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太宗的史学修养与贞观史风（第1页）

二、唐太宗的史学修养与贞观史风

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令狐德棻首议修前代史，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唐高祖下诏修六代史，此时德棻已转迁秘书丞。德棻奏请重金搜募遗书，盖为修史之故。[29]德棻负责募理群书，至贞观三年（629年），始群书“略备”。按：武德七年以前，天下犹未底定，军国倥偬；九年，玄武门事变。如此军国政情，加上群书未备，六代史之不能完成，谅可知也。

贞观三年二月六日，魏徵以秘书监参政，一面负责募理群书，一面重开修前代史之局。太宗诏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便推动工作。[30]秘书求书工作，则在魏徵、德棻、虞世南、颜师古等相继主持下推动，实有助于五代史之撰修，终使在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二十日，得以完成奏上；而五代史志部分，亦得以在显庆元年（656年）五月四日奏上。前后凡二三十年中，最主要的决定及推动力，盖来自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令狐德棻，被动员工作之君相史臣，连《晋书》在内，约在百数，正史之有“御撰”者，亦以此为唯一之例。

大体贞观朝开修六代史，与政局渐安，乃至贞观之治的盛况，与夫人才济济、书籍渐备诸因素，皆有密切关系，然而如此大规模持续开修，实以太宗君臣特富历史观念及意识最关键。《贞观政要·慎终篇》所载一段君臣谈话，有助于对此问题的了解，兹不惮重录如下（前曾引用部分，今仍录之，以见思想交流之全况）：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於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

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於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31]

这段谈话，充分表露了太宗强烈的历史意识——他意欲透过读书以吸收为君治国之经验，使自己能入史不朽，获得卓越崇高的历史地位。不但如此，尚欲推己及人，激勉群臣以团体意义，俾共同达到此境界目的。由褒存先世功业以至于己，由己推及于人，实为一以贯之、发展延绵的同一历史精神，断非桓温“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与夫高齐硬欲具载一家“父子霸王功业”之观念意识可比。在此旺盛强烈的历史精神下，唐初君臣的一些行为可得而解。例如，就太宗言，他毅然决定完成未成之五代史，重修晋史，开修、令宰相监修、甚至亲阅实录等行为和制度之建立，胥与此有关。又如就群臣言，史臣们各书其先世及同僚先世之美，甚至本人尚未盖棺，名字先已列于前史——过分提早入史成名的行为，亦与此有关系也。至如两《唐书·魏徵传》，谓征常将其谏诤言行私录，以付史官褚遂良，盖亦由此可得而喻。

这里宜请留意的是，太宗的历史精神和意识，并非自少即有，而与贞观以来读书论学有极密关系，上引文已略有自述。原夫太宗出身高门阀阅，与杨隋有表亲关系，为贵族子弟。关陇士族尚武功，太宗自少交游，亦与豪侠贵族子弟为伍，是以贞观十年（636年）与魏徵论史及于周成王和秦二世，深讶少时挚友柴绍、窦诞等，“为人既非三益”，而自己居然未被熏染变坏。[32]且早在贞观二年（628年）即曾向房玄龄说：“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征西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自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33]这种深悔当年读书少或不读书之情，溢于言表，故贞观以来，年届而立，手自执卷或使人读而听之的折节行为，遂为之甚笃。贞观十八年（644年），散骑常侍刘洎上书称美太宗之“自励”——“乙夜观书，事高汉帝（指汉光武），马上披卷，勤过魏王（指曹丕）”；并推崇其“自行”——“听朝之隟，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闾里好恶”——良非谄媚阿词。[34]

其实，太宗自开秦王府文学馆以来，即与臣僚论学，不待即位始然；第即位后，废文学馆而建弘文馆，遂常于此论学。太宗强调贞观以来之勤学，恐是强调论学较前更从容勤快而已。太宗学识日增，最大关键在与人论学，未即位前以秦府十八学士为主，即位后以两省侍臣为常。十八学士与秦王世民，每“讨论坟籍，商略前载”，盖读书以经史为主，尤究心论史也。今《贞观政要》所辑言论，内容亦复如此，确以论史为多。[35]即太宗折节论学以来，最究心者厥惟史学，目的盖为吸收前人治国平天下之经验，并发挥此种学术。高祖起兵时，犹诫建成、世民以“尔等年少，未之更事”。及至世民平洛阳，仅四年之间，高祖观感遂变，至谓裴寂曰：“此儿（世民）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此即“乙夜观书”“马上披卷”之明效，由来已久，登位以前盖已如是矣。[36]

