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媒体对传统政治的挑战（第1页）
四、新媒体对传统政治的挑战
比起学会、学堂这些组织媒介，报刊舆论对晚清影响最为突出。如果说传统清议带有一定的公共舆论色彩，但与现代报刊这样面向不特定受众的媒介相比，前者在舆论的生产、扩散上效果非常有限。近代报刊虽处于现代传媒业早期，但基本具备了大众传媒的特性和效果。哈罗德·伊尼斯称，“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08]。此番言论无不夸张，不过现代报刊所“生产”的舆论，其特征与新的技术和传播手段所激发的社会效应，无疑对传统政治的运转带来了历史性挑战。
（一）放大、虚拟、负面信息偏好
印刷语言和机械化生产使沟通更加频繁，令大众传播成为可能。大规模的同一印刷产品的高频生产和定期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而众多媒体对同一话题（如立宪等）的同步报道，使得这种意见产生共鸣效应，制造出社会普遍关注的面貌。大众报刊普遍自具“放大”功能，这是一种潜移默化过程，一般难以被觉察。
与传统书刊相比，时效性强的日报、周报是密切关注当下的现代媒介，具有明显的共时暗示。读者几乎在相同的时间段（报刊出版后的一个短周期内），共同进行阅读，这给了报刊集中赋予意义或激发受众反应的能力，可较为迅速地得到回应，从而干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共同阅读的意识广泛存在于阅读者头脑中，人们以为无数的他者正和自己一样同时阅读，并产生相同、类似的情绪，尽管事实上在很多时候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由此不仅增强了传播的实际力量，也激发了对报刊的仪式感。
而这一切的发生，并不为早期媒体受众所熟悉，结果往往是强化了媒体的力量和权威。
在各种界定“舆论”的表述中，参照晚清报人的社会环境，笔者较为认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描述，即舆论就是那些被大众传媒揭示出来而被当作多数的意见。“沉默的螺旋”[109]，描述了社会从众心理与趋同行为，指人们倾向于公开表达和传播那些多数人认可的意见和观念，而避免自己单独持有一些态度和信念而遭到孤立和社会惩罚。而在对环境“意见”观察中，公众明显倾向于采用大众传媒所反复描述的“词汇和观点”，因为后者通常被认为代表了“多数人”。
大众媒介与社会互动，“环境监视”被认为是其突出的一个社会功能。被引为经典的拉斯韦尔“三功能说”即包括环境监视功能。[110]新闻从业者也因此被赋予社会看护者的角色。虽然媒体对社会环境的观察、反映存在相当偏差，无力展示真实的社会面貌，但却因其反馈于社会，产生了一种失真的互动效应。大众媒体崛起后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可视为社会规模和复杂程度加大后的一种“现代化”后果。
媒体人通过选择的事实和意见构成了一个拟态世界，后者虽不是社会真实却可以真实地反作用于社会本身，因此尽管存在误认，但现实却日趋与媒体提供的图景趋同，这种“拟态环境环境化”的效果，已多为传播学者确认。[111]投身传媒的早期人士不仅制造了错误而虚幻的参与感，也往往将报刊的文字世界，视为现实世界，将自己符号化的思考，作为行动本身。
而由于吸引阅读以及商业市场的招揽、竞争，现代媒体天然倾向追逐负面信息，因为几乎所有读者都对反常事件更有兴趣，这背后有着大众媒体受众的真实心理需求。反常事件经常意味着“消极评价”，对政治信息的揭露来说，这可以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事实上他们对政治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在一个非民主的封闭政治运转状态下，尤其如此。麦克卢汉称，“报纸的版面披露社会运转和交往中的秘闻。因此，报纸揭露阴暗面时似乎最能发挥其职能”[112]。这种倾向让报刊建构的舆论，天然带着批判色彩。即使从新闻业客观报道的诉求角度看，也更多呈现出“冷眼旁观”的中立面貌，而非“赞美”。“赞美”不仅无法凸显作为社会力量的报刊存在的独特价值，且面临失去受众的危险。晚清各种官报出版虽多，却无法在民众之中获得影响力，原因即在于官方喉舌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
