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判制裁下的东晋史学（第2页）

汉自桓、灵，君道陵迟。朝纲虽替，虐不及民……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

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97]

观袁宏此论，在阐明王迹所兴的禅、革二理，归根名教，推崇民本，并指论曹魏所为外于此二理，又能以名教粉饰其功利，盖为禅、革之变态，而名教之邪用也。山松之论，实据于此。诸史家意见如此，平日谈论，恐即互相影响，已为习氏斥魏于序外铺好了道路。

袁氏乃学术世家，自袁准撰《袁子正论》十九卷，其家族以后颇以关心政治社会，持正议以论世见称。宏与山松，文史俱佳，玄儒兼修，持理之正似又过于孙氏兄弟与习氏。孙盛以异样眼光论刘备托孤，而袁准、袁宏则持君臣名教大力推崇，识见实逾孙盛。[98]袁宏因文才过盛而掩其史才，实则其史学才识，当时鲜见，常恐其意不为人知而用力撰史，亦与习氏相同。[99]兹再就其《后汉纪》论述之两点，申述与本主题有关者。

首先，袁宏明知曹魏篡逆不正，但书曹操为公、为相、为王，乃至曹丕篡位，皆不明书其自为及篡逆，笔法与陈寿略同。反而书刘备之事，则曰“自领荆州”于建安十四年；汉亡，则书“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于全书之末。是则据评论则篡逆为曹，据笔法则僭逆为备，此究何意？作者思其旨，谓可得而解释者如下：第一，陈寿所采者乃三国分行、互不称臣的立场，诚如袁宏《三国名臣颂》所言：“余以暇日，常览《国志》。……”斯则陈寿的立场不当不知。然而袁纪所采者乃以汉室为正朔中央的立场，曹氏父子得献帝的正式策让，实为事实，故笔法即寿。反之刘备则未得此，故书备“自领”“自立”也。这是实录笔法，作者前已论之，非必明书曹氏“自为”，始能明其篡逆。此事进有可论者，即日后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书曹氏“自为”之外，亦书“刘备自称汉中王”“孙权亦自王於吴”等，盖变袁宏笔法而成之也。第二，范晔书曹氏“自为”而有贬义，则其书孙、刘之“自为”亦当有此义，此亦取法于袁宏。盖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受禅之岁，亦即东汉告终的时间。东汉既终而曹魏继兴，则《后汉纪》全书亦应完毕，不必再书。然而袁宏在曹丕受禅后，连记陈群之“义形於色”，及杨彪之辞魏官曰“若复为魏氏之臣，於义既无所为，於国亦不为荣也”两事，接着即以“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为结尾。如此结束，无异说明汉亡所不应亡，而人心犹思汉；以及承认蜀汉继东汉而起。这是有意贬魏而排之于序运之外，而让刘备复续汉统也，亦即与习氏的《晋承汉统论》大旨相呼应。于此两事，可见袁宏史笔之高明。

其次，袁宏若以蜀汉继东汉，以正曹魏之篡逆，却何以又用含有贬义的“自领”“自立”笔法述刘备？这正是史家就事论事，不虚美，不隐恶的正法；盖刘备继汉统是一回事，而刘备不得天子任命以自为者又是另一回事也。此理当从袁宏论光武帝事着手观察。据内继系统，光武显非绍续西汉的正统，然西汉末国统三绝，光武遂得以高祖九世孙中兴继统。自光武以来，东汉王室皆以光武继西汉第八世的元帝，袁宏对此有理论性的佳评，云：

光武之系元帝，可谓正矣！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於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

末学庸浅，不达名教之本；牵於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见君臣同於父子，谓兄弟可以相传为体，谓友於齐於昭穆，违天地之本，灭自然之性，岂不哀哉！夫天地灵长，不能无否泰之变；父子自然，不能无夭绝之异。故父子相承，正顺之至也；兄弟相及，变异之极也；变则求之於正，异则本之於顺；故虽经百世而高卑之位常崇，涉变通而昭穆之序不乱。由斯而观，则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100]

