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不可亡意识与完美主义的落实表现（第2页）

450年崔浩因史祸被杀，太武追究所有史臣，及于高允。高允承认与崔浩同作，但坚持说浩只是总裁，“至於注疏，臣多於浩”；并解释力争云：

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往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孤（辜？）负圣恩……此浩之责也。至於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

高允实有记注之才及大史家风范，似乎有深得于班彪者。[33]无论如何，北魏开国，君臣即远承马、班风旨，以修撰国史，欲使史不可亡而又完美也。

487年高允卒，孝文帝及李彪等，为求国史更完美，毅然改国史为纪传体。纪传体体大，包含内容更多。欲国史完美，则势须创立官修记注的制度，于是在490年“诏定起居注制”，于翌年“初分置左、右史官”，以恢复传说中古代记言、记事的制度。由于认识记注之史关系史文兴灭及国史之完美性，故孝文帝一再亲自督勉记注官切实举职，并曾以此责罚有关的高层官员。如责守尚书尉羽云：“卿在集书，殊无忧存左史之事。”责另一守尚书卢渊云：“卿在集书，虽非高功，为一省文学之士，尝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无所归！”又责散骑常侍元景云：“卿等自任集书，合省逋堕，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责在於卿！”此皆列为考绩，督责执行者。[34]类似此天子考核记注之记载，南朝诸帝似未有过。孝文帝认识之深，推行之切，于此可知。及至孝文崩逝，李彪上疏要求复职修史，《魏书》卷六十二本传载其表云：

东观中圮，册动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先帝先后……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阁之选……授臣（秘书）丞职，猥属斯事。……

所以言及此者，史职不修，事多沦旷，天人之际，不可须臾阙载也。是以（司马）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有之，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张衡）去史而成赋，伯喈（蔡邕）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国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於时也！

今大魏之史……弗终茂绩……载述致阙。……昔史谈诫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取之深衷，史谈之志，贤亮远矣！……

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班彪），近则准晋史绍统（司马彪）。推名求义，欲罢不能。荷恩佩泽，死而后已！今求都下，乞处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须。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月可就，远则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

其文甚长冗，略引之已见累赘，但不得不引之者，盖其言最足以代表北朝君臣对史学的认识和重视。事实上，李彪推崇司马迁、班彪、张衡、蔡邕及王隐的精神意识与修史行事，而批评孔明不置史官，正表示史不可亡及完美主义，亦自汉晋至北朝一脉相传未替也。李彪发扬司马氏父子的史学“心传”，发挥司马迁“小子何敢让焉”的责任和义务之使命感；能如此申论者，综观南、北两地史家，当时殆几无人可比。北地精神如此之盛，气魄如此之大，故隋朝有重撰魏、陈、梁诸史，乃至通史之作，虽旋因世乱而辍，唐寻即继之。不但本北朝旧制，将国史修撰全部程序提升确立为宰相领导，兼且以大气魄重撰五代正史；即李延寿私人亦承北地此风气魄力，终单独完成其《南史》和《北史》也。唐初，令狐德棻此北地系统学者，最早向高祖提出大举修史。他说：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隋炀帝年号）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淹没。陛下既受禅於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35]

这是基于完美主义之未能满意，及史不可亡意识所提出者，据此可知所谓汉晋北朝一脉相承，风盛魄大，应非妄语。南朝官方之表现，殆不及也。德棻建议所修者，乃诸朝“正史”，亦即完美之全史。完美国史之能否完成，必须视其所凭为观察，亦即是否具有一可资推动执行的制度，是否具有可资利用的完备基础史著。

记注之史乃基础所在，梁朝以后形成的中介性工作，如修实录等，亦已渐成制度，复有一由宰相领导的专修组织执行，是则国史不可亡及追求完美，已由此较稳定、较有力的制度来维持推动，远较民间因人而私撰者为优。此非从“成一家之言”的“圆而神”角度来论，而是从国史修撰之稳定性和持续性来论。吴均有能力撰《齐春秋》，但他不能不乞求于官方的基础撰述成果，否则即难臻完美；李彪恐更有此能力，但他不敢私力进行，非不敢也，实不能也，情况与吴均略同。自南北朝以来，民间私撰国史者以前代国史为多，当代国史者渐少。前代现成著作多可见，可据以追求更完美，或更完备，如沈约、臧荣绪、萧子云等修晋史是其例。至于当代，则起居注、行状、故事、实录等著作，非官准私修或官修，恐他人多不能得见。如此状况下仍勉强撰述，其史固难完美，吴均《齐春秋》被指为不实，是其例矣。是则因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的追求，刺激了私修及官修之风气，其中就国史一项言，则进而又逐渐落实，形成官修的各种制度，导致私修本国史之风日渐陵替，其趋势可知。至于政治因素或有促成此趋势之作用，但应非内在的因素及作用也。

