，学生自治团体为非法。1907年农历十一月，官方先后下诏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禁止绅商士庶干预政事。[2]开放党禁和政治结社的解禁要到武昌起义后，在所谓《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才被迫仓促承认。

现代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正是结成或通过新兴社会集团参政。政治结社虽不为官方承认，晚清以学术、实业面貌出现的团体一直大量存在，不断发展，这推动了一般性集会结社被写入《宪法大纲》，从而突破二百多年的结社禁令。预备立宪后清廷颁布《结社集会律》：“凡以一定之宗旨合众联结公会，经久存立者”为“结社”，认可“与政治及公事无关者，皆可照常设立，毋庸呈报”。只是将其中有关政治者称为“政事结社”，此“非呈报有案，不得设立”。[3]这个共有三十五条的法律实际承认了言论、集会和非政治结社的合法性。据统计，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前后，“不包括秘密活动的革命团体，仅仅公开性的结社，就有六百余个之多”[4]。

1900年之后的新式团体，主张自主和合群，实行一定民主原则和程序，稍有实力的群体一般办有报刊。这些社团里的知识分子，“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5]。社团与报刊不仅关系异常紧密，且很多时候合二为一，报人同时兼备社团人身份相当普遍，此为近代报人职业化之前的突出现象。梁启超、汪康年等人走上报人道路，首先着手的常常是创办强学会、中国公会这样的机构。甲午后至新政开启，各学会为促进政治改革，大力提倡新学和广开风气，为此知识精英们纷纷成立学会，报刊开始时不是结社者的机关报，就是依靠社团的副产品。此后报刊虽发展壮大，仍与社团互相依托，人员和体系常交织一起。例如，东文社、戒缠足会、女子学堂、蒙学公会和农学会等与《时务报》皆有关系，其中不少以《时务报》为据点。由于来访者众多，《时务报》报馆甚至一度规定每天下午三点为接待时间，“欲赐教惠顾者，请于三点钟后枉驾”[6]。

社团与报刊的深入结合从戊戌维新时强学会之于《中外纪闻》，一直到日后的保路运动、立宪运动，莫不如此。如湖南士绅“铁路股东共济会事务所”创办《湘路新志》《湘路周报》，政闻社[7]出版《政论》以及国会请愿同志会[8]的《国民公报》，四川保路运动的《西顾报》等。很多社团事实上承担了部分政党之用。从维新运动开始，不少名为学会的团体实质上已是政治组织，尽管尚不能与政党相比，但在现有体制之外，无疑开辟了一种精英群体交往和联合行动的新平台，将开明官员、士绅勾连起来，加之握有报刊以为传播，政治动员能力显著提升。从《时务报》《湘学报》《国闻报》到《民报》《新民丛报》《苏报》，一时左右社会心理。

无社团之名，有结社之实。报刊作为一种合法的社会表达机构，被默认和延续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思想解放者，通过报刊构成了一种现实和文字空间结合的政治行动，报人与作者、读者所构成的报刊共同体通过言论、辩论和信函回馈等，形成了一种正当的政治讨论空间，这种空间既有物理意义上的符号，更是心理意义上的，类似梯利所言的“情境空间”。[9]

（二）报刊与社会运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中国群众政治运动之始，界定于公车上书，“有为当中日战役后，纠合青年学子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兵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就初始而言，公车上书仍是一种士人行动，限于传统科考精英圈。然而，此后当这种改革诉求的集体行动诉诸办报，梁启超等人转型为舆论巨子，对象转向更为广泛的公众，从而将体制之外的更多阶层动员参与到政治改革中来。辛亥革命之前，一些集体行动如保路运动、国会请愿，事实上已是一种大异于传统的社会政治运动。

现代社会运动和集体性政治抗争，伴随现代国家兴起，与传统集体抗争行为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伴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将之概括为：变迁、结构、话语”。[10]与传统中国的革命与体制内士人小团体运动不同，大众媒体主导的动员“话语”，为现代社会运动所需。从世界历史考察，社会运动与文化普及和印刷业发达关系极大。“正是通过报纸、演讲稿、小册子等形式，印刷的民主含义才真正显示出来”[11]。晚清报业勃兴，时值社会裂变之际，迅速成为社会运动的触媒。报刊抗议激发社会运动，很多集体行动借助报刊“话语”构建意识形态，并发起思想认知甚至行动动员，由此传统的集体行动才转变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运动。革命的爆发，如果将其当作一个整体看，“文化革命实操着革命的全面领导的大权。全面革命的大方向总是被最先到来的文化运动所决定”[12]。这种文化、思想上的领导不能因其隐性而被否定。

