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克服正统观束缚的可能性 一种推测（第2页）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10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2]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111页。关于梁启超等人从“种族主义”者向“国家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可以参见PamelaKyleCrossley，dCivilization，“ImperialSourperialModelsofthePolity”，载《思与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3月，119～190页。与梁启超同时代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史学研究与建构民族主义意识的关系，如留日学生曾鲲化在由东新译社出版的《中国历史》首编“总叙”第1章“历史之要质”中指出：“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参见俞旦初：《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见《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3]参见R。V。戴福士：《中国历史类型：一种螺旋理论》，载刘东等译：《走向未来》第2卷第1期，1987年3月。

[4]参见王正毅：《世界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载《中国书评》1996年5月，144页。

[5]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2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参见王正毅：《世界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载《中国书评》1996年5月，第147页。

[7]参见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48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参见程农：《重构空间：1919前后中国激进思想里的世界概念》，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10月号，58～69页。

[9]参见ArifDidik，AnartheeseRevolutioyofiaPress，1991。pp。3-9。又可参见ArifDirlik，RevolutionandHistinsofMarxistHistraphyina，1919—1937，Berkeley，1978。特别是其导论部分。

[10]参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91～9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11]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18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12]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73～76页。

[13]参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91～9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33页。

[16]参见唐纳德·特雷德戈德：《苏联历史学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杨品泉译，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相反的意见可以参见克雷莫夫：《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对亚细亚形态说的批判》，载上引同期《史学理论》。日本学者也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某种“东方停滞论”的表现，如谷川道雄就指出：“在马克思曾经主张的东洋专制主义理论中，认为东方国家的社会基础是缺乏社会发展契机的村落共同体。另外，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置于古典奴隶制、封建制、近代资本制等相继而起的生产方式的最初阶段。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论，就成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理论根据。”参见谷川道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总论》，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3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无独有偶，爱德华·。Said）也曾经指出，马克思一方面对东方社会遭受英国殖民侵略的现状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英国在印度发动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因此在马克思关于东方的社会经济理论思想中，最终占据上风的却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参见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197～2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7]参见何顺果：《社会形态不等于生产方式》，载《读书》1999年第6期，89～91页。

[1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33页。

[20]参见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39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1]参见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397页。

[22]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论战，可以参见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3～205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又可参阅ArifDidik，“TheProblemofClassViewpoiorieseHistraphy”，inModerna，Oct。1977。

[23]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3辑，144页。

[24]参见周勤：《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载《世界汉学》创刊号，第9页。

[25]参见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1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参见BeAnderson，Imagineduionsiionalism。pp。1-9，Verso，NewYork，1983。

[27]关于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明态度的转变，参见许明龙：《18世纪欧洲“中国热”退潮原因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春季卷，159～168页。

[28]参见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导论》。

[29]黑格尔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2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30]史景迁（JonathanD。Spence）曾经指出：“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文化矛盾：四百年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它们区分开。”因此，在西方思想世界里，对中国的认识“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参见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16～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1]在《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Fairbant，JohnKing）把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划分为受西方影响前后的两个时期，在第一篇中又特意以小标题提示：“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的’社会”。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28～3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