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精英 报人地位如何提升（第1页）
一、新精英：报人地位如何提升
王汎森注意到晚清江南一位大员的观察：“当时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轻佻的下层官员或百姓有意见时，不循正常的书奏管道，而是径交各种报刊发表。”他认为这种不解正好反映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公共舆论“成为一种相对于官方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甚至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1]。
上述过程中，媒体权力和依托这种力量的媒体精英，已浮出历史水面，尽管此时尚显模糊，但已足够令体制内官员感到诧异或忧虑。
媒体精英，作为一种与报刊舆论相联系的新型精英，从世界范围看，是印刷业发达和报刊舆论崛起后的产物，而为传统社会所无。就中国来说，古代所谓“报刊”可视为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或政治功能的延伸。邸报和各种民间“小报”并非面向不特定公众、定期发行的真正媒体，所谓报人其实是一个送报人或商贩形象，与传统精英几乎没有交集。
中国传统精英主要是经由科举获得功名的士绅。与其他人群比，他们有着典型的精英文化特征：具有超越心态，对普通人群有代言、指导的精英意识，自视负有匡计天下的责任。这个阶层从个体来说虽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整体上却无疑具有稳定性。玛丽·克拉宾斯卡在《法国精英的流动》中将精英的流动方式分为三种：统治精英内部不同的流动，来自社会下层的人成功进入现存精英人物圈，以及社会下层的人组成新的精英集团。[2]中国传统精英的流动，基本属于社会下层人士成功进入现存精英圈，科举作为一种精英选拔和生成机制，几乎吸附了所有社会精英。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能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利置于国家之上的精英阶层”[3]，或者说没有出现一个精英阶层，可以有效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边界。
晚清中国，“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4]。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精英”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他们寻求新的精英身份，构造自己新的势力。报人这一角色虽可上溯至19世纪60年代甚至更早，不过成为一股备受关注的群体势力却在甲午之后。此时，报人和围绕报刊的社团开始意识到使用报刊达成政治诉求和社会改革，从而逐步自觉利用舆论影响政府和民众。由此，一种游离于体制外的媒体精英在中国得以生成。那么，这一精英形象如何塑造？他们与此前的传统士人和之后的职业机构媒体人，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历史特征？
新式报刊经由西人入华，中国传统士人开始接触并进入这一领域，此后正规报馆虽在上海出现，不过起初的内容“多市井猥屑之事”[5]，无法从整体上改变从业人员的低下地位，报人一度被视为“莠民贱业”。姚公鹤称，彼时“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6]。如前所述，早期报人很多是接近洋务派或西人的旧式文人，共同特点是近距离接触西方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意识和危机感。然而这些替洋人工作的人士，此时很难得到社会尊重。早期中文报刊也多昙花一现，多则五六年，少则一年半载即宣告倒闭，形成报刊思想或凭借报刊获得巨大影响力的人几乎没有。因此当王韬办报并拥有自己的报刊思想和政论风格，他被称为中国新闻业之父就不无道理了。虽然张灏认为1895年之前的报刊从业者为“边缘人士”（外国人或买办阶级）[7]，但报人的影响力却自王韬开始显露。
甲午后的办报者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工具的意图，较之前人明显突出，他们与政治权力中心更为接近。《时务报》等精英报刊的出现，令报人地位大为提升，舆论的重要性得以渐为社会认识。“从梁启超、汪康年开始，不只是举人办报，而且进士办报、翰林办报已是稀松平常事。”进入20世纪之初，“报人已不再是一个受人鄙视的名称，一批传统文人变成了新式报人。”[8]高功名知识精英投身报刊，使报人开始脱离落魄文人的旧形象，塑造了更为权威、高尚的形象，报人身份得以去污名化，地位和生存空间大为扩展，在此示范下的报人群体迅速扩大。姚公鹤回忆称：“康南海、梁新会以《时务报》提倡社会，社会之风尚既转”，“前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惯习，复悉数革除”，“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而往前文人学子所不屑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信员”[9]。