不同于革命暴力，抗议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巩固而非削弱了政治制度，只是当儒家传统的抗议精神对接西方政治思想，通过现代舆论工具激活后，则日益演变为一种体制外的政治反对力量。它依托舆论和公众力量，借助近代民主、权利等新“义理”，并与现实中的集体行动如铁路借款、国会请愿、保路运动等紧密结合。

在此期间，报刊抗议不仅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甚至本身可视为一种特殊“社会运动”。首先，“言谈”本身即具有相当的政治意义：其中所运用的措辞、劝说可视为一种非暴力政治方式，这种劝谕或教化在古典政治中具有悠久的传统。波科克称，政治政论者“通过说与写，他实际上是在借言行事，或者说在做一些言语行动”，“这些言语行动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作用于他人从而也作用于他（思想家）或他们（他人）的环境”[13]。

中国历史缺乏合法的集体政治抗议模式，在威权国家中采用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抗争有着很现实的考虑，因为社会运动容易为专制镇压，这迫使社会运动参与者多使用传统文化为“外貌”的方式，后者具有文化上的正当性，使得政府一下子难以找到镇压的借口，形成所谓的“安全空间”。[14]文字抗议，具有这样的传统特征。新式报刊的出现带有传统公论和上书陈情的想象，获得了表达的合法空间，启蒙和抗议得以展开。

其次，通过将政治诉求和信仰相同、相似的人结构起来，报刊文字动员催生了政治意义上的公众，使其中的人们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和共同的不满，即塔罗认为的那种出版带来的“符号性互动”效果。这构成一种更为基础的社会动员。一旦出现社会事件等外部触媒，报人不仅可立即和社团联合发起行动，甚至可通过报刊号召直接引发社会集体运动，这一点在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等运动中较为明显。报刊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具有明显的行动意识，是晚清报刊的一个重要特点。

最后，传统中国跨地域的人际网络，主要依家庭、村落、宗族和各种正式、非正式宗教，这与政治专制的发达和社会空间发育的低下有关。报刊所构建的网络，是一个外部动员体系，不仅可以放大和引导社会运动，很多报刊乃是专门为某个社会运动而设（如为拒俄运动（1901—1905年）创刊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报刊言论与社会运动的紧密配合从戊戌变法前后已开始，在著名的反对建储事件中，媒体给予很大关注和放大，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和《清议报》也积极参与。[15]《苏报》将经元善的奏文刊载，由此“建储事件把社会舆论对政变的不满，由私下的发泄转变为对后党广泛的公开的抗议”[16]。此后几次著名社会抗议活动，或由报人群体发起，或得到了报界强有力配合。“苏报案”中，报人借助租界司法体系将审判的法庭转为表达抗议的公开阵地；围绕“秋瑾案”展开的舆论，“可谓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发达及其影响清朝官府政治作为的典型例证”[17]。关涉铁路利益展开的几次运动，报刊强化了其中的“抗议”味道。[18]预备立宪启动后，报刊将议员的反对描述为一种合法的“抗议”手段，如称“资政院对于湘抚举办公债违法之抗议”[19]。经过公开描述，政治抗议在很多知识精英看来，已成合法手段，手法由此得到拓展，从言论抗议到请愿等行动，更加日常化，甚至被视为当然的权利。[20]

四川保路运动，川人尤其感受到报刊的重大作用，立宪派精英，借助报刊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西顾报》每日销量高达8000份，罢市罢学运动后更是高达14000份，该报十分激烈，公开称“大泽恨无陈胜起”[21]，并号召军事准备：“一家有事百家齐聚集，他的手快我人多。刚到快砍不完七千万脑壳，哪怕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鸣胜锣。”[22]早于《西顾报》创刊一个月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是保路运动的另一个舆论中心[23]，蜀中民众阅读报纸经常“涕泗横流，且读且哭”。该报第一号印出的3000份，“仅2个小时即便售罄”[24]。从13号起发行即达15000份，罢市运动后报纸高达5万～6万份。[25]保路运动虽由蒲殿俊等四川立宪派士绅发起，不过很快失去控制，演变为一种带有悲愤色彩的全民反抗运动，原因既有官方应对的蛮横，也与上述几份报刊的渲染、动员，不无关系。