袁宏此论，在思想史上甚有价值，他从融合玄儒的角度，辨明自然与名教、性理与事用的关系，主张名教治体乃是顺性理自然而生，而后者则得前者始能彰明，由此而论向伦理政治，对传统家长式统治的伦理意识，具有甚大的震撼力。兹不赘其议论在中国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即就“光武继元帝为正”此一命题上看，袁宏持论亦甚合理，盖父子相承乃自然之理，至正至顺，昭穆祖考由此而生，只有在夭绝状况之下，兄弟相及始得发生。然而理虽变异，仍当求本于正顺，始能符合自然。光武拨开成、哀、平三帝，而直继父辈之元帝，允合继祢之义，亦即符合自然之理，而又符合因此理而制定之名教也。光武上继元帝为正，则刘备虽处变异之极，但仍可求本于正顺，得以蜀继汉为正矣。《后汉纪》全书末句，其背后之道理意义当在此。

全书第一次出现的“袁宏曰”，是针对光武建武元年四月公孙述称帝及胁逼名士李业而发，不啻表明了全书的要旨所在。他以李业因盛名而死，遂畅论名的本质、意义及其为用，认为“夫名者，心志之标榜也。……因实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以修实，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为己，故立名而物怼；最下托名以胜物，故名盛而害深。”[101]这是由形名论检论名实、名理者也。此旨明，则第二次“袁宏曰”评论晚公孙述两月称帝的光武，理据始明。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更始外逼于赤眉，内劫于叛乱，已由长安亡命至新丰，而光武却在河北以萧王即天子位。袁宏详记群臣初以武功和文德为宜正号位的借口，力谓光武功大，三分天下有其二和带甲百万，这是功利主义的唯实力论。及至群臣出，耿纯即进言，谓天下士大夫追随光武，其计固望攀龙附凤而已；今光武若逆众而不正号，士大夫望绝计穷，有去归之思，无从大王也。光武感其言，又梦乘赤龙上天云云，而“赤伏符”亦适时出现，遂即位于鄗。这段史实，若读者记忆犹新，则与前述刘备即尊事件，有非常类似之处者。是则袁宏论光武即位，无异亦即论昭烈即位也。他说：

夫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群黎，而为谋主。故权其所重而明之，则帝王之略也；因其所弘而申之，则风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群生之众，举一贤而加於民上，岂以资其私宠，养其厚大？将开物成务，正其性命，经纶会通，济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仁有义。夫崇长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恶乱，万物之心也。推仁，则道足者宜君；恶乱，则兼济者必王。……此盖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夫爱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爱敬，则亲疏尊卑之义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怀旧之节著焉。有尊有亲，则名器崇矣，有本有旧，则风教固矣。是以……服膺名教，而仁心不二，此又因於物性，君以义立者也。然则立君之道，唯德与义……陈之千载，不易之道。

昔周秦之末……六合无主，将求一时之际，以成拨乱之功，必推百姓所与，以执万乘之柄。虽名如义帝，强若西楚，焉得拟议斯事乎？由是观之，则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逮……国统三绝，王莽乘权……然继体之政，未为失民；刘氏德泽，实系物心。故……一假（汉）名号，百姓为之云集，而况刘氏之冑乎？於斯时也，君以义立。然则更始之起，乘义而动，号令禀乎一人……成为君矣。

世祖（光武）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足矣。然则三王作乱（指更始部下兵变），勤王之师不至；长安犹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102]

袁宏论事，先展开其论据以作前提，待理明而判断始下，这是史家所鲜见者。树君于民，非以私其所资，乃是顺万物好治恶乱之心及崇长推仁之理而为者。据此，则“道足者”及“兼济者”必王，盖君以德立也。相对于周秦及西楚义帝的名实关系，袁宏认为汉高祖以德而立。而汉德未衰，为民所感念，不当易君而王莽易之者，乃是失道。更始训民而起，是以义立而非以德兴，盖顺人民敬爱而尊汉、忠信而怀旧的心理而起也。更始依此名实兴起为君，光武在其麾下，假此义理而坐大，最后叛逆自君，是臣道足于前而不足于后；及其君难不救，君在自僭，即使能南面，但终为“道未尽”之举。道何以未尽？盖违反崇长推仁的君以德建，及存本怀旧的君以义立之原则也。光武君臣因功利私欲而遽建政权，致使“道未尽”；“道未尽”者，亦即开统未正之谓也。据此以况刘备：刘备实因义而起，以刘氏之冑而继统，其理本如光武。然而曹丕废逆，勤王之师不至；献帝尚存，备君臣亦因私欲而遽即自君，循名责实，道未尽者一如光武，袁宏以评论贬光武于前，复以叙述贬昭烈于后，而此二君俱为后世所称，却为袁宏其所未正也。

