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魏制君观念的变化与官修制度的调整（第1页）

三、北魏制君观念的变化与官修制度的调整

关于4世纪末叶道武帝拓跋珪复兴北魏以还，至于7世纪初叶隋末丧乱，北朝一系的史官制度及其修撰情况，刘知幾于《史通·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两篇，已有综合而扼要的论述，是以若非值得再商榷探讨之问题，此处从略不赘。刘氏《史官建置》概论北魏云：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於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三史”一作“参史”，下同，未详）不过一二而已。普泰（531—532年）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

又《古今正史》论述北魏早期修史情况云：

按：知幾《古今正史》之言，盖综略魏收《魏书》之崔浩及高允二列传而成，论其概略则无误，但有若干关键处则忽略之。至于《史官建置》之言，由于魏收撰《官氏志》，所本者为孝文之《太和令》，对孝文以前史官语焉未详，故知幾亦略推之而不甚了了也。

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嗣、世祖太武帝焘以降至高祖孝文帝宏，本纪多记其好尚汉儒经史之学，而据崔玄伯、崔浩父子、邓渊、高允、崔光诸列传，则知此数帝均曾与此数人论学或受其教育者，而此数人正是北方保守汉代经史图谶之学的典型人物也。北魏一代学风制度，实奠始于此数位君臣的学识，尤以崔玄伯最为关键。

《史官建置篇》曾概述五胡政权史官，谓除少数外，“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此即余前文谓五胡多奉汉魏制度，以秘书著作为史官之意。拓跋珪崛起代北，396年平并州，初拓中原，始建台省百官，大量起用文人，而留心慰藉士大夫。398年改定国号称“魏”，迁都平城，始正式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而令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裁之。玄伯寻奏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是宣布元魏欲越曹魏而上承炎汉之统，其政治取向可知矣。故于400年，道武帝下诏为汉高祖刘邦之由布衣得统辩护，声言“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遂由推明炎汉而以自况，警告狂狡迷命、逐鹿从乱之徒。[40]当此之时，制度初定，不如孝文帝以后般律令严整完备。道武帝对设官分职、格遵律令犹未适应，故曾下诏申论“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虽三公台司，“在人主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大有轻视魏晋刑名论循名责实之理的意思。[41]此与三十七年后，其孙太武帝拓跋焘明诏划分君主、公卿、宰民之官间的权分，声言“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知何从”的律令法治精神，显已大大不同。[42]是则魏初有史臣而无常职，自非意外之事。

然而，杂取他官充史职，原即为东汉东观修史的惯例。这种惯例虽或无律令依据，但行之已久，遂得视为制度。元魏初期承袭东汉此制，应无疑议。进而有可论者，元魏创制之初，殆即有秘书省著作省之史官机关建制。其秘书省自始即为坟籍收藏校订之机关，或称之为“东观”；著作郎、佐隶属秘书省为常制性史官，殆自始即有秘书省下领著作省的建制。此盖承袭（曹）魏、晋制度而置者也。[43]

元魏早期，由秘书省之著作省修史，当职者为著作郎、佐郎。复因郎、佐编制有限，人才、人力不足则不得不调他官充职，此即“参著作”或“参著作事”职衔之所由生（前引《史通》文之“参史”，即应指此），正是以魏晋建制为本、东汉惯例为辅之运作，与东晋南朝大体相同。例如，邓渊曾任著作郎，累迁吏部郎，道武帝盖以其“多识旧事”，遂诏其撰国记，史未言其是否“领著作”或有参佐者。至于崔浩，于道武帝天兴（398—403年）中即已转著作郎，太武帝时以太常卿，奉诏与“弟览、高谠、邓颖（颍？）、晁继、范耳（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此为“共参著作”之例，是时崔览似以征虏将军“参著作事”，高谠似以游击将军“参著作”，邓颍以中书侍郎“参著作事”，而由崔浩为召集人也。[44]此与刘珍以谒者仆射召集他官充职者共修《东观汉记》之例正同。