基本上，青年时代的李世民，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定天下，性格原本刚烈，似乎颇乏自制力和挫折忍受力，[37]这应是后来造成玄武门兵变的性格因素。不过，尚有另一重要因素，此即与教育——历史教育有关。

原来太宗即位前后，与人论学，其旨趣不仅在多识前言往行而已，他们所讨论的，主要在历史变动的因果关系和价值道理，以俾能掌握及运用。读过《贞观政要》者，将知吾言不诬。颜思鲁、颜相时（颜师古之父和弟）父子，武德中俱曾为秦王府参军事，相时且为十八学士之一，轮值与秦王讨论者。相时祖父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其弟子作训诫，其中《勉学篇》云：“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他批评“江南闾里闲大夫，或不问学，羞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同篇之推又述其师梁元帝十二岁便已好学，以读书疗疾痛，尤其“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之推的意思，原欲举元帝此一文史大家，以“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来黾勉子弟努力学习，初无批评元帝读史方法不通之意。[38]

太宗君臣论学，绝非如南朝士大夫一般之风气。梁元帝是江南读书人之佼佼者，尤重读史与躬自撰史，对“以史经世”之发扬影响颇大。[39]但太宗论学读史精神与元帝不同，两者比较，太宗以穷理为重，元帝以死读为主；太宗尤重史学之实学与实用，元帝虽也具经世精神，但读书论学则颇有炫耀饰辞、以邀时誉之倾向。若强分之，前者求学问而应用之，后者则谈学术而炫饰之，大有魏晋以来清谈家之气及玄学、文学之风也。元帝批评当时学风，谓“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谓之学”。实则其自己亦不免如此，或夸耀多识其事，或虚谈其理，故辛苦聚得图书八万卷而引以为傲，前后著书六百七十七卷夸以为豪，喜集众讲论玄佛，大军兵临城下始停讲后悔，恨书无用，咸自焚之，[40]是则元帝终不脱其父兄之风范。唐太宗则不然，他对历史教训之重视与学习，超过五胡时代的石勒，实践且过之甚远。君臣经史兼论，虽论史较多，但探究史事背面之义理，亦即论经世。黄宗羲重读书，倡“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必兼读史，史学明而后不为迂儒”，正此之谓。[41]对历史文化、人伦日用，根寻其变，原本其理，如颜氏之言者，即为贞观君臣承北方学风，而笃切行之者。

石勒不识汉字，欲为中国帝王，犹在军余令儒生读史，与朝贤儒士共论古代帝王事迹。唐太宗二十四定天下之年，正是平洛阳而高祖叹“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之时。天下大体已定，求功高之赏，其志遂指向君位及君位继承，故五年之后有玄武门兵变，而“升为天子”。由此至贞观初，与太宗从历史入手而论古先帝王事迹者，厥以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最值得留意。

世南乃唐太宗常引亡隋为戒的主角之一虞世基之弟，历事陈、隋及夏（窦建德）。621年（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平窦建德，世南遂入秦府为记室参军兼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是年已六十四。太宗对世南学艺甚推重，尤推崇其人格，称其有“五绝”云。世南兄弟在6世纪末受业于南朝的大博学家顾野王，陈亡入长安，时人方之为晋之二陆。[42]世南不以史学知名，但其博学源自乃师顾野王。野王虽为文豪，但颇非颜之推所批评的江南士大夫。他“遍观经史，精记嘿识，天文、地理、蓍龟、占侯、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在陈为史官，知梁史事。所撰有《玉篇》《舆地志》《符瑞图》《顾氏谱传》《分野枢要》《续洞冥纪》《玄象表》，已行于当时；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或因部帙过大而未就。世南博学为太宗所佩服，其解释经史往往援引符瑞谶纬之说，当与师门学术有关。[43]其传世之作一为《北堂书钞》，一为《帝王略论》。

《旧唐书·虞世南列传》称“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隟，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早期与太宗论历史上的帝王，以启示太宗，厥以世南为最；中期则以魏徵为最。《帝王略论》五卷，即世南与太宗长期讨论的心得要旨，为太宗而撰者，其情形于序文略可窥知。《序》云：

伏惟陛下稽古则天，膺图抚运，武功文德，远肃迩安。犹且未明求衣，日冥思治，属想大同，凝怀至道，南风之在咏，庶东户之可追。以万机余暇，留日坟典，鉴往代之兴亡，览前修之得失。乃命者有司，删正四部，研考绨素，网罗遗逸。翰林册府，大传於兹。[44]