由于掌握报刊媒介，媒体精英与新式社团以及随后的政党互相渗透、依附，“拥有大量的经济财富（商会成员、绅商）或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有能力向最高及地方当局直接施压，并发起政治抗议运动，从而对清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造成侵蚀性的冲击”[26]。报界对于商界意见的表达日益关注，尤其是商会与地方政府的对抗。商人依托商会参加了多次抵货运动、地方自治等政治活动，这一群体此后在民国更是作用颇大，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抗议力量。[27]20世纪10年代的最后几年，各地咨议局成立，使这里“成为变相的政党机关，有了合法的地位”[28]，立宪派知识精英策动了数次全国性群众请愿运动，与报刊言论抗议互相呼应。因此，高慕轲认为“1908—1913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29]是特别重要的两点。

早期社团合法空间较小且组织松散，转变为准政党如“同盟会”后仍很松散，更不必说那些泛政治化团体。组织和管理上的困难，令晚清社团的组织、运动能力有限。直到辛亥结束后的1915年，梁启超还认为：“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以今日之中国人而组织政治团体，其于为团体分子之资格所缺实多。”[30]辛亥革命前十年，社会运动的次数虽呈爆发式增长，特点却是自发性强、组织化程度不高，这与社团松散而过多依赖报刊鼓吹动员不无关系。

国家对“社会运动”通常具有归化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极端事件如革命的发生。但清政府在制度建设上长期滞后，对社会利益分化、瓦解与民众心理的变化，缺乏深刻体察，对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较差，难以应对新的政治变化。政府在新政和立宪政治时期不能不说有相当作为，不过释放的矛盾和改革期待却更为巨大，当官方无力应对社会变迁及其伴生的挑战话语，最后的覆灭之门，由此打开。

（三）纸上言论对乡村的疏离

报刊社会动员，为一种媒体型社会动员，主要是通过对报道内容的选择、评价等言论活动，对读者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以及行动施加影响和改变。在各政治势力角逐，意识形态竞争激烈的晚清，不同报人的政治诉求和动员程度，大有差别。

从需求看，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后期的立宪派、革命派，办报兴趣都很浓厚。官方和保守派对报刊舆论的认识相对稍滞，虽一度大办各种官报，但官方话语已日益失去社会信任。改革者与革命派则聚集共识、制造认同，各自构建了诸如国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理念。他们利用报刊的鼓吹，手法有所谓“共通”原则，即“先提出一个目标，形成一致的舆论，继而鼓吹一致的步骤与行动，且相信其所提出的步骤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31]，目的性、倾向性明显，此时虽有《大公报》等较为中立的报刊，但总体上舆论造势非常明显。革命派自不待言，改革派也是如此。梁启超曾公开承认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以及《知新报》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之范围也”[32]。革命派合法手段不多，缺乏与官方的良性互动，在宣传鼓吹的道路上不能不更加积极，激进报人的政治宣传煽动色彩浓重，不仅语言喜欢直接和偏激，甚至不惜编造内容。不少报刊在辛亥年为配合武昌起义四处编造胜利的假新闻，是为极端典型。

以对象范围观察，无论是进入城市还是留在本地，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者都将底层民众作为社会动员重要目标。戊戌变法前后，《时务报》《国闻报》这样的报刊，尚以知识精英内部流通为主，试图影响官方改革，新政启动之后报刊明显多了启蒙国民的诉求，城市底层群体和乡村农民事实上都是启蒙对象。[33]白话（官话）报的创办人既有立宪派也包括革命党人。“先进分子开始以各种形式（俗话、白话报、政治小说）向民众灌新的国家及民族意识。”[34]统计显示，超过140种的完全白话报出现在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35]虽有上述努力，围绕报刊言论引发的社会动员本质上却是城市而非乡村的。作为新式知识精英，报人启蒙、动员主要在城市展开，受众虽波及乡村却远非主体。革命报人尽管在很长时间将动员底层群体作为主要策略之一，但从租界和海外发布的革命话语，接受者仍集中在城市，对乡村的扩散影响有限。与政权关系更为密切的改革派，报刊舆论主要解决的是自身政治参与问题，借报刊对政治施加影响，对象多在中上阶层。