439年（太武帝太延五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是年正式南北二朝对峙）太武帝伐凉，诏崔浩留台，以“司徒、监秘书事”续修国记，此为北魏以宰相监修国史之始，似取法西晋张华之监领国史也。刘知幾不明北魏虽有著作郎、佐而仍有共参著作之制度于前，复对439年以前崔浩以太常卿为召集人，而此年以宰辅监修之差异，似有混淆之嫌于后。是时，“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常侍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至於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45]其实此时或稍后，高允即以本官“领著作郎”，实际负责注疏工作；而正式之著作郎阴仲达、段承根、宗钦亦为参与工作者。[46]同作死者既有一百二十八人，则共参著作而不可考知者尚多也。如此大规模同修国史（并非修前代史），自非一个秘书省所属之小编制著作省（刘知幾称著作局，殆误）所能负担。再者如此多人同修，又自非委派一人总监裁夺不可。是以此次修史，实下开北朝以至隋唐，必须另外设局建制，以及必须专委宰臣或要官监修之先河。这种发展遂与东晋南朝有所差异也。

上述问题既明，则进一步可究者，厥为崔浩集团修史，到底依据何种指导观念进行，复又如何酿致史祸，使史官一度停废也？

太武帝之诏云：

究其观念，正与司马谈、迁父子的惧史文断废及实述其事之观念相同，亦即太武帝本于史不可亡意识而了解史必须真实的第一原则，并从而发言指示崔浩也。此即崔浩等修史时之指导观念。然而，北方自苻坚之败至此年，始甫告统一；北魏诸臣，多来自原先割据各国，即使参修史臣亦多如此。加上鲜卑与汉化之矛盾、胡人与汉人之差异、高门与寒素之歧别、佛教与道教之冲突，乃至崔浩个人学术、人格及其政治上之纠纷，如此而欲宣扬国家威德，叙事解释务从实录也者，实因身在环中而戛戛乎难矣。何况高允于案发后，答太武帝之面质云：“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则知崔浩、高允等人，亦颇持“以史经世”及“以史制君”观点。二人之学术与人生，俱具汉儒性格，崔浩尤有道统儒的强烈倾向，是则极易引起是非之争。[48]

崔浩案当然可能与道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冲突有关，但除佛、道及汉化之矛盾外，[49]崔浩表现于独尊自己的经史，本身即具冲突的作用，《崔浩传》谓史祸之起伏云：

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

初，郄标等立石铭刊国记，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有司按验浩，取秘书郎吏（浩以司徒监秘书事）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浩伏受赇。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

是则崔浩是因刻石宣布其经史而祸发，伏“受赇”以致国事“备而不典”而定谳者也。《高允列传》颇详其刻刊经史之意识：

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檦（标？）性巧佞，为浩信待，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表荐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於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

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作。

此为崔浩罢黜他家、独尊己术，且自信其史基于直笔、可得定论之意识，不亦明甚？其后游雅评说，谓“司徒之谴，起於纤微”，[50]其识实不如高允。

综括而言，崔浩于综错之世局中，而自己又是综错之关键者的情况下修史，原即难跳出象外，修成令当时许多关系人皆满意的国史。其他致祸因素姑不论，即以就史论史言，崔浩以前曾批评赵逸如扬雄之《剧秦美新》，则其本人当有不虚美、不隐恶之实录观念，故他们奉到太武帝实录原则的指示，则势必讲求实证之风，况论他们兼且带有“以史经世”“以史制君”，乃至追求定论历史之精神矣。就此而言，他们确曾努力以求达成，虽死不悔，高允答辩太武帝，抗称：“至於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则他们所表现的史官精神与努力，虽无刘知幾之推崇表扬，亦不可轻易议也。[51]不论崔浩是否真在司法上成立“受赇”罪，要之高允答辩也曾批评浩有“私欲”和“爱憎”，此与浩传所述之学术、人生及政治，大体吻合。是则史祸之触发，乃是其个人的人格表现累积而成，表面纤微，其实则甚复杂。明白乎此，则知果于杀戮而常后悔的太武帝，何以后来说“崔司徒可惜”也。

