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6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第2页）

[2]温言行参见《晋书》本传，卷九十八，页265D～267B。

[3]桓玄于403—404年建楚国，引文见《晋书》本传，卷九十九，页269B。

[4]参见《魏书·岛夷桓玄列传》，卷九十七，页216A。

[5]详见《贞观政要》（台北，“中华书局”明校本，1979年7月台三版），卷七，页7B～8A。按：该条对话《资治通鉴》系于十六年四月壬子，殆误。

[6]两《唐书》官志之中书、门下、秘书三省项，及《唐会要》同上述三机关项均有载述，不赘引。但《唐会要·秘书省》项谓贞观二十三年闰十月置史馆于门下省，而罢著作史任者（见卷六十五，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11月三版，页1123），应为三年之误。唐朝官修制度容于第十章再论。

[7]《南齐书·魏虏列传》，卷五十七，页92C，开明书局铸版。

[8]刘穆之乃刘裕第一谋主，谥文宣公。这里所谓建武、永平之风，指东汉光武及明帝以法绳公卿之风也。太元、隆安之俗，指东晋末代孝武帝及安帝君弱国危之况也。文见《宋书》，卷四十二，页136B，开明书局铸版。

[9]参见《韩昌黎集·外集》（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3月台景印初版），卷上，页387～389。

[10]详见《宋书·王韶之列传》，卷六十，页165A～165B。

[11]参见《宋书·自序》所录《上宋书表》，卷一〇〇，页247A～247B。

[12]引文见《齐书》该传，卷五十二，页84C。

[13]详参见《梁书·沈约列传》，卷十三，页24B～25C，开明书局铸版。

[14]关于吴均及其修史工作，请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15]曹叡父魏文帝丕也曾撰《列异传》，下开魏晋以降以纪传史学搜神志怪，开创唐宋传奇一系。但曹叡则是较符合史学正统的方式，用以表彰人物。父子二人著作见《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类（收入《隋书》，卷三十三，台北，宏业书局，1974年7月1日版）。以纪传史学表彰人物，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如此，刘向《列女传》《高士传》即承此而创单行传记之风，遂为光武以下所闻风继起。由于东汉国史修撰权中央化，故此类纪传体的人物志著作遂大兴，本书第八章二、三节已论之。

[16]详见《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列传》，卷六十一，页166C～168A。修史时义恭犹未死。

[17]裴松之死于451年，宋孝武修史当在457—464年。松之此论，盖评备、权合力拒操之事也，详见《三国志·鲁肃传》，卷五十四，页1269。

[18]五、六世纪学术分类目录名家王俭（死于489年，齐武帝永明七年）、阮孝绪（死于536年，梁武帝大同二年）皆已将史部独立。但迟至孝绪之《七录》，纪传类——史部——分为十二部，首部“国史部”犹未如《五代史志》般正名为“正史”；然其自撰《正史删繁》，一书，则又以“正史”命名。（参见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页7～2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10月初版）。萧绎为湘东王时撰《金楼子》（书已佚，今据台北，世界书局影《永乐大典》辑本，1975年7月再版），其中《戒子篇》即倡议读“正史”（卷二，页12B～13A）。

[19]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20]姚思廉撰梁书吴均本传，谓帝“以其书不实”，均又“支离无对”于刘之遴的数条质询，故焚书免职云（参见《梁书》，卷四十九，页69B），似为据官方所修之史者。刘知幾谓“帝恶其实”，恐得真情（参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5）。《齐春秋》恐非“不实”而是真实，故为梁武所恶也。否则以此等史才，免职之后，又何须召见而委以更重大的修史之任？

[21]政府一面修前序性的注记，待其陆续完成，即同时陆续修终程性的国史（纪传体），这是东汉以来即已形成的制度。例如，汉明帝一面诏班固、马严等杂定《建武注记》——光武帝之起居注，一面又命班固与陈宗等共成《世祖本纪》——光武帝的国史本记，及其他东汉开国诸载记、列传二十八篇。118年（安帝元初五年）刘毅请为临朝邓太后修《长乐宫注》。两年之后，邓太后随即诏刘珍、刘毅等入东观修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显示前序与终程修撰时间或略有先后之分，但几可同时进行，不必中间加入一中介性之修实录工作也。东汉此段修史事实，请详拙著《汉书撰者质疑与试释》（分刊于《华学月刊》一二二、一二三期，1982年2月、3月）。

[22]按：二实录上于贞观十七年。引文据《贞观政要》卷七，页7B～8A。

[23]周兴嗣生平见《梁书》本传，卷四十九，页69A～69B。其所撰《皇帝实录》及《起居注》，皆记梁武帝事，为《五代史志》、两《唐书》经籍艺文志之首部实录，今已不存，内容难详。