特别指出一点，上述史家皆对篡逆作批判，而有匡正世道之志。大体上，因论篡逆则必然指及王迹所兴，根据散见史料，孙盛和凿齿皆全力为东晋争正统，不惜妄引他们所不全信的灾异图谶以作证据，致有荒诞曲解的倾向。[103]袁宏《后汉纪》的断限不及于晋，但其批判光武和昭烈，无异即影射与二帝相类似的东晋元帝。[104]且其从弟山松痛论曹魏，亦有影射晋三祖之意，与干宝的婉转，孙盛的回避，凿齿的强辞文饰，诚各异其趣。若不互相比较，袁氏之旨实不易明，故《后汉纪》自序不但特揭明“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之旨，犹恨人读史“止於事义，疏外之意，殁而不传”，是以再致其“怅怏踌躇，操笔悢然”之意。

上述所有问题既明，则凿齿的《汉晋春秋》及其后的《晋承汉统论》，其宗旨、目的、性质和作用，大略可想而知之。兹将其理论架构展开，并略加评析：

凿齿自谓其宗旨在“尊君”。“欲尊其君而……推之於尧、舜之道”。他认为时人的批判或影射，皆因“不知”尊君则须推之于尧、舜之道的道理，因而其目的是要透过论史以发明斯义，另一目的则是据此以裁正桓温，[105]而所欲论的对象，则是三国之间和魏晋之际，性质实属政论居多。

对他具有启示作用的来源有二：第一，是刘氏学说和班氏史学。他们解释汉兴的功德，和斥秦、项二伪于运序之外，乃是习氏推晋继汉的主要理论根据。第二，是巴蜀学派及谯周释谶。巴蜀学人有天命在魏说的解释，谯周推衍之，以刘备、刘禅二主的名讳拆字，预言蜀汉政权已具“备”，但后来“禅”授予他人。此在前面已有论述。后来贾充以成都出土璧玉，遂引谯周此释，解释为此人即司马炎；理由是后主最后的年号为“炎兴”，此为《汉晋春秋》之强调，所谓“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者，亦即晋统承汉的天意根据所在。[106]然而刘、班及谯周等的说法，原即具有附会、曲解的主观色彩；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刘、班尚有教化意义及入主出奴意识，是则习氏以此为其架构的经络，特色亦可知矣，作用亦可明矣。

《晋承汉统论》主要不在为蜀争正。以蜀为正的发挥应在《汉晋春秋》。大略可知的是，“蜀人杖正”理论上是因为已判定了“吴、魏犯顺”，在此前提下，遂引“宗室”和“天心”作为其所以正的证据。天心说是违反晋官方理论的，只是贾充有此一说，遂被习氏毅然采用。宗室说则未详其系统论据，前文引清代四库馆臣之言，似有为东晋向五胡争正统之意，故由此以先为蜀争正统。很可能习氏解释宗室说未详或理未正，所以才有袁宏的补充发挥，解释光武继祢之正顺，及因义且以正冑兴起的系统理据。[107]事实上，凿齿有视刘备为“霸王”之意，论其兴起以权，而有“负信违情，德义俱愆”之过，故“虽功由是（夺刘璋土）隆，宜大伤其败”；因此进论三家不能相一，是由于“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108]

明显的是，孙盛对三国兴起皆作批判，有否认任何一国为正的意思，而习氏似也有此意。只是习氏因欲尊晋抑桓，因而形成其政教意味甚浓且又特殊的正统观念，由此而顺着编年史复兴的潮流，创作了史学史上最早的编年通史，用以发挥其旨。《汉晋春秋》既为编年通史，则政权终始之际的正朔统纪问题遂特被重视。他既主张蜀为正，则献帝废后的纪年，当以蜀汉年号继之，至司马昭灭蜀而止。基于此需求之下，遂又不得不为蜀争正统矣。他以刘备行权自君、宗室嗣祖作解释，似亦自知未能满意，故不得不援天心以明真命。然而事实上，这种构思与《晋承汉统论》的说法颇有矛盾。因为在该论中，他援引刘、班解释周末无主数十年而为战国，最后由汉高超秦、项二伪而远嗣周统的，故谓“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至晋始有定天下之大功而一天下。执此论统必须以一的传统观念，遂认为“推魏继汉，以晋承魏”为可惜之举，主张“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据此，则“以晋承汉”应指超三国而远承东汉也。但是该论同时亦用《汉晋春秋》的构思，认为“汉终有晋”——即以蜀为正统继东汉，而亡于有晋。“以晋承汉”说是表示三国时天下无主，“汉终有晋”说是表示天下有主，正统在蜀。二说矛盾，难以自圆，岂习氏自谓之“诡事”耶？“奇论”耶？抑尊晋贬逆心切的无意之失耶？