崔浩之死牵涉许多漩涡，谈不上可惜不可惜。要之，他树立了一个创举——当代国史修成后随即公开发表的先例。其初意虽是炫耀自夸，但却也必须先能自信其坦**精确。自马、班及东汉官修以来，当代国史以身死或国亡，然后始宣布而出为惯例。这是因汉儒相信孔子修其国史——《春秋》——有经世之意，有“贬损大小当世君臣”之旨，故隐约其词，书而不刊，由是取得教训而成此惯例。[52]社会若有公开的学术批评风气，而不流于意气与暴力，则官修当代史及时发表，将更明帮助于史学的发展，官史遂不易成为“一言堂”，以至篡改失实，丧失经世制君之最大效用。6世纪中期，西魏、北周之际的史家柳虬，似即因于时弊而有感于此，提出其著名的“国史实时发表论”，而被一度实行，《虬传》云：

虬以史官密书善恶，未足惩劝，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於朝，其来久矣。而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

且著述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

……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53]

柳虬理论，显然是根据孔子以前史官直书宣示于朝的旧惯例，以论汉以来奉孔子模式为先例之不当；而且强调史以制君经世的功用论，以批评密书秘藏的官修形式；进而指出实时发表始能达致制君经世的完全效果，与夫具有促进整齐史学的正面积极意义。前引唐太宗要求观史改过，正可印证此理论。惜乎崔浩当年以其声势，而不能确立此理论为惯例；柳虬人微言轻，遂只能行于一时而无法建立经制，唐朝以降，竟至变调。

崔浩史祸负面的震撼远大于正面的影响。自450—460年，北魏竟至为史官停废期。高允在文成、献文、孝文三朝被任遇而参大政。文成帝是“好览史传”之主，感“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著作郎”而已，遂拜允为“中书令、著作如故”，自后屡迁，但常负责修史，逐渐成为崔浩以后的史坛领袖。不过“虽久典史事，然而不能专勤属述，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罢了。其间游雅为秘书监，亦“不勤著述，竟无所成”。[54]窃思其因，盖魏初收自各国之史才大多随浩案丧命，且高允、游雅因浩案之余，志气不复当年，大较略有刊修，能续崔浩当年故事者已是万幸，至于不勤不专者，恐为谨慎塞责之反应也。这种沉寂敷衍之状况，似需待此一辈人物死去，新人挺起，始可能有转机。

487年（宋亡后八年，齐武帝永明五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沈约被敕修国（齐）史之余，于是年复奉诏修《宋书》。《南齐书》先由檀超、江淹首次开创国史凡例，而《宋书》之轻蔑“索虏”，均各在史学及政治上给予北魏甚大刺激。是年值高允以九十八高龄卒，老辈凋谢，孝文帝、李彪君臣遂改革修史体制。[55]

5世纪后期至6世纪初期，北朝史官并出，但高佑、崔光先后以秘书监领著作，为史坛领袖，然而实际上纵横专力史坛者，厥为李彪。另一名家崔鸿（光侄）着力于五胡史，虽亦擅名，却不及彪之影响。李彪为北朝中期史学思想的领导，一扫前此百年国史之简陋、史官之因循，而向后创立了魏收能迅速完成《魏书》的基础。他的思想体系与诸多贡献姑不备论，值得注意者乃是他和孝文帝之关系，实为导致整个国史观念及体制改变的基因。487年（太和十一年）与高佑合上的《请改国书为纪传体疏》，及约在500年（宣武帝景明元年）所上的《求复旧职修史表》，尤为当时大文。[56]

李彪前疏，除了有立即改变北魏国史体例结构及修史方式之功外，尚有在中国史学史上，正式宣扬国史必须以纪传体为正史的意义，具有澄清汲冢出书以来古、今正史之争的效果。6世纪中期梁元帝、阮孝绪有“正史”之名，7世纪中期《五代史志》在史部分类上正式将纪传国史划归“正史”类，不得谓无受其影响。[57]后表其中有一观念，即提出“国之大籍，成於私家”，乃是末世不得已之弊；盖无异主张国史必须官修，对当时私修之风诚为挫折。他自己虽不居史职，却坚求官准以白衣入省修史，下开6世纪末王孝绪及8世纪中吴兢，官准以布衣入史馆修史之先例也。

