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第3页）

[71]该律规定讪谤“是一种惑世诬民的表揭，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慢、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甚或以非法强口；又或使人人有自危自乱之心，甚或使人彼此相仇，不安生业”。（第四章第四条，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16页）

[72]《民政部奏请修正报律条文》，《申报》，1909年11月8日。

[73]有统计称“1898年至1911年，约有53家报纸涉及惩罚：30家被查封，14家被勒令暂时停刊，其余则遭到传讯、罚款、禁止发行、禁止邮递等处分。办报人中有2人被杀，15人被捕入狱，还有百余人遭到拘留、警告、遵释回籍等处分”。（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

[74]可参见屈永华：《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报刊与报律》，《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75]〔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76]以逢慈禧寿庆不宜公开杀人为由而判杖毙。

[77]《民政部奏请修正报律条文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日。

[78]其中明确规定：“关于本律之诉讼由审判衙门按照法院编制法及其他法令审理。”

[79]《何广东报界之多不幸》，《申报》，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转引自张运君：《晚清报刊检查程序述论》，《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80]与极权主义相比，专制主义本来亦有一定的博弈空间：“专制主义是多元的、相对的与分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治权并不操在一个个人或团体的手中。”极权主义则是一元、绝对的，可视为专制主义的最高阶段。极权主义特别容易在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发生。（参见《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236页）

[81]《肃邸固非徇无理之要求者》，《申报》，1910年9月20日。

[82]李斯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83]〔美〕詹姆斯·博曼著，黄相怀译：《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中文版序。

[84]1861年4月，法国驻沪代理理事爱棠甚至向法国使馆报告说：“一寸地皮也买不到了。”（参见〔英〕哈瑟：《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第22页，转引自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101页）

[85]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83页。

[86]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9页。

[87]《上海工作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关于〈苏报〉案的会议记录》，《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转引自熊月之、袁燮铭：《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第316页。

[88]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397页。

[89]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90]许纪霖认为，北京具备了更多的学术社团，也与政治距离更近，这里的氛围更适合知识生产，而不是批判。进入民国后，这里是中国大学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根据地。此后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和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绝非偶然。（参见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91]分别见《本报外埠分销处》，《警钟日报》，1904年7月1日；《本报带派处一览》，《大陆》，1903年第4号。（转引自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92]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26～30页。

[93]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第287页。

[94]《马关条约》后的1896年，唐宝锷等13名中国青年负笈东渡，前往日本东京的神田区留学。

[95]李喜所主编：《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96]实藤惠秀认可1905年和1906年都约为8000人，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39页。另有1906年留日学生人数7283人和12000人两说。（参见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表一）晚清留日学生总数则有著作称38982人。（参见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第305页）

[97]〔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549～550页。

[98]在此之前漫长的中日交流史中，中国一直以老大帝国和文化宗主国的地位俯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1660—1867），200多年里日本翻译中文书籍109种，中国翻译日文书籍仅为区区4种。

[99]据〔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52页表5统计。

[100]熊月之：《西学东进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0页。另据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96—1911年，中译日书共为958种，社会科学类366种最多，占译书总量约38%（其他种类为世界史地175种（18%）；语言类133种（13%），此外其他科技译书近百种）。（参见张承谟：《近三百余年中日图书互译概况：兼评两本中日译书综合目录》，《世界图书》，1989年第5期）

[101]作新社主要翻译进化论、民约论和世界近代史。

[10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2页。

[103]1906年夏，景梅九创办了一个具有山西特色的报刊：《第一晋话报》，面向国内发行，这个白话月报共出版9期，因言论偏激被禁止输入而停刊。在此前后他创办了几个以“晋”字为名的报刊。

[104]张之洞不仅是推动赴日留学最热衷的中国官员，亦是中国1905年废除旧式科举教育的幕后推手之一。

[105]“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474页）

[106]理论语言学者洪堡特曾提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而美国人所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则认为，语言有力地决定了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是形成世界意象的积极因素，被称为语言决定论，当然，这个说法颇有争议。

[107]〔法〕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108]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3卷本，总序第4页。转引自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