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判制裁下的东晋史学02（第2页）

[40]此文详见《孙破虏、讨逆传》注，卷四十六，页1105～1106。按孙坚之破虏将军是由袁术表行之。术僭号，孙策以书责而绝之，曹操遂表之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41]详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是年注，卷三十五，页924～925。

[42]公元223年（蜀后主建兴元年，吴王权黄武二年），邓芝始聘吴，吴遣张温报聘，温与宓作此口辩之争，问宓“天有姓乎”等问题，详见《宓传》，卷三十八，页976。稍后芝二度聘吴，即声言“土无二王”，灭魏“则战争方始”，斯皆显示蜀人忿吴之情，已主动的溢于言表。

[43]盟约载于《吴主传》，乃吴建武中郎将胡综所作，见综本传，卷六十二，页1414。

[44]吴军情参见《三嗣主传·孙休传》永安六及七年条，卷四十八，页1161～1162。陆抗为陆逊子，时为西陵都督，蜀亡后，吴主加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详见《陆逊传》，卷五十八，页1354～1360。按：诸葛亮卒时，吴廷已有增兵西线，欲事分割吞并之心，故知乘危侵略乃孙吴蓄志也，详参见《宗预传》，《三国志》，卷四十五，页1075～1076。

[45]详见《华覈传》，《三国志》，卷六十五，页1464。

[46]详见《晋书·宪传》，卷五十七，页160A。罗宪曾荐寿等任官于晋廷，《襄阳记》述其战事较详，参见《三国志·霍峻传》注，卷四十一，页1008～1009。

[47]陆抗见蜀亡则思唇亡齿寒，而忧于构思新的国家战略（详见《陆逊传》）。陆机之论实浅识，充分表示了自大无知之心，其见实能代表部分吴人之见。《辨亡论》详见《三嗣主传》末注（卷四十八，页1179～1182）及《晋书》本传（卷五十四，页151B～151D）。

[48]语见《谯周传》，《三国志》，卷四十二，页1030。

[49]《晋书》本传谓其“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卷八十二，页223A），按《山涛列传》载涛子山简督荆时，即常游嬉于习氏家族的园池，置酒辄醉（卷四十三，页126C），显示山简应与诸习氏有交往，习凿齿亦与孙盛等交往密切，故染高门士族清谈之风，擅名一时。

[50]周虓乃周访玄孙，苻秦南下，虓死守城，以母被秦所获而不得已降，然屡拒伪官，常斥氐贼，甚至密通东晋以泄苻氏政情，及辗转南奔。苻秦另俘二晋守，亦不屈。事详见《晋书·周访列传》及《史臣曰》的评论，卷五十八，页163C、163D。

[51]傅玄时以散骑常侍掌谏职，著作言论详见《晋书》本传，卷四十七，页135C～136B。

[52]阮籍死于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陈留名士阮瑀之子。自他以后，其家族多以任达非礼及清谈玄学见称，其侄咸更亦为竹林七贤之一。诸阮事详见《晋书·阮籍列传》，卷四十九，页140A～141B。

[53]戴逵是4世纪末的清谈家、文学家及艺术家，列入《晋书·隐逸列传》（卷九十四，页254B～254C）。《放达为非道论》收入本传，《竹林七贤论》收入严可均校《全晋文》（卷一三七，页8B）。

[54]元康之风集正始、竹林的大成，其表现是清谈玄学、**越礼、为官不理事、苟安尸禄等，王衍与乐广皆位居公辅，最为时人所宗。王衍是琅邪王氏子弟，从兄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亦位至公辅），王澄、王敦、王导皆其从弟，一门深染此风，为世领袖。乐广成名是由于正始名士夏侯玄的赏识，其批评任放风气者只是他尚持名教意识，未至**越礼而已。其人行事人格，俱见于《晋书》，卷四十三。

[55]此三人最早痛论于此者为虞预，在东晋初期提出，但只见元康之风源自竹林而已。桓温则仅见晋世风气，范宁则能远探正始。是则三子识见于此可知。详见《晋书·虞预列传》（卷八十二，页222C）、《桓温列传》（卷九十八，页266B）及《范汪列传》（卷七十五，页205C～206A）。桓温父桓彝，与元康名士多相友，南渡后仍与他们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参见《晋书》，卷四十九谢鲲、胡母辅之、羊曼、光逸等传）。

[56]详见《晋书·石勒载记》上下两篇，引文见卷一〇四，页283B、285B、286A。

[57]事详见《晋书·桓温列传》。按：袁宏个性强正亮直，一时文宗，桓温颇惮其文笔名气，故敬惮之余不敢对之高压。宏专治后汉三国史，也有《竹林名士传》三卷行世，故谓兴废未必与竹林、元康名士有关，实是治史之心得。其人列入《晋书·文苑列传》，卷九十二，页247D～248C。

[58]张华藏书特多，未见有史部著作，但以善谈《史》《汉》擅名一时，可见对史学亦非外行，王戎因父王浑而交阮籍，参与竹林之游，其父即盛称张华善说《史》《汉》，详见《晋书·王戎列传》，卷四十三，页126D。

[59]荀爽、荀悦叔侄，本书前已论之。荀氏家族本身以学术及政界的实力，即能于魏晋显宦，况荀彧长嫡与曹氏、司马氏有婚姻关系；荀勖外祖为锺繇，从舅为锺会；而另一魏世已为公辅的荀顗，则是荀彧之第六子，陈群的内弟。荀、锺、陈、曹、司马诸家的结合，实为荀氏操纵政坛及史坛的本钱也。顗及勖，俱在《晋书》，卷三十九有传。

