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转向大众的文字精英（第1页）

三、转向大众的“文字”精英

传统知识精英的议论文字，多限于知识人之间流转，通过同年、同乡、同僚和师友之间的书信沟通，很少流向大众阶层。其基础是共同的典籍知识背景（尤其儒家典籍），这构成了他们共同的语义空间。在长久的历史中，传统精英通过教育掌握文字而获得社会话语权。对古典文字书写这个稀缺能力的掌握，相当程度上造就了知识精英的权威。传统中国，“文字是得到社会权威和受到政权保护的官僚地位的手段”[72]。胡适甚至认为文字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权威，认为“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73]。

作为权力的新容器，媒介的变化引发使用者的权力相应衰减或增加，文学写作在很长时间内构成了一种“文学权力”，不过当其他叙事话语特别是大众传媒话语依托新的符号和媒介后，后者“能够更好地满足权力得以实现的功能”，此时“文学权力必须要呈现出全面萎缩的征兆”[74]。伴随西学东渐，传统典籍权威日趋下降，中国新兴知识精英敏锐地投入到新领域，这里不仅有新的符号操作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近代报刊所构建的是一个广泛的“报人—读者”共同体。其参与者早期多为知识精英，但不久便突破人群身份局限，市民、商人、士兵、学生特别是留学生都很快卷入进来，这一共同体分享的语义空间不再是儒家经典，而是报刊言论以及裹挟其中的政治、文化、社会新知和政治呼吁。

这种转向本身为无奈的现实所迫。典型代表如梁启超，强学会被封禁后，服器书籍皆被没收的梁启超流浪于寺庙之中数月，感慨时局，认识到“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于是才体悟“办报之心益切”[75]。大批知识精英选择办报，无非是为自己的政治改革构想寻找新的合法渠道。至于报刊文字书写，虽因新闻纸换了载体，但对传统士人并非难事，甚至不少人可谓得心应手，变化的只是政见呼吁方式的报刊化和对象的日趋大众化，但这一改变很快令人发现了报刊媒体的威力。

西方印刷出版、电报等手段的引入，使得大众化传播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从文本来说，从王韬的政论到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时务体”，以及白话报的大量出现，报刊书写造就了异于传统的新文体。与典籍共同体比较，最大的变化是阅读门槛降低且日趋下行，从熟悉典籍的功名士人逐步扩散到普通的识字人群，从而开始全面转向民众。《时务报》在创刊次年（1897年），发行数即达1万2千份左右，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万国公报》3倍，按照每份约10人阅读比例，阅读人群已达10万以上。[76]该报第三十六册称，销售点分布在70个县市达109处，无论是读者数量还是地域范围，已显示了一个全国性报刊的出现，后果如王汎森所称，新报刊与各种印刷物“将思想带到原先所到不了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网络，而且深入到原先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思想资源的大众，形成了一个纵深”，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亲缘、地缘的联络网与对话关系，而且形成一种声气相通的虚似社团”[77]。

以现代化演进视角观之，“报人—读者”共同体显然大异于传统的“自然共同体”，因天然对公共话题的关切而充满政治色彩。尤为要害的是，此共同体的创造和话语权事实上为新兴报人群体所掌握。波科克认为，在政治讨论中人们会发明一些新的语言或讨论方式，部分源于职业或社会集团的用语可能超过这个范围，为圈外人所用，从而成为政治讨论新的流行用语。[78]报刊语言的表述方式，极大影响了晚清政治文化，其诉说带有协商、辩驳和抗争面貌，这一变化可谓意义深远，为知识精英在自上而下的改革遇挫后走向民众动员、发起激烈的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启蒙”方式和空间。

社会学意义上的大众社会尚未在晚清到来，传统社会结构此时却日趋瓦解，日益分散为诸多团体、个体。应该说，普通个体对统治者和共同体的运转以制度化方式定期、公开表达不同观点和批评，在中国既无这种政治机制，也无稳定渠道。新式媒体由此开始变为社会整合的新容器，城市生活改变着远离现场的人群，他们更依赖媒介所提供的描述。媒体精英通过传播信息与评价，引导、动员社会展开日常政治讨论，形成压力意见或煽动性宣传，从而影响公众对社会的判断和态度。

如果说古代知识分子为“神圣性知识分子”，关心所谓“应然”问题，现代则为“世俗性知识分子”[79]。在结成各种新兴政党之前，报刊是一种有效的集结方式，凭借舆论想象中的权威，报刊成功塑造了投身其中的新精英。凭借大众民意后援，报刊开始书写新的“神话”，这使得知识人在转型为媒体精英后迅速得到回报，并且弥补了传统中国知识精英所缺乏的“超凡魅力”，造就了梁启超、章炳麟等一批新“意见领袖”。《时务报》后的梁启超、“苏报案”后的章炳麟，皆很快树立舆论领袖形象，拥有大批知识界之外的社会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