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史学的发展下（第2页）

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

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之效也！至是贤迁远矣！”[19]

《典引》是一篇带序之赋，全文所述，表示了明帝曾读《史记》，亦颇知司马迁其人。他既认为司马迁因极刑而为刺讥贬损，非义士也，则“常伏刻诵圣论”，捧明帝“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的班固，又何敢异言？班固在此文力称汉德“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又顺明帝之意再撰《秦纪论》，充分表示了他的刻意阿谀取容。[20]也就难怪傅玄批评他“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了。[21]如此可知，班固不提武帝怒削两本纪之事，上述三种原因均有可能，而以第二和第三种可能性较大，亦即有意取容避忌及饰主之阙也，故他讥嘲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是可以想知的。

汉武帝怒削两本纪，此事件本身固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此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最大者不应在政治压力方面，而应是此事反映了史学的性质及历史知识之所以能成立和被重视。

根据卫宏之言，武帝怒削本纪，是由于《孝景本纪》和《今上（指武帝）本纪》中，司马迁“极言其短”及过失。作者认为，最值得思考注意者，乃是司马迁之“极言短过”，武帝的反应却仅止于怒和削之而已；他一方面没有指责司马迁“诽谤”，另一方面也没有因此而实时惩罚他，更重要者他没有禁毁了《史记》此书。这三种反应，不但表现了武帝的气量和识见终究非一般君主可比，兼且也表现了司马迁的著作实是一部“实录”——是一部客观论述史实的历史知识。兹试就此再稍作论述。

《史记》不仅景、武两纪极言二帝的短过而已，全书实对刘邦以来各人物行事及政策得失皆有所批评或不满。武帝不因此而施加实时惩罚，乃是世所熟知之事。他也没有禁毁此书。相反的，他对司马迁的才学表示了肯定的意思，如任用司马迁为中书令；又曾要恃才傲物的东方朔与司马迁等人做自我比较，声言“方今公孙丞相（弘）、儿大夫（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於文辞”云云。[22]司马迁固然习经，也是辞赋高手之一，但他与诸子争一日之长，用以成名不朽的，却在他的史学。用“辩知闳达，溢於文辞”来形容其才学识，应是贴切符合之言。以如此才学识来完成一部称为“实录”的《史记》，若加以禁毁，适能益彰其短过而已。汉武帝不此之为，这种心理和《史记》本身有价值及能自主存在的因素，应皆是重要的原因。

前章述及司马迁处理汉代统治人物的态度，是“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此即“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态度。展示事实，让事实自己说话，这是史学的特质，是历史知识所以成立的基本。司马迁所开创的新学术，正是以重视客观事实作为基础的。他评论孔子、左丘明、孙子等著作属于“空文”或“空言”，声言其着只论述这些人物的“行事所施设者”，或竟批评他们“空语无事实”，此皆充分表现了他的传信传疑、无征则阙及就事论事等精神。[23]重视事实、尊重事实，将之研究发明，进而重建历史，这应是太史公“述故事”的大原则及真意旨所在。司马迁纵然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想象和璀瑰的文采，但只要所论述能恰如其实，此则皆得视为史学之正法。事实上，司马迁浪漫主义的一面，必须由此实证主义的一面加以了解，方能得其所创之新学术的全般面貌，理解其书之所以卓越。能明白于此者，方能进而了解武帝能怒两本纪之极言，虽削去之，而不指责司马迁“诽谤”。

言论之罪，两汉惩治极严，大儒如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眭弘，乃至司马迁外孙杨恽等，皆曾以“诽谤”或“妖言”之罪下狱或弃市。忠直敢言，经常批评天子及当权大臣缺点的汲黯，也曾几蒙诽谤之罪而族诛，司马迁即曾对此有所记载。[24]武帝对《史记》既怒之而又削之，却不指责其作者之“诽谤”，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司马迁述其行事是如此的真实，恰如其实的程度连当事者也无异辞。武帝对司马迁的容忍，略如对汲黯的容忍，所不同者，则是后者对他的直接批评仅为一时之言论，而前者之载述则将会万世流传，因而怒而削之耳。史家若能实述其事，则杀史毁书，适足以益彰其恶，此为“齐太史事件”对后世的启示。新史学运动前期，最了解此意义的似为班彪。班彪续《太史公》书，作后传数十篇，即声称其著作云：“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25]

