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禁密化下的贞观修注制度精神与功能（第1页）

四、禁密化下的贞观修注制度、精神与功能

前面提及唐初史官两大类，皆为宰相在禁内督导监修，以切实收统一思想之效者。于此，不赘事毕即撤的第一类，而以第二类的修注和修史两个系统为重心，盖其事关常制性史官及修史制度，并为完全针对国史修撰而建制者也。

关于第二类，刘知幾有言：“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於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於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实，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97]知幾所言，粗视之，自可比于唐制的第二类系统，即当时草创为修注，后来经始为修史。不过，唐制自太宗采用梁朝修实录之制，而纳入修史系统，则修史系统遂亦有二任务，即修实录（编年体）及修国史（纪传体）是也，二者皆由史馆任其责。因此，唐制修国史，严格而言有两系统三程序——即由起居院操“当时之简”以为起居注，史馆秉“后来之笔”以成国史；而修国史前，史馆先修实录，则为中介性工作，对国史言是当时之简，对记注言则为后来之笔。

官修程序分为前序性（记注）、中介性（实录）和终程性（国史）三阶段，创始于梁武帝，而完成于唐太宗。当初，梁武帝盖恐史官“以史制君”，而增修实录，以便篡改，刘知幾似未知之。唐制由宰相监督史馆修实录和国史，常有删略之事发生，渊源在此。不过修注官则不然。此官虽隶属两省，由宰相统率，但其修注权则颇能独立举职；而且修注官为法定供奉官，密近天子，故能对人君作第一手记录。论其禁密性，实高于史馆与修史官，可说是官修制度的第一禁密系统。若论唐朝官修之禁密化及精神的各种变动，需先由此开始。

唐起居制度承自北朝，450年北魏崔浩史祸爆发，高允犹直答太武，谓“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而不畏一死。则知北朝儒者，“以史制君”的思想甚盛。是以降至491年，孝文帝诏定起居注制而分置左、右史官，常指示史官说：“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魏、齐官制，遂将起居省建制隶于侍从机关的集书省，以便左右史记录人君言行。[98]至隋文帝移隶内史省（中书省）宰相机关，而628年（贞观二年）唐太宗再度隶于较中书更具权势的门下省，起居官官称定为起居郎，乃是一步一步地发展，使之更禁密化而已。

太宗朝只有门下省从六品起居郎的建制，编制仅二员。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十二月十五日，另于中书省创建起居舍人。品秩编制与起居郎同，至此唐制左、右史建制始正式完成，但其修史制度则面临致命性的变革。百三、四十年后，苏冕撰《会要》，即曾记述此变革。他说：

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与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99]

亦即在太宗朝，朝会时起居郎固得依法举职，记录人君言行。但在退朝后，太宗与宰相入阁议事——大多为朝堂上不便公开的机事，亦令起居郎一人执笔随侧记录也。到底君相入阁，起居郎如何执简？据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九月敕的追述，情况是“仗下，秉笔随相入禁殿，命令谟猷，皆得详录；若伏在紫宸阁内，则夹香案，分立殿下——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首螭之坳处，由是谚传谓‘螭头有水’。官既密侍，号为清美”。[100]是则隋唐之际的起居史官——当时隶属中书令为供奉侍从官，原先职掌专在记录人君言行，初无过闻机事及兼理中书省档案之职权。贞观二年移隶门下省后，始建立上述职权，似仿照贞观元年的谏官改革——谏官随宰相入阁预闻大政的新制——授权建立者。太宗革新谏官制度，是基于朕虽不明，犹则诸公“匡救”的构想而改革，目的假设在君相密议或许有缺失的情况下，随时得谏官在旁“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101]

唐初门下省权势甚大，谏议大夫编制四员，与两员起居郎皆为重要建制官，为其他机关所无者。太宗对此两种建制官改革授权，目的在故意革新此二制，以寻找外力刺激——制度的制衡作用——使自己更慎政慎行，对谏官的要求是“直言”的及时匡救，对起居郎的要求是“直笔”的及时记其善恶。及时言救与当时笔贬，亦即表示将孝文帝的“以史制君”精神，切实建为制度，庶几使人君不为过恶，克己复礼也。太宗选择门下省建置此二官，是因门下省本部基本职权即为参与决策、封驳制敕，而侍从供奉之故。太宗甚重视“为官择人”的原则，有时起居官出缺，继任人选一时难得，亦会诏令原任而已迁为谏议大夫如褚遂良，或他官——如给事中杜正伦等，兼知起居注事。这三种禁密侍从官职权的结合，将会增强制君的效果，使孝文帝复建此制的精神更为发挥。

以直谏最著，欲置君尧舜上的魏徵，一度沦为窦建德的起居舍人，有修注经验，任官门下省时，曾谏止唐太宗之欲纳郑氏女，声言人君应“以百姓之心为心”，纳郑氏女“恐亏损圣德”，“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云云，是利用注记以制君的表现。[102]他在起居郎改隶门下省的同年，推荐同为直臣的杜正伦，使之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史载云：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

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右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则千载累於圣德，非直当今损於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绢二百段。[103]

是则杜正伦兼理改隶后的首任起居官，则已申明起居官必须执行“以史制君”的建制精神，而太宗亦以赏赐形式作为鼓励与肯定。君臣的精神意识相契合如此，这是起居史官改革，及得以依职权举修注的原因。