后表另又提出“国史明乎得失之际”，声称马、班二史“惩劝两书，华实兼载”。其深得史学功用论之经世制君观念，应可无疑。故同表述当年建议改革书体，孝文帝特颁诏给他云：“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是则当时二十一岁而仍被太后干政之孝文帝，恐有受其观念所影响，有感而发者也。三年之后太后崩，孝文始亲政，遂“诏定起居注制”。翌年（491年，太和十五年）后，乃正式“分置左、右史官”，且“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58]孝文若受李彪史观影响，则影响可谓深矣。中国帝王，或虽知史学有制君经世之用，无论恐惧与否，自君主本人口出阐扬指示若此者，几为空前绝后之创举。

孝文所创立的左、右史官，实北魏前所未有的起居注制度，亦即要求实时书君善恶以收制裁之效的体系。若非出于对史学之了解和自觉，焉能如此？当时南朝修注权与修史权均仍在秘书省之著作郎、佐，官职与天子颇疏远。而孝文建制，秘书省之著作省掌修史权，集书省之起居省掌修注权。集书省魏、齐皆为侍从供奉机关，官员有密近讽议献纳之责，故修注官最能迅速知晓君恶也。在机关的建制构想及意义上，表示孝文帝制君观念，已充分落实于制度及技术层次，大不同于南朝。隋文帝《开皇令》无集书省，其属官皆并入门下省；而门下、中书省据令已是宰相兼供奉机关，构意较孝文帝更进一步矣。及至唐太宗于门下省置起居郎，高宗复于中书省置起居舍人，使两省皆有修注官，实即承隋制而建为永制也。[59]前引唐太宗与褚遂良谈话的内容，正见孝文创建此制的落实表现及对后世之影响。

孝文有律令观念，而对此又出于自觉上之需要，因而并非口说而已之徒。494年（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行之更切，曾责罚宰相广陵王羽以下失职大臣。其中责守尚书尉羽云：“卿在集书，殊无忧存左史之事。……”责卢渊云：“卿在集书……尝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无所归！……”又责散骑常侍元景云：“卿等自任集书，合省逋堕，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责在於卿！……”他也曾与另一宰相任城王澄论革新礼教，深怪澄言不当，竟指示曰：“一言可以丧邦者，斯之谓欤？可命史官书之！”[60]这种实时书恶以达制君经世目的，其实践意志可知。起居注为国史最重要的原料，要求修史书恶，若修史时斟酌删去，则用心枉然矣。孝文曾对著作官韩显宗和程灵虬有所批评讽嘲，《魏书·韩麒麟列传》云：

高祖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又谓显宗曰：“见卿所撰《燕志》及在《齐诗咏》，大胜比来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见……可居中第。”高祖又曰：“卿为著作（时任佐郎），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

显宗曰：“臣仰遭明时，直笔而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优於迁、固也！”高祖哂之。[61]

显宗有文才，其仅名奉职若非懒惰，即为仍震于浩案的影响。要之，孝文帝自觉史须制君经世，而督责史臣实践之志甚决，且亲阅记、注以作考课者甚明。褚遂良、刘洎答唐太宗，论史官职责及史书功用，实本于此。至于说“不闻帝王躬自观史”，遂良若非无识于崔浩、高允、孝文帝、李彪、柳虬等北朝此系发展的传统，则是内心另有所思，惧唐太宗开天子观史之例而杀害史官之可能也。

大体而言，五胡史学及其制君观念的因子，上承汉魏，而下启北朝。4世纪东晋史家的批判风气所带来的经世制君思潮，亦隐然有窒于南而传于北的趋势。于是崔浩、高允等承风推动于前，孝文、李彪等因势改创于后。左、右史制度的重建，实为制君观念的落实化与制度化，且依律令作为运作者也，与“故事”化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而且，将国史前序修撰权透过起居制度划归集书省之起居省，将终程修撰权仍置于秘书省之著作省，此离析分行的建制构想，遂为齐、周、隋、唐所本。至于集书省依法令为魏、齐的供奉密近机关，起居省隶属其下，制君的政治意义和史学意义岂不明甚乎？斯则较南朝起居之纯为行政上之建制的意义，相距甚大也。隋唐将修注权移隶宰相机关，即顺此而改革奠定者也。

孝文的构想化为创制定令，其后并非毫无改变。自5世纪末至7世纪初，由于世局的变乱，遂成官修的魏体制过渡为唐型体制的时期，其间变化的因素与过程颇为复杂，故特辟下一节目以概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