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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汉口模式”的批评与反批评
罗威廉运用“公共领域”理论对汉口进行的研究，曾经一度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极大影响，被誉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但与此同时，他的汉口研究由于对中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自治程度和状态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因此也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比如魏斐德（Frederi，Jr。）就敏锐地观察到，西方的中国学者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法人社团和自愿结社如行会、同乡会、家族和门第、同姓社团、邻里社团和诸如庙宇社、拜神社、寺院和秘密团体统统归结为在国家控制领域之外的公共空间时，其用意是挑战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于城市自治的匮乏和对祖籍亲友的特殊依恋的主宰这个论断。只是问题在于：罗威廉所说的“本土城市主义”（indigenousurbanism）所表述出的地方性认同感在多大的范围内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魏斐德在一篇商榷性文章中，曾经对罗威廉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反证：如罗氏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后，盐商在当地社会构成支配性阶层。这个阶层利用他们的集体资产，提供饥馑救济，支付地方防卫开支和赞助地方经常性的慈善活动。他们在城市公共管理方面所呈现出的私人而非官僚的主动性日益显现出来，成为外在于官府的权力控制系统，与此相应的是，随之出现了官僚对盐业贸易的急剧失控。罗威廉认为，汉口社会组织人员构成的流动性、非本地性与本地人员的杂居状态，恰恰使其成为自治的基础。魏斐德则认为，正因为汉口行会常由外来人控制，比如汉口的两个主要行会之一实际上是由外地旅居者在上海买办的监督下建立的组织，所以汉口作为中国内生型城市自治和社区认同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再如对盐业利润的控制并不取决于社区自治的程序和商人的独立经济地位，而是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幅度密切相关。所谓“汉口自治商人”，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垄断权的产物，是一种官商经纪人。所以，如何区别官方体制内的商务局系统与基层商人精英的自治体制和活动，始终应是一个大问题。[41]
罗威廉坚持认为汉口行会不可能由某个沿江下游的母系组织操纵控制，但事实仍旧是，这个城市最强大的行会是由那些甚至连汉口永久居民都不是的外来者所管理的。[42]魏斐德认为，罗威廉所提供的汉口城市的证据无法证明，太平天国造反之后在汉口繁荣发展的行会，实际上真的从当地清朝官府那里接管了许多市政管理职能，或者存在着一种以行会为中心的隐形的市政管理机构。因为仅有的证据只包括诸如维持街道秩序、开通防火道和修建桥梁等自身的事务，或者设法维持了早在1800年即开设的私人消防队，在白莲教武装夺取了距汉口三十里远的一座小县城之际组织了一支小规模的民团，半心半意地支持本地防御太平天国军队的一些措施，以及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组织了一支非正式的本地守夜警卫队，而这些行动中的大部分还是官府压力的结果。即使像一些在传统上已成惯例的保甲活动或社区活动，也不能将之视为“现代社区主义”的类似物。诸如各商号为民团提供人员和活动经费、冬防计划的实施、支付守夜人的油灯或煤气费用等，都无法证明是新兴的、与传统有别的自治活动。另外，魏斐德也同时指出，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意，“公共领域”建构于公众舆论的自由表达基础之上，可汉口在1873年才出现《朝闻新报》这样的出版物，且发行期不到一年。汉口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上海的《申报》，但用它来说明汉口公共舆论的出现似嫌勉强，因为无法确定汉口居民实际阅读这份报纸的比例。[43]他的批评还强调，19世纪汉口的新型商人组织始终未摆脱与国家的密切关系，这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这种联系仅仅是一种本质性的不变联系吗？罗威廉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当判断某种基层组织或群体活动的特征时，不应仅仅从国家行为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充分估计其作为社会角色的自主能动性——尽管对这种能动性发生作用的幅度进行评价完全可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如上所论，探究公共领域的适用度似应首先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需要阐明的是，国家空出市民社会之发展空间后，社会是否就会完全按照自治的轨道有序发展而不会导致失衡？因为按西方的尺度观察，只要形成与国家权力相对峙的自主空间，资本主义就会自然产生并在东方达致同样的效果。纵观中国历史，“公共”的观念并不缺乏，地区自主性的例子在近代汉口可谓俯拾皆是，但形式化的组织同构并不意味着能够超越文化形态与观念上的差异。西欧城市有比较完整的城市法即韦伯所言“spelaw”，这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城市趋于自治的结果。城市法中对市民权益的规设等于划定了“公域”与“私域”的界限，使个人利益不会被淹没在群体的目标之下。19世纪汉口虽然由商会等组织来确立群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但有史实证明，个人的权益仍受实际传承的本土文化要素如血缘家族等伦理规范的制约。