[24]《贞观政要·文史篇》载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指示房玄龄录进《国史》，俾以为“自修”及“鉴诫”之用。玄龄遂将《高祖实录》及《太宗实录》各十二卷表上之（详见卷七，页8A～9A）。《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上》对《文史篇》所载语褚遂良及房玄龄二事，亦有记载（参见卷六十三，页1102～1103）。然在同书《史馆·修国史》部分，则载明上述二实录表上于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由玄龄和许敬宗等署衔奏上。许敬宗正是篡改国史的重要人物，李树桐师在其《唐史考辨》（台北，“中华书局”，1965年4月初版）所录诸文中，多已就修改各事一一指出。又，此《太宗实录》下限止贞观十四年，太宗生前即修撰及阅读其本人的实录，其内心对史官的微文褒贬之恐惧，是非常明显的。《太宗实录》之续编，由长孙无忌等于高宗永徽元年修成，断限自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亦分为二十卷。前、续二编之修成，均见《修国史》类，卷六十三，页1092～1093。

[25]五胡最早起事者应为巴氐李氏，李氏先称“成”，后称“汉”，有绍续蜀汉之志，此在常璩《华阳国志》述之已审。这是比较上有详细史料可供研述者，稍后刘渊称帝，亦以绍汉自居，其父子皆曾留学东京，深谙汉学者也。即使如张昌，虽为义阳蛮，亦识利用东汉官方谶纬之学，据地劫县吏丘沈为圣人，改丘沈姓名为刘尼，称汉后，造符瑞、服饰如汉故事，此皆《晋书》刘渊父子等人之载记，及昌传均有载述者也。又刘渊复汉事，拙文《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颇论之，详见《东吴文史学报》第八号，台北，东吴大学，1990年3月，页47～91。

[26]前赵立国规模参《晋书·刘曜载记》（卷一〇三，页278A～278B），刘聪杀史刘曜续修之事参《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8），上注所引拙文亦论之。

[27]参见《晋书·石勒载记上》，卷一〇四，页281C～283B。

[28]石勒兴制度置南都，论三国正统而恐其非正，详见《晋书·石勒载记下》，卷一〇五，页285B、285D。

[29]石勒创立“史学”及诸记、注等事，详见《晋书·石勒载记下》，页283D、284B、285C。

[30]石勒死于333年，内乱，从子石虎称兵崛起，其行事详见《晋书·石季龙（避唐讳而称其字）载记》上及下，苻洪时为其部将，谏语详见《载记上》，卷一〇六，页288B。

[31]按：苻坚乃苻洪之孙，苻雄之子，原姓蒲氏，因谶改姓以应之。其家族兴亡改革，《晋书》载记大体颇详，不赘述；引文见卷一一三，页301B。当时苻坚以文教渐盛、国威远播，大约即因此阅史，而不欲留秽史于后代也。

[32]苻坚于370年灭燕，即收慕容冲姊弟并专宠后宫，长安为此流传其龙阳之谣，详见其《载记下》，《晋书》，卷一一四，页303。

[33]崔鸿《十六国春秋》之迟迟完成表上之，是因等待搜阅诸国史书，“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而成。《北魏书·鸿传》及所录《上十六国春秋表》（鸿附见于其伯父《崔光列传》，卷六十七，页154C、154D），以及《史通通释·古今正史篇》（卷十二，页36C）已述之。

[34]萧方等乃湘东王（梁元帝）世子，梁武帝萧衍之孙也，生卒时间约在528—549年，曾注范晔《后汉书》，撰《三十国春秋》，著述时间当与崔鸿约同时，而一在北，一居南也。其事见《梁书·忠壮世子方等列传》，卷四十四，页61C。

[35]王允杀蔡邕是惧其能“正”国史，故自我解释其理由云：“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详见《后汉书·蔡邕传》，卷六十下，页2006；及《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卷六，页179～180）此为假借危害国家统治权及声誉，诬史讪谤而杀之者。韦昭不苟同及顺应孙皓要求——要求记苻瑞以明其真命及其父作本纪——而获罪，寻而又因于狱中上《洞纪》一书而益触君怒，终被杀（详见《三国志·韦曜（即昭）传》，卷六十五，页1462～1464），此则为据实直书不肯虚美时君而见杀者也。公师彧原有为刘渊改造历史之嫌，详见拙文《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

[36]事详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8。按：刘知幾叙此事于苻坚焚史之前，盖因燕国本有前、后之分，故合而叙之。前燕本已撰有《起居注》及《燕记》，为苻坚所亡；慕容垂复后燕，再创国史也。其后申秀、范亨各取二燕史合为一史。

[37]赵逸即《史通·古今正史篇》所述之赵思群，本仕后秦姚兴，后为赫连所虏，而仕夏为著作郎，奉命修国史。引文见《魏书》本传，卷五十二，页117C。

[38]赫连勃勃事详见《晋书》本载记，卷一三〇，页331B～332D。

[39]桓温以《晋阳秋》书枋头之败不当，实另有其解释立阳与理由，所谓“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公（指孙盛）所说”是也。他并非焚禁《晋阳秋》之行世，而是谓若不删改，“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耳。即施加政治压力或暴力要其修改也。至于枋头之败到底应如何解释始合理，此不赘论之。详见《晋书·孙盛列传》，卷八十二，页22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