《史记》在西汉并未被视为“诽谤之书”，不必魏明帝在三个世纪后代汉武帝抱不平。王肃之言，实得史学之真义，其谓“隐切在孝武，而不在史迁也”，更是确论。新史学运动后期，官方注意及干预史学始渐严，前先指责司马迁因受刑而“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即为汉明帝，但也未论断《史记》为“诽谤”。稍后的章帝时代（公元75—88年），《史记》是“实录”之书，史学是真实的历史知识，事仍甚明，可从“孔僖、崔骃事件”得知。

孔僖和崔骃同在太学研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而兴叹，并引伸史传，至批评武帝过失。邻房生梁侑密告二人“诽谤先帝，刺讥当世”，遂事下有司。崔骃被捕受讯，孔僖恐诛，未被捕前即上书章帝说：

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於人也！

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臣等受戮，死即死耳！……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为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26]

这个事件蕴含了若干意义：第一，“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才算诽谤，帝王行事之善恶皆有以致之，不能因掩恶而诛于人。第二，武帝行事的善恶显在《史记》（汉史），“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后世天子不应为先帝“违讳实事”。《史记》所书既是“实事”，因而他们“直说书传实事”，也不能视为“虚谤”。第三，章帝若因论史而杀人，无异是兴起言论罪或文字狱，为后世所批判，子孙也不能掩其过。

值得注意者不仅是《史记》的性质为“实事”，此义得以大明；抑且新史学运动诸子的研撰对象多为其当代史，他们必须重视实证主义的方法，始能得以生存及持续发展，这是实证主义备受重视，进而使新史学发展为学术大宗的原因。相对的，尽管两汉政府已重视及干预此新学术，但官方仍能尊重事实及信任此实证学问，不如后世般加以严格控制，无异也是新史学生存发展的良机。待公元192年（献帝初平三年）王允杀董卓及蔡邕，连带正式宣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后世”，[27]自是即史祸常见，不实之史日多矣。

历史是一门真实的学问，不是虚言空文；正唯其真实，故历史知识是确定的、成立的；又由于其目的和对象在发明故事，重建人类的经验，因而它也是对人类具有大功用的。这些道理汉以来多明之，可从若干事件窥见：

第一，成帝河平间（公元前28—前25年），距司马迁之死约已六十年，东平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成帝以问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凤建议云：“《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成帝遂依凤意。[28]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八月，成帝正式颁令刘向校中秘书，陈农负责求遗书于天下，秦汉以来，全面整理图书的工作正在展开，故刘宇来朝而求书。王凤否决求书的意见，正足以表示司马迁的著作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重建人类的经验是如此的真实，这种真实的历史知识具有如此的功用，而这些功用又是如此的博大而广泛，不仅限于思想及伦理道德范畴而已。明显的，王凤的意思是判断史学为一种实学，真实而有用，程度达到足以产生政治敏感而应列为国家机密者。官方对《史记》的认识，遂使《史记》成为秘隐之书，民间不能流播的原因；此与官方尊扬《春秋》经，将《公》《谷》二传立于官学，民间诸传亦可自由传播的鼓励政策，显然大不相同。由此亦可见经、史之异，空文和实录之别矣。

第二，司马迁死后约一个世纪、新史学运动的中期，光武帝倚用窦融对付隗嚣和公孙述，赐之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建议他阅读魏其侯窦婴与王室的关系，使增强其对刘氏政权的向心力。[29]这是将真实的历史知识作实际的运用之例。

第三，新史学运动确立了史学及历史知识的地位之后，4世纪前期，五胡领袖之一的石勒也曾努力吸取此知识。《资治通鉴》记其学习《汉书》之事，可得而窥知不论汉人或胡人皆能重视此知识。《通鉴》云：

勒虽不好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莫不悦服。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以遂得天下？”及闻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30]

是则难怪“史学”一名，创始于石勒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