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复原论的魔影 实证主义的误区（第1页）

六、“复原论”的魔影：实证主义的误区

中国历史研究中承继乾嘉精神的考据学派一直被各个时代的学人推崇有加，近时又成了国学与学术史复兴的支柱性领域。就史学观的正统脉络而言，乾嘉学派无疑是后起的一支。而且就其表面学风由空返实，崇尚求真实验而言，乾嘉学派似乎与传统的正统观迥然有别，然而如果细究其研究对象，却仍不脱经学范畴。故余英时解释清初学风是把乾嘉学派置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的汉宋迭变的脉络中予以追踪的，其意是说乾嘉考据表面上似纯究历史的真实，不具宏观历史论的气象，不免为后人讥为雕虫之技，但就整体而观，仍属经学正统观中的旁支。[65]

关于乾嘉学派，史学界通常有一个误解，似乎乾嘉学派采取的“道问学”的治学取向，因为有别于以往心性儒学中对“尊德性”一脉的强调，或标榜对王学空疏的反动，所以颇符合于所谓“价值不涉”（value-freedom）的原则，“以复古为解放”的命题甚至似乎可以完全等同于16世纪以来兴起的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人文实证主义思潮，现代学者也热衷于在这个意义上继承乾嘉注重经验研究的一面。实际上，乾嘉学术的经验式研究与西方实证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它隐含着一个不变的知识论前提：经典中所蕴藏的知识信息在源起的状态下已经具有了自足的性质，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之所以后来出现偏离是经书篡伪与王学传统主观歪曲的结果。经验研究的目的不是证明某种历史的客观存在的意义，而是证明经书微言大义的初始的自足合理性，所谓“识字”并非摈除义理的辨析而是作为阐明义理的基础。钱大昕已经对此说得很明白：

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6]

复古的意味还是以寻究义理的真实为指归。

按梁启超的意见，乾嘉知识革命的后果是：

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67]

可是这种对经义的怀疑其实并不彻底，而只是对宋明理学经典解释的怀疑，故梁启超在讨论胡渭《易图明辨》时说：

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此胡氏自序中语）。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其途。[68]

其意是说，乾嘉以复古为解放是在理学庭院里造反，而不是大闹原始孔学的金銮殿，更不用说对原始经义中的知识论方法提出批判与反思了。

正是因为乾嘉学术的根本宗旨是复原古典经书中的微言旨趣的真貌，而从未询问经典对社会建构设计是否合理和值得怀疑等问题，所以这类经验研究不妨说是中国历史解释传统中起源神话的又一坚强的佐证者，它和公羊叙事中对历史的价值判定的本质主义路径并非异途，它所批评的仅仅是理学对经典的偏离，而采取的并非价值不涉的客观中立立场。乾嘉学术对史料处理的原则是，任何历史复原的行为都是对经典价值正确意义的认同，这对中国当代史学构设历史问题的方式影响极大。前述对义和团评价的纷纭争论中，所寻求的史料不是为了佐证义和团运动是农民起义的变种，就是为了验证义和团是传统迷信组织的翻版。一切经验研究都是在证明一个设计好了的结论，在这方面中国史学就像是一部缺乏悬念的小说。

再有一个绝好的例子是，中国史学家对“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如此之长”这类问题始终不渝地保持迷恋，所有皓首穷经式的考据、锲而不舍的论证，实际上都是在企图说明一个初始可能就并不存在的神话的自足合理性，以至于有人形容这种研究仅仅是一种情结在起作用。[69]

因为热衷于此课题的学者在开始进行研究时，根本没有人去询问“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或者封建社会的中西形态有何不同等这类本应首先加以严格界定的问题，而是一股脑地扎进浩瀚无际的史料堆中遨游起来，直接到处寻找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封建社会不断延长”的证据。在有些学者的眼里，“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已经作为一种既定的起源假设而存在，根本就不需要对这类存在进行论证和质疑，就像乾嘉考据中根本无须质疑原始经典文本的可靠性一样。因此在研究中需要质疑的只是对这一命题论证的程度（如出现时间的先后、地区分布的广窄、影响社会的程度等）之类的问题，而这类问题正是在绝对无条件承认起源假设成立的基础上予以展开的。对此类问题的批评，正如乾嘉学术对理学的反省一样，丝毫不打算质疑和考察起源文本的真实性。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所铺陈的大量考证性工作，在一些细部研究结论上可能会有所创获，但是就问题意识的更新而言，这些工作往往只是在对研究前提不加批判性审视的史学传统上又增添了一个实例。中国的现代历史考据学就经常这样无意识地重复着古老的正统基调。

按照一些当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人们天真地以为，这些命题的解释都是先验地（apriori）认定所发现的历史对象定会切合历史事实本身的精髓本质。[70]由此可以抓住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其实这是根本无法验证的。波普在批评此取向时说过，历史只能积累起某些假设，并把它们连贯起来，而不可能积累起普遍性的规律。因为所谓历史资料仅仅是记载那些被认为足够有兴趣的事实，以至于这种资料一般说来只包括符合一种预先设想的理论的事实。[71]对波普的话我们不妨稍加注释，其意是说，各种连贯起来的假设是没有本原性的规律可循的，它的意义仅定位于特定理论的需要。在波普看来，权威性的解释往往是循环论的，因为它们寻找到的往往是有利于普遍解释的证据，这些证据必须符合当初选取这些事实时所采取的那种解释，摆脱的方法只能是跳出这种权威的范围。[72]因此，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绝对可靠的最后意义。这个说法实际上已暗含了对那些用考证性的史料去不断验证不存在的起源性神话解释的批判意见。对中国当代考据学的进路同样不乏反思作用。

乾嘉学术的命运提供的启示在于，对于历史对象的经验性追踪，是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纯客观的复原主义基础之上的。乾嘉学者的实践本身即证明，历史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对过去积存之历史经验的经验性研究，这类历史经验并不具备本原、本质方面的意义，比如我们并不能把“资本主义萌芽何时在中国出现”之类的命题作为本原性历史经验加以不证自明式的公理认同，然后用大量史料去强化这个认同。R。G。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出“历史如同过去的经验的再现”（historyasreeofpastexperience），在这里“experience”的意思应该包括历史学家对历史知识反省式的理解，再现历史虽然只能是对历史经验的再现，[73]但并非意味着可以不反思过往历史经验的认知前提。所以历史学的进步，一方面取决于再现历史经验而不是重复历史事实的能力，另一方面更决定于其反省这些经验前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