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克服正统观束缚的可能性 一种推测（第3页）

[32]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1～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33]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中国学者仍沿袭着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必须实施三个步骤的观点，如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指出现代化仍需经过：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31～1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4]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典型阐述，参见福柯：《什么是启蒙？》，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422～442页。相关的评论参见汪晖：《现代性答问》，见《死火重温》，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5]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2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又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31～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36]参见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见《学人》第11辑，8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37]陈鸿：《大统纪序》，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88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8]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3～4页。

[39]如罗志田说：“道、治之成为‘统’且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却与正统论的发展直接关联，且都是在夷夏关系颇为尴尬之时。”参见《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载《学人》第11辑，89页。

[40]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正闰》，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111页。

[41]参见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121～124页。

[42]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59页。

[43]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109页。

[44]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69页。

[4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107页。

[46]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68页。

[47]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68页。

[48]梁启超：《新史学·论书法》，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70页。

[49]参见冯耀明：《儒家传统与本质主义》（“近代中国历史的社会学阐释”讨论会论文），1～2页。

[50]参见苏力：《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与法制》，见《法治及其本土资源》，27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51]刘小枫曾指出：近代西方虽然据有形而上学的理性历史道义论观察世界，但总有一些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以基督教超历史的道义论不断对之予以解构与修正。在中古时期，经院哲学就确认仅凭道德努力不能改正理智错误，纠正的方法只能在意志中开始科学思维，而科学思维恰恰对于抑制人的意义的论说和道德行为的谮妄具有重要意义。（参见刘小枫：《洛维特论近代历史哲学的起源》，见《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256～26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所以西方历史哲学虽有从“神义论”向“人义论”的转型，但就道德批评而言，中西方道德哲学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同日而语。

[52]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50页。

[53]梁启超的这一取向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哲学家从孟德斯鸠到伏尔泰都认为：就人类现今达到的发展阶段而言，道德领域缺乏物理世界的那种秩序。因为虽然道德领域有确定的、不可移易的法则，但道德领域之遵从这些法则不及物理自然之遵从它的规律来得始终一贯。其理由在于，具有悟性的个人是有限的，因而是会犯错误的，并且还是按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志行动的。因此，他们并不永远服从他们为自己订立的基本法则或准则。因此真正的进步与人性本身无关，而仅仅涉及人性之客观的经验的表现。但使理性得以在经验中显现，并能为自身所理解，这样一种进步便是历史的基本意义。参见卡西勒：《启蒙哲学》，208～21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54]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24页。

[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30页。

[56]参见蒋庆：《再论政治儒学》，见刘军宁等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306～3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7]关于公羊学复兴的研究，可以参阅BenjaminA。Elman，Classicism，Politiship：Theg-chouSewTextismininLateImperialiversityofiaPress，1990。

[5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9页。

[59]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结语：打破起源偶像》，张俊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最近柯文在评述自己关于义和团研究的新著时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参见柯文：《从人类学观点看义和团》，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2月号。

[60]关于“自发秩序”与“人为设计秩序”的区别，哈耶克曾经有精深的分析。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9页。

[62]参见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1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