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寿的理念与三国志（第2页）

臣前在著作郎……使臣定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

当此之时（先主殁后），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此表于公元274年上奏晋武帝，时吴犹未亡。它表达了：首先，站在晋朝立场的意识。其次，以中原为上国正统的观念。但也表明蜀汉虽为危国，却有不宾匹敌的地位，非僭伪者可比。再次，命定论——亮之北伐失败因素虽为时无良将、“或值人杰（指司马懿），加众寡不侔”，盖亦与天命有归不可力争有关。此承班彪《王命论》而发挥者，但却颇有天命在晋之意。最后，亮之北伐事业虽是“抗衡上国”，但却是“大义”之事实。陈寿详录《出师表》于该传，表示亮事之“大义”者，即指《出师表》中所谓“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讨贼兴复之效”也。是则陈寿评论魏、蜀对立，孰义孰不义，虽行文谨慎，而观念并不隐晦。

论者若执作传称主的表面，即认定陈寿尊魏抑蜀，据此显为差之毫厘的议论；即使天命在魏，亦不能遽谓陈寿以魏之行事为义也。盖天命乃政治意识的表示，而义不义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未必有天命者即是大义，此即司马迁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之意。陈寿评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于此称司马懿为“人杰”，却不立传纪述其“杰”事，显有顾忌之心。《晋书》卷一《宣帝（懿）纪》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指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用文帝（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迹其猜忍，盖有符於狼顾也。”斯则魏晋始迹之“杰”，魏晋时即已公道自在人心，虽子孙亦以为不义矣。由此，则陈寿之是否帝魏即义魏，进而贬抑吴蜀，可以知矣；沈约能知“作贼”者，陈寿上智，焉会不知？

第六，陈寿既以蜀汉为“不宾”的敌国，北伐为“大义”之事业，则对蜀汉是否有党亲或贬抑之意？综合本节前所论述，陈寿对蜀实际谈不上严重的贬或党诸问题，只是承认鼎立匹敌的事实及对北伐事业予以高评价而已。

关于批评陈寿党蜀，最明显的是6世纪之文史大师李德林，此人文才人格，与沈约颇有相同之处，最为北朝前辈名史家魏收所赏识推重。北齐时，魏收主修《齐书》，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不决，敕集百司会议。时德林告病在家，收将议论综合，修书请德林提供意见。德林就建元问题提出己意，认为《春秋》称元不称一，是“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辞，非一与元别也”。由此春秋大义推论，遂举例说：

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陆机字）自尊本国（吴），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35]

陆机为吴国大姓，陆逊之孙、陆凯族子，凯有承认鼎足三分及晋亡蜀汉之意，是则陆机之意乃家学的积思。德林不满其《晋元论》，但在此书信中指出陈、陆二子各有尊故国之心。陆机的《晋元论》《辩亡论》等，有党吴之心非常明显，而陈寿则未必相同。李德林认为陈寿党蜀，论点有三，即陈寿是蜀人自然有党蜀之心、魏不能体元居正是汉贼、蜀汉政治意识以魏为贼三者而已，其论似有想当然耳之嫌。虽然如此，刘知幾却颇误会其旨，对之大加批评而及于陈寿。他说：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

德林著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而寿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其正朔之国，典午（指晋）攸承；蜀乃僭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36]

换句话说，刘知幾是指责李德林缺乏证据而妄生穿凿，从辩驳其说进而举证以正陈寿之罪，表示辩正陈寿之深旨，斥责德林的误学也。平情而论，德林之说虽有想当然之嫌，但其见亦非全失。魏二祖为知幾所举诸行事，陈寿实以谨慎从实书之，故虽避而不评，人皆知其行事；但他评二祖只说其美而不言其恶，则是事实，此中政治顾忌显然甚重。陈寿也直书先主地居汉宗，但对其终始无瑕之说则显有异议，前引秦宓、费诗诸传及《先主传·评曰》已证之。陈寿当然了解先主之起是仗顺的，否则也不会声称诸葛亮执行其国策为“大义”，公然上之于中朝矣。陈寿于先主是称长攻短而未致抑长攻短，长短分别评论正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先主于晋无特别政治顾忌，故颇得畅所欲言。知幾批评寿“虚说刘非”，殆亦有穿凿轻究，乖失作者深旨之嫌也。[37]就北伐复兴之国策而言，陈寿受师说影响，《三国志》颇反对北伐战争，但这是就战争导致民困的后果而论，与其师本天命在魏的观念不尽同。故就其政治之目的及其所示的道德意义，陈寿称之为“大义”，实为公平之论。是则寿于蜀汉国策评价正而极高，他亦公然称之于晋廷而未见责罪，是即代表了前面分析的当时公道自在人心也。于此而言，寿确有贬魏扬蜀之意，此意与其抑贬孙吴一事合看则更能清楚。然而必须留意的是：贬魏扬蜀只是道德判断，与抑魏尊蜀的政治态度无关。他由李德林所谓的“人君体元居正”之观念着眼的，因而先主称尊，他并不完全认为居正，而颇有贬议，至于他是否蜀人，这里殆非陈寿的关键所在。

