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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人们为什么喜欢打开报纸去观看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如同儿童喜欢喋喋不休地描述其一天的事情或“人们喜欢看熟悉场景和人物的小说或电影”？对此，麦克卢汉的回答是：“因为对理性的人来说，在新的物质形态中看见或认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无需代价的生活雅兴。”[83]这是他所谓理解媒介的关键。晚清新式报刊的出现却更加让人兴奋，其引人之处除了这种“再现”，更在于人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和消息封闭的政治制度下，报刊披露给普通人过去难以获悉之事，并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渠道。可以想象，这给了那些第一次接触的人以怎样的兴奋和启发。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称：“专制之国家，最恶报馆，此不独中国惟然，而中国尤甚者也。”[84]报刊之所以吸引知识精英进入其中，这一切的发生需将其置于近代中国背景之下。由此，后来者方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行业及其从业者的社会形象、功能所发生的改变。报人正当性与社会形象的变迁同步演进，互相促进的背后，推动力量固然很大程度来自西方新式报刊的导入和示范，却脱离不了中国人“自强”的社会心理与实际需求。

早期来华传教士以及创办《申报》这样商业报刊的西方人，直接目的当然并非推动中国现代报刊出现，进而推动政治改革，而是宗教或商业利益。不过客观上却帮助中国完成了从古代“报刊”到近代化的转身，并塑造了一个新的报人形象。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士多少经历了西方报刊实践和新闻自由理念的洗礼，他们的报纸从一开始就大异于中国古代“报刊”，均将新闻报道或言论置于主要位置。此外，西人习惯于以民间、社会立场，在报纸上展开政治话题，大胆提出批评，在其看来此为报刊角色或价值的应有之意。当发现这些观念为中国所无，他们强调先进的报刊形象以及报人的社会地位，不仅可使自己的报刊传播更容易获得影响，更可通过报刊便捷地导入各种新知识、思想，影响中国知识精英。激发后者的思想与西方接轨，这无疑最终有利于西方人的在华事业，无论宗教还是商业。因此，在进入中国不久，《万国公报》等即展开了系列思想启蒙，很快他们的目的已不满足于通过报刊传播宗教，而是改变社会面貌，甚至希望中国在政治上展开改革，从一个自负的腐朽的帝国，走向他们所希望的文明开化。

如果说早期传教士报刊议政影响有限，《申报》则展示了报刊作为现代大众媒体施加影响的能力。从传播效应看，后者彰显了一种长期的社会效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通过一个商业报刊的日常报道来进行，因此并未触发中国官方的敏感，《申报》悄然建构起了一个体制外的舆论势力。当它的政治批评日益增多特别是涉及中国政府、官员时，依托巨大的读者群和影响力，从而历史性地展示了报刊批判、监督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引入介绍诸多西方政治观念[85]，《申报》部分承担了早期公共启蒙职能。

无法否认，西方报刊在华展开的政治讨论和批判，离不开租界和西方强势政治或治外法权的保护，《申报》甚至被认为是当时远东地区最为自由的报纸，如果失去这些屏障，这些报纸新的形象和功能将失去发挥的空间和持续的影响力。从这一点来说，西方示范者从一开始带来中国本土之外的政治理念，它影响着早期中国报人，此后，王韬、梁启超等人头脑中所潜伏的政论基因与此有关。当然，早期报人除了认知西方报刊，也从中开掘符合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因素，以匹配内心的传统政治抱负，从学习夷情、军务到习新知、开社会风气，莫不如此。这种认识由于林则徐等官员的加入，更加具有合法性。早期中国报纸能够被视为“强国”而非批判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早期报人和官方对报纸均有襄助政府沟通社会的期待。[86]无论是否身在体制，几乎没有人将报纸视为一种反抗的工具，当报纸政治参与的功能在甲午后彰显并突出疏离、批判的一面，才得到官方管制意义上的重视。

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前，国人办报虽然经历诸多挫折，但大体上一直可以“生存”。在此过程中，公众生活和政治思维方式悄然发生变化，却难以觉察，毕竟早期读者和当局对报刊的各种功能以及如何控制，均所知甚少。在不知不觉之中，报馆和报人的地位随着他们建构的舆论日益强大，言论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体制外的报人在投身报界之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可以作为一个政论家，进而成为政治家报人或所谓报刊意见领袖，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精英”。

[1]此时，“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

[2]又译郭实腊等，他是少有的被马克思点名批评的西方来华传教士。

[3]马礼逊曾任职于英国驻华使团和东印度公司。

[4]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5]林语堂著，王海、何洪亮主译：《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6]这种“丁”字形结构，丁字上面一横代表统治集团内部的信息传递，通过各级政府机构一个个节点的层层扩展，治理信息由中央政府一个点金字塔般地扩散到统治机器的每个部件；丁字中间的一竖是中央政府政令教化之类的信息纵向对民间的传递。这两方面格外发达，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和完备的设施加以保障，因为这是维系一个庞大帝国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丁字下面的勾是民间自发的信息传播，包括明清的报房。（参见李斯颐未刊书稿。另参见〔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20～23页）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8～9页。

[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73页。

[9]《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7页。

[10]《论政府拟设检报局》，《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期。

[11]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271页。

[12]姜别利分出常用、备用和罕用三大类，使用一种元宝式子架。（参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96～97页）

[13]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03页。

[1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页。

[15]参见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7～23页。另据研究，《申报》为18篇。（参见马光仁：《〈申报〉与新闻学研究》，《新闻大学》，2009年第2期）

[16]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54页。

[17]在报纸连载后，《泰西新史揽要》1895年正式出版即告洛阳纸贵，出版达3万部。1898年增加普通版，初印5000本，在两学期内就卖出4000本，以至于全国四处都是盗版翻版，屡禁不止。据称在杭州有6种翻版，到了1898年四川多达19种翻版。（参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59页）

[18]〔英〕麦肯齐著，〔英〕李提摩太、蔡乐康译：《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19]〔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0]1896年期印约4000本，次年增至每期5000本，1898年至1900年，全年总销数分别为3。84万册、3。92万册和3。62万册，戊戌政变后数量有所下降，到1902年以后开始回升，年均销数约四五万册。（参见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43～44页）

[21]传教士伍德反映，1899年他去江苏北部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从来没有传教士去过，却发现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广学会出版的书本，那里的老百姓对他很好，熟悉广学会出版的一些书刊。（参见《广学会年报》第十三次（1900年），转引自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66页）

[22]参见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

[23]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24]《中外记闻》发行方式甚至也一度模仿《万国公报》的赠送方式，瞄准那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群：梁启超每天撰写一篇言论，每天一张，随着京报发行渠道送到各个官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