即使坚持以“公共领域”的概念界说汉口的社会结构，我们也会感觉到，汉口民众自主观念的发生与自治组合的形式除了始终与国家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之外，其产生孕育的过程也往往是外界压力集团施予作用的结果，而大多不是自治组织的自发要求。仅以汉口为例，其自治领域的成形一般就可视为太平天国以后区域组织逐步趋于军事化（militarization）之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罗威廉也多次引用孔飞力的研究结论，认为区域性基层组织的军事化过程促成了地方主义的兴起，汉口的军事化组织之所以逐步被控驭在绅商的手中，就在于传统帝国官僚体系与军事组织已呈涣散之特征。只是军事化与社区结构及观念的契合，是否就能在本土组织中创生出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则是颇有些疑问的。罗威廉也曾举例说，在外界压力下，汉口城墙的改造可以是公共舆论（ion）起作用的反映。汉口商人在护城中也有可能转化为区际的军事领袖，但是在某个军事目标的制约下，公共舆论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却仍是很明显的，在其他形式的军事冲突中，公共舆论也仍有可能产生，却同样不具备任何近代的意义。地方军事化不仅对正统的官僚军事政治组织的运作形成威胁，而且有可能对地方共同体本身构成威胁。简而言之，掌握在精英手中的武装力量，总是实行某一阶层政治目标的潜在工具，而不是实现团体利益的工具。
关于“公共领域”的适用幅度，罗威廉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坦言，反对机械地把中国放在与西方传统市民社会的任何语境中加以比附的看法，因为这些概念如何被有效地使用，需要太多的价值限定，而且几乎无人能通过一系列中国自有价值判断的检验。罗威廉从一开始就想尽量避免伦理意义上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显示，如果断定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就会陷入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圈套，因为这就等于假定把西方文化的地方性道路设定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模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基于历史文化的相异性而认为中国无法实行类似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又可能被怀疑是个“东方主义者”，这里边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判断：即那些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无法履行西方为自己制订的标准。因此，在应用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问题时，罗威廉就显得异常慎重，不像狄百瑞（Wm。TheodoredeBary）等一些热爱中国文化的老一辈美国中国学家认定中国自古就有所谓自由主义传统，罗威廉相当明确地否认任何把清帝国看作拥有潜在的西方式民主资源的超前式比较研究的可行性，而是从历史断限的角度判定晚清帝国在18世纪末有一个巨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中国传统与欧洲经验杂交的果实。他认为，“市民社会”在早期的西方社会理论脉络中被界定得不够清晰，哈贝马斯经过重构使它更符合于西方从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基本态势。但这个概念对现代社会组织空间兴起的历史描述，显然无法变成普世化的衡量标准，因为晚清中国并没有一个对应于西方“市民社会”的话语或概念，也没有任何像欧洲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而表达出的那种争论对象。而哈贝马斯所使用的另一个概念即“公共领域”，却有可能变成分析非西方国家转入现代历程的工具。对于清朝和民国时期日益出现的各种不受国家控制的公用事业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罗氏就称之为“管理上的公共领域”（managerialpublicsphere）。
当然，在汉口研究中，罗威廉思维中存在的矛盾困局表现得仍十分明显，一方面他担心把中国历史变成西方发展的一个理想式投影，故而极力回避抽象的哲学讨论，而以汉口为案例，阐述中国城市演化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他所使用的诠释工具如“公共领域”等概念是西方式的，而且不可避免地仍以欧洲史和西方经验基础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所以他认为，尽管有些冒险，但用外来范畴去分析一种既定的文化，也许不仅仅方便，而且常常可使之清晰地呈现出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语汇中保护着多少有关“公”的术语，或与西方对应词“公共”（public）有多少表层的相似性，而在于这语汇相似背后的文化相异性恰恰是应该揭示的，而揭示的结果却有可能推翻原来的比较结论。这种矛盾心境较充分地体现于对诸如“个人主义”“公民法”“财产所有权”等论域的辨析之中。
统而论之，罗威廉以对汉口“公共领域”的分析为标志，却并未考虑其历史渊源的错位问题，例如汉口“公域”的形成是地方军事化的一个系列表征之一，而基本不是如西方那样完全源于社会内部原创性的自发要求。在军事化示范作用下达致的社会自治状态，按西方标准衡量是不可能极其规范的。因此，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反“韦伯式圈套”的面目出现，却不免仍给人以仍在其套中的感觉。这正如德里克所批评的，汉口研究对“公共领域”作实证论式的解读，试图把“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纳入现代化的社会—历史学范畴，从而造成此论题批判性历史意义的缺失。[44]
尽管罗威廉的研究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但其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仍是毋庸置疑的。罗威廉为了回避“市民社会”理论中受价值判断过深影响而形成的暧昧与模糊含义的支配，提出应在中层判断上估计中国历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也就是把含义纷繁难定的概念分解成一些可以具体把握的研究要素，这些要素不是范式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判断，而是一些易于呈现的具体社会经济特征。诸如公共资金、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的制度化程度；文字、出版和印刷文化的大众化程度；自治组织与官僚机构的对峙程度及个人主义原则的出现与公共意见判断准则的变化等。罗威廉的这种探索问题的态度，使得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汉口研究在运用社会理论时所表现出的敏锐和勇气，也无法否定他在对中国城市化具体特征的描述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