正蜀是由于前提已以魏、吴犯顺而逆。吴之逆，前面已引孙盛和习氏之说。习氏主要在正魏之篡逆不正。魏因篡逆而不正，其理据何在？习氏未见正面提出。鄙意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判魏因篡逆故不正，已违反前引晋武帝《告天策文》的官方言论，解释愈多则愈将违反。第二，武帝宣称曹魏“扶翼刘氏，又用受禅於汉”的，晋亦以类此情况而“有大造於魏”。如此解释魏之逆迹愈明，而晋之逆迹亦愈明。故详释魏之逆理，毋宁只判其逆而不释其理。事实上，凿齿最大顾忌即在此，是以《晋承汉统论》开章即假设二问——“魏武帝功盖中夏，文帝受禅於汉，而吾子为汉终有晋，岂实理乎？且魏之见废，晋道亦病。晋之臣子，宁可以同此言哉？”——以展开其全部理论。

根据前面所言，以蜀为正之理虽颇牵强而亦非全非，但“汉终有晋”说实为不通而矛盾之言，确非完全根据史实作推理的实证之道。虽然如此，习氏确已提出解释。然而若不欲过分违反官方意见，或为了为亲者隐、贤者讳，则实不应判定魏篡逆不正，因为自知魏篡逆不正，则晋同理亦然也。今逆魏而不解释其理，只为投鼠忌器，则习氏态度未诚、立场未中，隐然自知理屈不当也。故第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说，当难以服人之心。袁氏兄弟就魏大发议论，恐受此影响。其次，魏武帝和晋宣帝之事，连胡人也取以为笑柄，其欺弱狐媚世已知之，干宝亦已“直而能婉”的提出评论。习氏以魏废汉为篡逆，以晋废魏为合义，读史者虽未观其理据，已知其弊病。盖其理若然，则晋明帝何以悲泣自责耶？

习氏何以解释魏之见废而晋道未病？其主要理据为：“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则三祖臣魏之义未尽。义未尽，故假涂以运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节有殊。然则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高拱不劳汗马，而有静乱之功者，勋足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关键仍在第一句。既然若干问题的答案关键，皆在“魏自君之道不正”，而又对之不展开解释者，则上述推论习氏之心理者可知也。

据其解释，“魏自君之道不正”矣，“故君臣之节有殊”，亦即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的关系。问题在君既不君，则臣可不臣吗？且先君不君并不一定就是后君亦不君，若因先君不君则臣可不臣，难道后君无不君之事发生，亦可臣不臣吗？既臣事无罪之后君，则不应尽义辅佐，匡正前失，而反而可乘其“微弱”以取代之吗？

自君之道不正形成君臣之节有殊矣，则三祖臣魏之义遂可得未尽吗？如何未尽？习氏解释，谓汉末失御，三国战乱无主，曹操非真主，但司马懿“势逼当年，力制魏氏”，稍不从慎，即“有不容之难”，故不得已“降心全己，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何况“宣皇祖考，立功於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更愤慨于曹操之“志在倾主”也。及至操死，“大难获免”，於是兴起，攘外敌，扫内忌，大恢“命世之志”，巩固“非常之业”，以遗子弟。景、文二帝以“灵武寇世”继之，建格天侔古的功勋，至武帝遂混一宇宙，“定千载之盛功”。这种功业皆司马氏所为，不是曹魏所为；而且司马氏也不是为辅魏为之，而是为己为之。据此，则宣帝有不得不臣于曹操之理，可以同情；此时其臣魏之义未尽，亦勉强可体谅。然而宣帝侔操死之心久矣，故待其一失，即渐经营其所谓志业，此即“义未尽，故假涂以运高略”也。问题在：第一，后君无失，三祖的志业乃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辅魏打算，此则臣道足吗？第二，既意识自己绝非魏之纯臣，不会为之毕命，祖考前受汉恩，自己愤操倾主，则司马懿之所谓“济世”者，应是匡复汉室、诛讨逆臣也。如今不但助魏灭（蜀）汉，抑且是资魏以取魏。如此之“臣魏之义未尽”，臣汉之志亦无，若谓“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晋则足耶？若谓晋之成业济功，无所因籍于魏，事实可信耶？助逆魏而灭正蜀则为逆道，资魏名而夺其国则逆德，干宝婉言朝有寡德鲜耻，盖三祖君臣是阴谋建业，逆理成功者也，何得称“无逆取之嫌”，“勋足以王四海，义可以登天位”？