不过，这个制度牵涉一些基本问题，使之稍后不得不开始陆续改变，并至制度破坏、精神尽失之局。这些问题是：第一，此制的创制精神在“以史制君”——格君之非、制君之恶，但是，会有多少君主愿意主动接受此制度真正的发挥？有多少史臣敢不顾前途真的执行？前者事涉人君的理性和修养，后者事涉史臣的史德，所面临考验的是人性和道德问题。第二，为了实践“以史制君”，在制度上是否提供了史官自主记录的保障，使之能充分举职，不受控制？第三，为了实践“以史制君”，所以史官预闻君相最高机密，既是最高禁密的事情，君相是否愿意让史官闻知，并做成纪录？尤其在君相有私心，或欲进行不法勾当之时？制度与实际、人性与理想，有时或常常相冲突，上述问题势必使修注制度面临考验及改变。

纯就修注制度的本身看，贞观体制是相当优美的。起居官是清美的宰相属官，是皇帝的供奉侍从官之一，备受君相重视。他们多从中央各机关的优秀官员中选任，离任后的转迁前途甚佳，最后能拜相的机会也甚大。[104]他们担任起居官，不必操虑省本部的其他工作，而得出入位于禁中的本省，独立执行直笔修注的任务，不须事先请示上司侍中——与台、谏独立举职的制度相似。他们做成纪录的当时之简，连皇帝也不能观看，每季封送史馆存盘，日后开修实录或国史时，修史官始能得以参阅。预闻禁密是使他们有历练识见，以后迁官，乃至能拜相的原因。保护机密的措施，则使他们不致立即触怒君相，免于刑罚的恐惧；相对的，禁中发生的事情他们依法不能泄漏，泄漏君相议政更是律有严罚。[105]于是导致国史重要事情外界无由得知，呈完全的禁密化，这也是使私修国史不禁而禁的最基本原因。

不过，即使纯就制度看，修注制度仍有不可避免的妨碍因素。依制，没有法令禁止皇帝绝对不许观看起居注及实录，监修宰相及修史官开修实录或国史时，亦依法得参考起居注，是则修注的起居官仍须面临秉笔的责任问题。虽然唐朝甚少为此追惩修注官，但对其日后升迁前途的确仍有影响。其次，修注官是供奉官，依法由宰相荐进，皇帝特任，君相是否会荐用一个有史德的直笔者，让他预闻机务而书其过恶？192年王允恶留蔡邕在身边以完成汉史而杀之，声言“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后世”的中国首次杀史事件，迄今可令人获得启示。

贞观体制下的修注与台、谏三制度，配合运作，实为制衡君相、制裁过恶的理想制度。然而台、谏弹诤于当时，记注却褒贬于千载，故尤以后者为君相所关注，破坏得最早也最严重，而且皆归咎于许敬宗和李义府。其实，修注制度创自太宗，而贞观中期以后，原来的“以史制君”精神亦已开始有变化。

太宗未即位前即折节读书，由于其地位与权力，故很早即重视史学。他由此具有极浓烈的历史意识及丰富的历史知识，是中国史上最能以史为鉴，并善加实践，运用历史教训极为成功的君主。特重个人的历史声誉，扩而充之，特重本朝的历史地位，又进而推及先世声名，于是才有令史官禁密化以制君，开修五代史后再重修晋史之举。贞观九年（635年）以天下太平，比较古今君主之余，自觉有超越前古的历史地位，遂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他既已有此强烈的历史意识，则在这年曾有亲观起居注之意，也是很自然的事。《唐会要》载此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的抗表，说：

今（十）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於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於曾、元（玄）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106]

按：人君不能看起居注，不悉起于何代，隋唐则未见律令明文作规定，是则可能为历代修注惯例，所谓“故事”者是也。无法令约束君主的亲观，是修注制度不安的根本问题。这时太宗已表示欲打破惯例，亲自观览，表面理由是“用知得失”，内里意义应与上述强烈的历史意识有关——欲确知史官对自己的评价是否可以永垂不朽也。朱子奢抗拒破例的理由非常直接，表示太宗要求虽然合理，但基于人性和修养，恐怕人君读后会“致怨史官”，使之难以“逃刑”。此例既开，既有史德的史官不免一死，无史德的史官则全身远害，坐致千载无信史，极有害于史学的最基本原则。这是后来馆院学派所最究心，而刘知幾《史通》的《直书》《曲笔》两篇，所反复申论者。

太宗这年虽理性地没有坚持破例，但强烈的历史意识既生，则情结自难开解。降至贞观十六年（642年），遂忍不住再欲破例观注。当时修注官是因魏徵推荐而被太宗亲信的褚遂良，《唐会要》载此次谈话说：

“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

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

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107]

遂良善能发挥魏徵、杜正伦坚守的精神，直截了当答以“以史制君”之意义，以却太宗的明知故问。或许太宗以为遂良是亲信，对他向来如“飞鸟依人”，可以通融破例；不意却遭他和“性最坚贞”的刘洎所拒绝和教训。[108]至此，太宗才死了亲读起居注之心，翌年转而要求亲阅实录。不过在这两件事情转变之间，太宗仍能向遂良作出“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一则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之前述誓言，可见起居制度得适当史官人选，其发挥“以史制君”作用竟至于此！然而，太宗在他主动授权创设的制度下，能充分尊重制度的客观性及修注官的自主性之同时，亦渐渐由恐惧被制产生“不书吾恶”的要求，且也有由不书吾恶而渐至要求书吾美的倾向，故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平漠北，以为声威至此，乃是中国史空前的纪录，遂谓群臣说：“今日起居记朕功业，亦为劭劳！”即此意向的表现。亦即后来许敬宗等破坏制度后，修注制度及修注官记事原则发展的趋向。在这种精神意识下，太宗虽未打破观注惯例，却打破了观实录的惯例，能破实录例即可能间接破记注例，故谓后来唐朝整个官修国史制度的破坏，可溯源至太宗此期间的精神意识之变化，殆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