[60]争议详见《晋书》，卷四十《贾充列传》。谧为充外孙。充无子，前妻之女为最亲重的齐王攸妃，后妻女为惠帝贾后，少女嫁与韩寿。谧为寿子，过继外祖嗣爵，故得权任。当时奔竞之徒尽礼事之，或为文称美之，得列名为其友者乃是一时名士，仅二十四人，石崇、潘岳、陆机、陆云、挚虞、左思、刘琨皆二十四友之一。左思为谧讲《汉书》（《晋书·思传》，卷九十二，页246B），潘岳代笔议断限（《岳传》，卷五十五，页155B），陆机为之鼓吹敷衍而上《晋书断限议》，是则贾谧并非无识少年。加上张、王、乐、嵇等赞助，自能执奏成功。

[61]参见《晋书》，卷四十《贾充列传》。机曾撰《晋纪》四卷，是编年体，见《五代史志·经籍志·史·古史》，《隋书》志卷二十八，页958。

[62]史部著作似以东晋时较多，盖暂获苟安而国祚较长也，故《五代史志》所列者以此时代为多。陆、荀已有前注，华畅附父峤传（卷四十四，页130A～130B），傅畅附从祖玄传（卷四十七，页137B），束皙见本传（卷五十一，页147D、148A），皆西晋作品，为《五代史志》所阙遗者。

[63]王导领上述官职，《资治通鉴》系于大兴四年，故东晋史官重建于此年以后。其事及疏，详见《晋书·王导列传》（卷六十五，页180D）及《干宝列传》（卷八十二，页222D）。

[64]详参见《晋书·石勒载记下》，卷一〇五，页283D、285C。

[65]刘渊复汉事，详见拙文《从汉匈关系的变化略论刘渊屠各集团的起事——兼论其一国两制的构想》，《东吴文史学报》第八号，台北，东吴大学，1990年3月。

[66]巴氐亦于338年将“成”改号“汉”。事详见《晋书》刘元海（渊）、刘聪、刘曜、石勒、李雄、李寿诸载记，卷页不赘引。

[67]王敦与桓温俱列入《晋书》，卷九十八《叛逆列传》。元帝乞罢兵、避贤路语，见《元帝纪》永昌元年四月条，页17D。

[68]东晋南朝是强人的时代，此强人即是拥有军权的权臣，他们的社会成分包括王室近戚（宗室及外戚）、士族、小姓、酋豪或寒素，毛汉光先生《五朝军权转移及其对政局之影响》一文（《“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第二期合刊，页248～282，1970年8月）。曾从权力（军权）制衡及社会流动的角度加以分析，认为制衡力量的破坏才会产生不臣逼主的事件，如王敦、桓温等。骥意制衡力量固为诱因，但这类人物早已蓄有此志，应为其主观因素，而此两种因素亦可能互为影响者。曹操型的人物，其人格心理需从曹操的《述志令》去体察，人物的主观创作意志往往是突破及改变客观形势的关键，若真具枭雄性格者，必会以主动创造去破坏均势。而且这个时代君权低落，与即使在均势时大臣们的专权跋扈亦应有大关系，如东晋时最以公忠体国、努力王室著名的外戚庾氏为例，其权威之大连王导等亦为之下，庾怿跋扈竟至欲毒杀王允之，天子因之而叹云：“大舅（庾亮）已乱天下，小舅（怿）复欲尔邪！？”（亮、怿为明穆皇后兄弟，事见《晋书·庾亮列传》，卷七十三，页199C）是则专权跋扈实为时代风气，第曹操型的人物为之更甚，俟其突破现状则更不可羁勒而已。

[69]干宝曾以家贫求外补山阴令，不能安心于著作，幸王导大力拔擢，始成《晋纪》。该书本传作二十卷，《五代史志》作二十三卷。本传及史臣批评，见《晋书》，卷八十二，页222D、223D。

[70]前文见《晋书》卷五，页16A～16C；后文参严校《全晋文》，卷一二七，页10下。

[71]干宝有“鬼之董狐”之称，撰《搜神记》一书，是则史臣嗟惜，恐亦兼指其书多有荒诞不经的记述也。事实上唐修《晋书》，内容也常多神异怪诞之事，盖为此时代的史风也。

[72]王隐后亦得庾亮资助始克成书，据《五代史志》所载，共有九十三卷，为当代全史也。虞预书本有四十四卷，亦当时全晋之史。至于有关学术批评，请详《晋书》，卷八二王、虞之传，及卷末《史臣曰》。

[73]检讨这些问题，除正文所引文献外，自晋至桓温时代，尚有孙绰（附《孙楚列传》，卷五十六，页159B）、庾峻（本传，卷五十，页143B～143D）、应詹（本传，卷七十，页192B）、卞壶（本传，卷七十，页193D）、王导（见《陈頵列传》，卷七十一，页196A）、孔严（附《孔愉列传》，卷七十八，页213B）、范宣（本传，卷九十一，页244C）等批判言论，收入《晋书》。

[74]此三段记载分见《三国志》裴注，依次在《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卷一，页53），《文帝纪》延康元年冬十月（卷二，页75），《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纪》甘露五年五月（卷四，页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