此外，报刊的创设和发行也主要围绕城市进行。晚清经常性印数达万份以上的民营报刊，上海只有三两家，北方印数最高的《大公报》也只发行约4500份。虽然模仿日本的阅报讲报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报刊与普通群众结合在一起，但以识字人群为基础，白话报虽出现，真正推广和普及要等到1917年文学革命之后。所谓不需认字的“讲读”则一般需配备士绅、学生等专职或兼职讲解人员[36]，经常集中讲读两至三小时，主要集中于城市，距离一般的乡村底层仍然遥远。在农村，虽有每逢集期（即每旬2至3次）赴市井茶肆宣讲，但尚不普及。阅报讲报所的主要影响人群是城市识字平民和新式学堂的学员，以及新军（如与辛亥起义有密切关系的武昌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对普通乡村的影响，不能过高估计。《东方杂志》在1905年的一则评论称，“偏僻省份求一报馆而不可得，以数百万里之地设报馆者不及百之一，数万家之县阅报者不及十之一”[37]。在乡村以及一些交通不发达的内地城市，报人施加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乡村与那些激动人心的报刊文字，仍相当隔膜。

报刊世界与乡村疏离的重要症结在于互动方式历史性改变。新式报人与乡村很多时候已不在一个“公共空间”之内，更难以分享共通的语义。城市知识精英所操作的报刊是一个带有虚拟色彩的非现场交流“空间”[38]，对乡村而言相当陌生，远非他们熟悉的事务。[39]中国农民素来缺乏与官方交流的法定公共空间，更没有以纸质文字定期互动的习惯，而多由士绅为中介，这种中介的流失和报刊中介的出现，乡村短期尚无法适应。城市的“舆论空间”在文本上不同于传统的典籍和学堂启蒙，它们使用新的包括从日本引入的各种新语言、新主义，讨论全国性和国家、民族层面上的“大事”，共同兴趣和反馈集中于城市，乡村民众对此陌生而彷徨。报刊言论搅动的影响，更多的集中于知识精英和城市新职业群体，如工商业和新军。因此，“晚清最后十年滚动于文字之中的思想潮流与农村社会更加遥远”[40]。对乡村底层民众来说，他们此时仍陷于“尘俗世界”，为日常生活而挣扎。

由此，晚清报人所建构的舆论，难以代表底层乡村“民意”，控制力和影响主要发生在城市。哈里森（HarrisonH。）指出，中国乡村民族主义并非由报纸（neers）激发，而是由消息（news）引发，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消息主要仍是由口头表达，因此不在现代化精英手中，后者控制着报刊。[41]尽管革命党人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影响所及却多限于知识阶层。直到革命爆发，很多下层民众甚至仍将革命指认为“反清复明”。毕竟，“在一般历史条件下，下层民众的意向是通过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释放能量”[42]。尽管报刊业和新型社团的大量出现，以及政府控制能力的相对匮乏，晚清出现“事实上的公民社会”，但没有充分制度化[43]，乡村的传统结构并未改变。“知识人曾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中国一时独亢，但自农村社会里的人看去，他们始终来自彼岸而不在常人和常理的界度之内。”[44]

辛亥革命总体上是温和与城市性质的，对乡村的社会动员需待日后。辛亥革命之际的农民，对革命的期待主要包括减免租税和否定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要求[45]，这些问题并没有随着民国的到来而解决，作为晚清新政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农民问题和不满没有在一场城市精英领导的革命中获得释放，中国也走上了以农村的破败换取近代化的路径。钱穆认为，辛亥革命有假革命之嫌，因其引入了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而不得不相随以各种“文化革命”与“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的对象为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主张推翻经济组织，与相随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46]。五四之后知识精英更多将目光投入农村，其中既有各种乡村建设运动，更包括政治动员。在人民共和与党建国家的理念下，知识精英寻求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社会革命陆续展开。由于国民党政权将治理重点仍放在城市，这为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广泛政治动员空间，后者取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具备有相当的能力，渗透到了广大农村地区，取代了士绅残余势力，发动农民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运动”[47]。后者由此从农村所获得的收益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统治者。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随后到来，但知识精英却在此过程中从乡村流出，他们在乡村发挥的影响力，日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