总而言之，自司马迁开创新史学，史学的标准亦随之形成。他指出史著之完美追求，即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亦即表示史学的对象具有“天人古今”的总体全程本质，历史的内容必须涵盖此本质，始得称为完美。虽然自班固改创以降，将内容收缩为以国家朝代为主的总体阶段性全程，但完美的意义未尝大变。“完美”之谓正，“正史”即含有此意义。同时，为了因应此完美主义的完成，新史学革新了新体裁，《史》《汉》以纪传体去包容此总体全程的内容，成为“今体”。从司马迁以至三国时代，此体独霸史坛。两晋以降编年“古体”复兴而竞争，终因其体裁上不易包容总体全程的内容，逐渐屈居下风。487年北魏孝文帝及李彪等君臣，扬弃“古体”而倡行“今体”，史学“正法”可说完全确定，亦即完美主义在史体争论中，渐渐蜕变为完备主义，且落实于“今体”而告确定。是则“正史”之意义，实又含“正法”的意义，而以纪传体为标准。“正史”必须要符合上述内容完美或完备、以今体为正法的标准，此其大原则，但是另外仍有一些衍伸意义。

史不可亡论及其背后所含的精神意义，是造成史学备受重视，史著风起云涌的基因之一。然而总体全程难修，纪传正法易为，终至官方及民间皆集中焦点于范畴断限较小、较易为功的国史，使“正史”的意义，几与“国史”相等。国史修撰也绝非易事，必须建立在及时修撰、持续进行、力量充沛此一基础上，此即官修制度在史不可亡论和完美主义下落实的发展，稳定的形成制度化。理论上，史臣修国史尽管下限最多只及其当代，但是他们起码均本着完备主义而为之，此所以未完成“全史”的国史，亦得列入“正史”之林。然而“正史”定义之一为全程或阶段全程，一国之全程即是该国的兴亡始终；于是一国全程之史，必待后世官方或民间始能完成。“正史”之含有国家的“全史”意识，于焉形成，而民间私修正史者亦得于此大展抱负，较易为功。但是完备的断代全史——即形式完美——较易成，圆神以成一家之言的全史——实质完美——较难见，此即六朝官方及民间不断研撰前朝，以追求完美定本的原因。

从司马迁至唐初，此八百年间，“正史”在史学分类上的界定，由完美主义出发，逐渐厘出“正法”“国史”“全史”诸观念。此外，事实上并衍生了“定论”及“正统”的意义，容后论之。尚需一提的，乃是随着此时期史注学的兴盛，正史的注释，竟亦得而列入正史之林。这方面著作颇不少，多集中于前几部正史的著作，《五代史志·正史类》即收入了二十余部之多，其中名著亦不少，如裴骃《史记注》、谯周《古史考》（论考《史记》）、应劭《汉书集解》、服虔《汉书音训》、刘昭《（范晔）后汉书注》及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晋书》以降注释少者，据解释是因为“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故也。[36]这些史注，今日多已各随所注对象注入并行，而当时则多为单行。究竟这些史注的著作，何以竟得列入正史之林？似须从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入手观察。

属于本时期上述诸史注中，恐以裴松之（372—451年，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至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的《三国志注》，和颜师古（581—645年，隋文帝开皇元年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的《汉书注》为最。尽管二人也曾分别参与《宋书》及《隋书》的撰述，但其史注之才似乎胜过著史之才，故以之作为探讨史注学的代表。

松之系出河东闻喜高门，为著名郡姓，但其直系一支则仕于江左，与庾氏家族通婚。大体上，松之学术是从经学入手，据经注学发展为史注学的。值得注意的是，松之于晋末上表痛论私碑虚美乖实，实本实证主义而进路，是则其注《三国志》，此应为基本精神之一。事实上，史注往往为辩论正史某些史实而发，确为此类学术的特色。《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列传》云：“上（宋文帝）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所谓不朽，当指其著作精神及实质内容而言也，上述实证主义的精神，当是促成其不朽的因素之一。

然而除此之外，《三国志注》尚有何不朽之处？何以不朽？此需从其《上三国志注表》所自述作了解。[37]该表首先阐述史学的鉴戒功能及益智功能。跟着说明此书是因为宋文帝关心当代问题，留意近代史，根据此二功能产生求知欲，故诏令他注释，并指示他务须“寻详”“周悉”，是则此书撰著原则之一，显然仍是史不可亡论及完美主义的追求，希望本周悉原则，使三国的整体全程发展能更完备的被了解。松之批评《三国志》优、缺点，谓“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於略，时有所脱漏”，其论据即在此。