经此转变，报刊、报人均出现了一段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精英气质。读书人办报由此转为所谓“政治家办报”[10]，《时务报》被认为是“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的开始”[11]，也有学者称之为精英报刊（elitepress）[12]，或所谓Literati-Journalists[13]。人们注意到，这是一支由报人率领的新生政治力量[14]，是将印刷与政治联系起来的一种新型政治公众人物[15]。他们通过报刊形成事实上的结社，伸张其政治诉求，所展开的行动如李剑农所言，是“向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16]。
报刊精英化和报人群体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历史悄然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精英：媒体精英。关于“新精英”在一个社会的诞生，精英理论重要构建者莫斯卡、熊彼特等认为，“作为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社会中将产生新的社会集团，承认当该集团所从事的活动对全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时，这样集团的社会影响将会大大加强”，也“将使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17]。以帕累托的观点看，这是一个新旧社会精英替换、流动之过程。近代中国，“当传统社会精英走向衰败之时，新的精英阶层应运而生。工商业发展与军事改革，以及自由职业的出现，几种新兴精英阶层在20世纪初浮出，有学者将之总结为知识阶层、工商阶层与军人阶层”[18]。媒体精英即属于新的知识阶层，与传统科举精英比较，他们是走出书斋的“大众型精英”，是一批整合大量个人意志“依靠人民的精英”[19]，其影响力大超过去。应该说，梁启超等人在提升报刊业地位的同时，也通过媒体和舆论提升了办报者自身地位。在此之前，梁启超的实际影响力很小，正如《三十自述》所称，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但“人微言轻，莫之闻也”。经由报刊，梁启超等人迅速成为中国新型“意见领袖”，拥有了超越传统并可资动员的“受众”资源。
这种新兴精英本质上主要从事抽象符号系统创造、传播和使用，其力量在于拥有操控符号和象征的能力[20]，依托的平台或“空间”就是日趋脱离官方的报刊。据统计，清末相继创办发行的报刊达六七百种之多（含停刊者），“其中直接间接为清廷控制的不到110”[21]。可以说，中国近代报业未能与中央政权有机结合，遂成为一种“基本游离于政权系统之外的异己势力”[22]。作为个体，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时务报》后已经以舆论巨子的新精英形象示人。但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其整体形象为社会所体认则在1905年科举废除前后，此时传统精英官方选拔机制的崩塌，令社会心理发生根本转变。[23]
在人员结构上，精英报人主要来源包括那些拥有传统功名的学绅[24]、口岸知识分子及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人。作为新旧思想杂糅的报刊参与者，与日后的职业新闻人相比，此时的报人兼具传统士儒与媒体人的特点。他们对国家、社会的关怀显然要比此后的职业新闻人强烈，也更具精英忧患和批判意识。相对于民国后更加发达的大众、商业媒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精英意识显得十分突出，而媒介素养、采编规范诸方面却远不合格。晚清的媒体精英可视为一种依托报刊阐发言论的特殊文人。此后随着各种现代职业的出现，专业、职业角色日益清晰，传统“通用型”精英的言论阐发，热情逐渐散去。包括报人在内，转型中的晚清知识精英主要不以专业角色的呈现。
近代媒体精英的出现，可视为传统士人在家国危机和自身转型中对新兴媒介的借用。大体而言，报刊对媒体精英来说是一种工具，其价值根据时局的变化或自身经历、思想的演变而变，据此不断进入和暂时退出。正如韦伯所说，新闻工作者和所有的群众政治家一样，“有一项共同的命运：缺乏固定的社会分类”[25]。此时的媒体精英是一个流动的群体，没有真正的职业化，他们没有与传媒产业、政党和商业机构紧密挂钩，尚没有成为萨义德所谓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在报刊最集中的上海，这个城市的新式知识分子主流“深刻地镶嵌到城市社会的媒体精英和社会名流之中”，“在近代上海，大学、媒体与职场没有严格的界限，职业的流动与交叉是经常性的现象”[26]。这种“兼职”和流动，令媒体精英同时身处各种政治团体之中，他们相互辩驳甚至论战的语言暴力很容易在合适的机会转换为实际冲突，因此带有相当的行动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