世南在秦府文学馆时，即与太宗论学。此序称“陛下”，称“翰林册序”云云，当指太宗即位后，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弘文馆时事也，世南时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45]此书虽或成于贞观初，但所论历代帝王之内容，未必迟至太宗即位始讨论，盖太宗有帝王之志，兵变前已然酝酿也。大约太宗兵变践祚，汲汲于改善形象，与努力研求治术，故更重视研究古代帝王事迹。《新唐书·儒学上·萧德言列传》谓“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46]是则太宗即位后，极力从研讨历史中寻求学习榜样和治术，而魏徵、世南等以经史学术襄助之、启发之，其情可知。

《帝王略论》乃世南与太宗讨论古先帝王之余，独力撰成之简要著作。至于上述魏征徵、世南等集体所论著者，即为《群书政要》一书。此书完成于贞观五年（631年），凡五十卷，集论经、史、子所载，上起五帝、下尽晋年，以满足太宗求知欲者。太宗将此书各赐诸王一本，俾共研习。[47]两年之后，太宗更进一步命令魏徵，就史实专论古代侯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太宗之意，在“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魏征之序，则强调“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是为《善录》《恶录》两篇主旨。亦即发挥历史功用主义及入史不朽之史学思想者也，是满足太宗将历史教育推及子弟的作品。[48]

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感叹“为人大须学问”，由其学术臣僚启发其研究史事及史事后面之原理，此即史学经世，所谓“前言往行”“前世得失”是也。这种笃切研究事理的为学精神，与前述所谓南朝士大夫风度不同，盖以实学实用而经世为主。同年或稍早，王珪曾与太宗论为政与用人，强调“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太宗肯定之，谓“信如卿言”云，[49]是则太宗不仅自我要求读史明理，推及子弟，且亦欲推及群臣，其观念早已有之，可以知也。

太宗即位初始，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更日宿直，以听朝之暇，引诸人入内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君臣论史议政之余，亦召收皇亲、外戚、要官子弟为宏文学生。这些国子胄子，皆为未来之接班人也，故最初以学习书法为主。贞观元年王珪迁黄门侍郎，遂奏请置博士，教以经史，而史学首任教席即为许敬宗。[50]其后学校如国子学等亦教以经史，贞观八年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乃至逐渐开设一史、三史等史科考试，[51]盖欲不论从学校教育以至科举拔人，皆使未来政府官员，泳涵于史学之中也。

至于现代臣僚，太宗常与论史研理之例甚多。例如，贞观二年，太宗读隋代名相高颎本传，兼及《三国志·诸葛亮传》，仰慕钦叹，指示房玄龄等学习其政理，声言“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云云。这正是切实发挥年前王珪所论——人臣无学业，不识前言往行，即不堪大任之观念也——是宰相群臣以史教育太宗为帝王，太宗相对的亦以史教育宰相等为贤相，互相启发勉励，以图发挥史学经世之思想者也。[52]又如贞观三年，凉督李大亮密谏太宗。太宗极为嘉许，赠以御用金壶、金碗各一，并下书勉励指示云：“公事之间，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盖荀悦《汉纪》旨在“五志”，是极强调以史经世之书。太宗赐其阅读研究，并又点明其要旨以启发之，是为以史启示激励武臣之明例也。[53]

益有进者，魏徵在贞观十三年恐太宗不能善始令终，遂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以批评之。太宗阅疏警惕，谓徵曰：“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即以“录付史司”作手段，以励臣求治者也。无怪魏徵私自以前后谏语录付史官褚遂良，而令太宗不悦。[54]实则魏徵等修撰《隋书》，极推高颎尽忠谏、进贤良，以天下为己任，并特别提及“所有奇策密谋及损益时政，颎皆削稿，世无知者”之谦德。他自己却不能此之为者，或其历史意识——入史不朽意识极强，而至过分好名耶？或太宗激励之过甚耶？要之魏徵启导太宗以史，太宗激励魏徵亦以史，君臣史学精神思想互相激**，成为时代精神之所致也。[55]

贞观时代君臣入史成名、以史经世诸史学思想相激**，情况如此旺盛。运用史学知识笃行之切，则太宗在贞观十二年发问之情可见——“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於三（皇）五（帝）之代，犹为未逮，何也？”魏徵对以仍需读书明理，努力不懈，君臣各保其终，始将可超迈前古云云，[56]是知下引太宗向史官褚遂良之发誓，实出于真诚，而非权术或宣传者也：

（太宗）谓遂良史曰：“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

一则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

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

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