（二）互动与传统政治的去魅
大众传媒塑造的舆论，必然互动而非封闭。报刊舆论披露的社会热点和政治批评，官方回应程度不一，但无论压制还是正面回应，无疑是对传统权威神秘性的去魅。[113]对公众而言，上述互动可视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且具有明显的权利暗示和挑战鼓动。
传统政治的权威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神秘之上，这种神秘既有君权神授的神圣性，也体现在现实政治中君主只与少数高级官员保持互动；除了接受命令和进入诉讼体系，普通民众表面上并不与官僚体系正面交涉，而是通过士绅作为中间人，整个政治体系对民众来说封闭而神秘，后者因科举选拔机制而进一步得到强化，科举精英掌握了典籍义理和文字书写，传统政治体在神授之外的世俗权威也得以持续稳固。在此治理之下，传统政治很少对公众开放决策过程，日常决策的合理性没有受到体制外力量的挑战。
现代媒体从诞生伊始，其功能和角色决定了它致力于消除人们的距离感。此趋势从早期报刊到日后的网络媒体不断增强。如果说神秘感是传统政治舞台的巨大帷幕，那么现代媒体所具有的互动能力则试图把帷幕慢慢扯下，令政治行动的后台行为暴露于前。“在互动的背后，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是个人的自主。”[114]面对报刊舆论，官方作为“当事人”之一不断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做出各种回应。这种回应从早期《申报》已开始，[115]事实上促进了对传统政治的去魅。
与传统儒家传播系统无法否定或无须证明不同，“报纸媒体作为一种公共的传播系统，它所提供的恰好是自由讨论的空间。这样就打破了国家通过其权力和利益的配置对于正当性知识的垄断”[116]。作为社会话语的公共领域，正是从互动和对限制的自我突破中获得定型，“作为公共舆论和交往领域的公共领域已经在与相对统一的政治权威结构——国家及其垄断权力——的互动中形成了”[117]。报刊以报道和评论介入政治，并以多数民意的代表者对此加以审视、提出异议，可谓“主动互动”。这是对传统政治神圣感的自我消除，它绕开了官方授权和控制，直接构成一种早期的政治对话，从而持续地开辟了体制外空间。
（三）报刊效力的自我确认
言论自由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自由，报刊言论很少被人视为个人表达。现代报刊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被深刻认识到“报纸本身就表现出一种矛盾：个体性技术被用于塑造和揭示集体的态度”[118]。麦克卢汉称之为“马赛克”方式，表面上是碎片，整体却呈现出团体的或集体形象。
晚清精英救亡改革的言说，“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一种社会发言方式，他们需要寻得一种可以使其思想传播最大化的载体，而近代兴起的报刊恰好具有这样的功能”[119]。如果审视具体内容生产，每一篇报刊言论，“社会表达”的背后都是具体的报人。即使考虑到“把关”环节，充其量也是小群体（如编辑部）意志。这一点在报业发展初期尤其如此，此时书写过程随意性很强，客观、中立等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不强，言论更多地与个人喜好、立场挂钩，诸如编造专电、捏造新闻这样的事在晚清很多报人看来不以为耻，报纸“失德”的现象贯穿于这一时期。“至于采访失实，记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120]
尽管内容充满主观色彩，但报人个体或小群体观点却可被当作“社会表达”。这种“感受”实际上由报人与读者共同完成。一方面，报纸通过文字描述，进行自我认证，将公众、舆论、公论等评价词语直接书写于报刊中，以确定的描述表达出来。早期报纸的书籍面貌和机器印制的统一文本，也提供了载体上的权威、仪式感，强化了上述自我指认。另一方面，新式报刊拥有史无前例的读者群（由于发行的不特定，想象中这一数字更大）。互相隔离的人群通过媒介联系起来，报刊的效力，经常是彼此想象的产物。“印刷媒体的功用有赖于其抽象性和散播性，印刷媒体制造出的空间事实上是可以无限扩大的。”[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