他自谓其工作在“搜旧闻”“摭遗逸”，如“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对《三国志》能产生“补阙”“备异闻”“论辩”“矫正”诸作用，实是围绕完美主义及完备主义以落实进行者也。所谓“补阙”盖针对其“脱漏”，“备异闻”则针对其“略”，为史注之补充功能的表现。所谓“论辩”者，乃指针对其史实记述及方法处理的失当处，进行辩证工作；盖松之推崇寿书“事多审正”者，并非谓“事皆审正”也，少许未审正而失当处，自当以论辩来做补救。此点应为其实证主义大展身手之处。至于“矫正”也者，显然指对陈寿“一家之言”进行理论批判，与“论辩”所含的史实批评意义不尽相同。“论辩”为了究明真相，“矫正”为了发明真理，提出松之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两者实皆因完美主义的追求而产生。松之《三国志注》可说将史注学已提升到了令人不能不重视的程度，本身亦代表了史注学的高水平境界。如上分析者，《三国志注》的本身成就已足以不朽，况其在史注学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亦将足以不朽耶。

史注学实为史学之一种，但史学著作与史注学著作则有所不同。前者以“成一家之言”的“圆而神”为高，后者以“寻详”“周悉”的“方以智”为尚。松之似未坚守或究明此分野，站在史注学的立场批评寿书“失在於略”，犹似扬雄、班彪等批评《史记》“疏略”耳。历史虽总体而全程，史著叙述解释必须掌握于此，但世间必无一书，能全尽人文总体全程大小诸事。“圆而神”之著作，应指能掌握其大体大脉络，提出“一家之言”者而言也。要达到此层次，第一关键即为史家的选择——他势须放弃许多史料的选择能力。这正是史迁及陈寿所以“疏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松之的寻详周悉之长处，不能施诸于他们。这或许正是松之在史注学上表现突出，而无力或无意进行“圆而神”的撰述工作者。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对松之颇有批评，连带及于为其辩护者，其故在此。

松之的缺点尚不止于此，余不便离题详析论证，但大体可以作如下观察：第一，“补阙”及“备异闻”的过度发挥，必将流于烦芜；且好奇求异，或炫其博览，不但会产生所谓“博雅”之弊，抑且亦将导致部分内容有荒诞之虞。松之注正有此现象。第二，注释作用之一，在辩正史实失当或异说处，以究明真相。松之此方面发挥不多，往往是聚集异说而不置可否，作者读之，常意尚可再作进一步论证者，事虽辛劳，但本实证精神则应为之。松之不此之为，殆其实证精神贯彻不足也。让狐疑迷惑后之读者，应非史注的真旨所在。第三，就其“矫正”的心态而言，松之虽有扶翼《三国志》之意，但其表现则似攻击强于扶翼，且连带及于所引诸著作，累斥以妄邪，或竟至人身攻击，颇违注释学术之旨。

松之这些缺点，颜师古甚为注意，唯恐重蹈覆辙。他注《汉书》，特撰《叙例》，就特别对裴松之所代表的史注风气提出批评。他说：

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

今之注解（指其《汉书注》），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38]

是则师古史注，采取“翼赞旧书”的立场，尽量避免其近代注史之弊失者也。《汉书》是其家学之一，师古避彼而倾其家学于此，故能书成即深为学者所重，时人许为“杜征南（预）、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云。[39]值得注意的是，师古注《汉书》既有家学渊源，而经学中其家又擅长《左传》，是则杜预注《左传》应与师古叔侄注《汉书》有所关系，亦即因经注而进路至史注也，故史称师古“尤精训诂”。尽管裴松之亦由经学进路，但经注与史注之间，似乎师古优于松之；故师古的风格气象，自与松之不同，此不遑详论。

要之，据其《汉书注叙例》自述，他是以“穷波讨源，构会甄释”的态度推展其工作的。他特重实证，“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因而连带扩及《汉书》版本、旧注、文字、语言之研究，亦即兼及《汉书》的外部构造及内部构造诸问题。尽管他也讲究“备悉”“匡矫”“释阙”诸问题，但除了“匡矫”与松之的“矫正”略同外，其余二者则与其“备异闻”和“补阙”颇有差异。所谓“备悉”者，乃指旧注简略及解说未明之处，他加以推衍解释而使之通明也。这无疑是注释中之注释，能有效地令人了解《汉书》古今解释的演变者也。所谓“释阙”是指就旧无注解处，他“普更详释，无不洽通”也，与松之的胪集众说不尽相同。师古用力于此，难怪有“尤精训诂”之称，故《汉书注》成，而众家旧注俱废也。

总之，史注应是扶翼所注正史而为，欲使正史补充得更多不可或不宜亡失的内容，使之更为周悉完美。是则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亦落实于史注学的发展也。依刘向以降分类观念，若六艺为正经，则传注亦得列入为经类；上述四史为正史，则其扶翼之史注亦依同理得列入为正史类。何况正史若失其史注，恐有危及史不可亡及完美主义的追求者耶？斯则正史之史注，非徒仅为附骥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