习氏所谓的“我道大通”，若循名责实，则不论名或实，其推论皆不合逻辑，不通之至。他只是为了裁抑桓温而贬魏，又恐贬魏则牵连及晋，动摇国本，故强分魏、晋二者不同，强为晋作粉饰，而假尊晋之名论之而已。若真亲晋尊晋的晋臣，当不会如此强伸此义，盖这是愈描愈黑、掩耳盗铃以为人不知其事实的做法也。他建议晋朝“定空虚之魏以屈於己，执若杖义而以贬魏哉”，肯定不会为朝廷所采纳。干宝说晋三祖“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创基立本，异於先代”，应为晋人之理智正义者所共识，岂是习氏强谓晋德受民所推，“配天而为帝，方驾於三代”之辞所能夺？上述袁宏大伸暴虐未极，纵文王不能南面，以及君以德建义立的宏义，敷畅“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不以仁义之心终”的宏旨，当为有所感于习氏而发者也。事实上，习氏该论尾段至与周相比，亦承认“虽我德惭於有周，而彼道异於殷商故也”。不论如何牵殷商以为借口，基本上，他显然自知晋道是有惭德，不能强辩以掩饰的；故谓其内在意识如此，则发诸外表的辩白遂难自圆，乃至流于强辞曲说、愈描愈黑也。

习氏史学及其正统论，在史学史上确是具有地位的。首先，他的正统观念诱使他开创了编年通史的新途，大异于荀、干、孙、袁等人的断代编年史。其次，他的正统论出发点为经世致用的精神，而陷于曲论非理，乃是由于晋德本身确有不可辩的问题所以造成者。最后，它的影响，正面是加深了以后史家对国家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诱发其对此提出解释或批判的意向，使中国史学的淑世精神特显，不致落在象牙之塔里。反面之弊则亦正在此，上述四点可证。过犹不及，皆非至善。不过，习氏史学及其正统论，终归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值得检讨和重视。

[1]详见《梁书·沈约列传》，卷十三，页24B～24C、页25C。

[2]魏晋以降南北学风之差异和发展，论者颇多，详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向》（收入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页351～381）；钱宾四师《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收入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7月初版，页134～199）；何启民先生《永嘉前后吴姓与侨姓关系之转变》（收入其《中古门第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2月再版，页39～78）。

[3]二子皆刘后主师友，《三国志》，卷四十二皆有传，但李仁则附见于其子李撰之传内。常璩《华阳国志》述古学大抵据此，尹默见卷十下，页11A，李仁父子见同卷，页11A、11B。

[4]杨氏父子学行，详见《后汉书·杨厚列传》（卷三十上，页1047～1050）及《华阳国志·杨序（厚）》条（卷十中，页1B～2A）。按：《三国志》注所引《益部耆旧传》及《后汉书》，均作杨厚，字仲桓。《华阳国志》则字同而名为“序”，今从陈寿及范晔。又《华阳国志·杨班》条，谓班亦字仲桓，成都人（见卷十上，页7A），其人显与杨厚不同。杨厚在安帝时，因父之助而为朝廷解图谶，与邓太后意不合，免归，时年约三四十岁，遂复习业于犍为。广汉、犍为，皆益州属郡，则父子之学术有地方性渊源可知。永建二年再度入京，至梁冀当政始告归，在京居留应达十四五年之久；约在公元153年（桓帝时代）卒，年八十二（《华阳国志》作八十三）。

[6]周舒“名亚董扶、任安”，是巴西人，董、任则皆广汉人，皆少学术于杨厚也。详见《后汉书·任安列传》（卷七十九上，页2551）、《董扶列传》（卷八十二下，页2734）、《三国志·秦宓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卷三十八，页972）及同书《周群传》（卷四十二，页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