另外，关于《三国志》是否有抑蜀之意？知幾论之未中肯綮。依照前面第一点所论，称蜀帝为主，实无视之为“僭伪之君”的意思，盖以天下理论上不可同时并有三天子，因而将魏予以“皇帝”正名，另予吴蜀以“主”此天子别称也；由此而推衍，又取法班氏家法，遂纪魏而传吴蜀。令人疑惑的是，《史记》的《世家》，东观的《载记》，俱在新史学上具有区别一般列传的功能，陈寿何以不取则于此？极可能的解释是：司马迁赋予《世家》有“辅拂股肱”“以奉主上”的意义，此与吴蜀对魏的关系不合；《载记》则东观史臣似赋予了僭伪政权（如公孙述、隗嚣）的色彩，殆亦大违于陈寿认识天下有三正朔，而此三正朔皆互不能吞灭对方，终至一统于晋的事实。是则陈寿干脆取法《王莽传》之例，实出于不得已，而却颇合其师徒视蜀为“因余之国”的观念。因余之国亦得是正朔之国，陈寿以《传》为之，殆与贬其君位为国主、降其国格为僭伪无关；反而正因他不采用《世家》或《载记》之名，更能传达其表示二国不臣不僭于魏国的观念。

君位和国格诚为表示尊抑蜀汉的肯綮所在，陈寿在《三国志》的整体构思中作了如上述的设计，至于另一肯綮之处则是国号的称谓，陈寿称“汉”为“蜀”，其书为《蜀书》，抑亦有所解释耶？鄙意寿书虽称汉为蜀，但于引录有关文献之时，仍常保存“汉”的正名，如蜀、吴盟约径以汉、吴为辞者是也。寿称先主“即皇帝位”，称后主“袭位”，称二主诸妻为“皇后”，其事皆依各从其是的原则书之，独称于君则避皇帝之正名，呼其国则避有汉的正号，似因二者与政治承认主义有关，不得不有所避忌也。吴人张俨撰《默记》，虽有党吴之言，但其《述佐篇》检讨形势，论诸葛亮、司马懿的敌对及优劣，坦认“今蜀、魏为敌战之国，势不俱王”；另又录载陈寿所收《诸葛亮集》中所无的《后出师表》，此表表示亮必战之志及浓烈的“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意识。是则吴人亦有人了解三国之争，主要为汉、魏之争，且二国相争的意识形态亦严重也。[38]汉、魏长期互呼对方为“贼”，前者认后者为篡盗政权，后者认前者为地方割据，敏锐的相对使陈寿必须于两者之间作一选择。就政治立场而论，陈寿撰史时已为晋臣，势不可伪魏；能容从其实以书，已是很大的超越。既须帝魏，即须为蜀的君位和国号另作构思。他以主称呼蜀君，乃是别出心裁保持蜀之国格的设计，然于国号方面则另有更大困扰。

原乎晋以金行承魏土，而魏土以运至承于汉火，是则理论上汉固早已亡于公元220年献帝禅让之际。相对的，魏不可能承认尚有另一汉的存在，而晋亦不可能承认汉在魏世犹未亡也。汉既已亡，复何汉之有？陈寿即使认为蜀汉乃汉之因余，但于此逼于政治之势，岂敢以汉称蜀？正名其史为汉书？陈寿乃益部地方史的专家，本其师门原有的地方意识，复因魏、吴之称汉为蜀，故改汉为蜀，乃是顺势委屈之事，情非得已者。此事充分表示了魏晋以降意识形态的严重，而史家尤其是史官，所承受政治压力之大。国史的撰述有利于统治者的正统之争，则统治者愈重视修国史；愈重视修国史，则愈逼切于收回修撰权，而建立官修制度；如此则史家和史官承受的压力愈大而愈委屈；他们愈委屈于政治势力，则统治者愈能满意而充分控制。是为国史修撰的恶性循环。（东）汉、魏、吴之史臣皆受到此控制和压力，动辄得咎。于此，陈寿以纯粹私修，亦于有意无意之间有此恐惧感，实为国史修撰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尤甚于班固之官准私撰也。陈寿就国号此点而言，实际不为抑蜀而如此，但表面则不能不如此抑蜀，以史识、史学若彼者犹如是，则阿谀取容、入主出奴者固无论矣，刘知幾“苟上智犹且若斯，则中庸故可知矣”的感叹，应由此途径作体验也。

陈寿贬抑孙吴，由下列笔法可见：首先，《吴书》不本吴之立场，仅书坚、策二人为“破虏、讨逆”之传；全书正称其君为“主”者只有孙权的《吴主传》，至于《三嗣主传》则直书三主为孙亮、孙休、孙皓，更无爵号冠其名讳之前。此与本晋立场，为魏三少帝立传而直称三帝为齐王、高贵乡公及常道乡公，其意正同而贬抑又过之。其次，孙坚、孙策皆为汉将军封侯者，在吴则为帝王，而寿称其死曰“卒”，称吴诸主曰“薨”，特称降晋的末主孙皓曰“死”。此与称刘先主之死曰“殂”，降魏的后主曰“薨”，意义显然不同。最后，蜀二主之妻皆书“皇后”，其死曰“薨”，与魏之皇后曰“崩”已颇有不同。吴诸主之妻，陈寿称“夫人”，且除孙坚和孙权加称“孙破虏”、“吴主权”某夫人外，三主之妻皆直书某人某夫人，如“孙休朱夫人”等，其死则或称“薨”，或称“卒”，显然有意贬抑。盖《春秋》之例，诸侯在国曰君，其妻曰君夫人，是则陈寿用此笔法以贬抑孙吴的名分国格，用意甚明。

陈寿贬抑孙吴，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尚与蜀廷及其师友的外在影响有关。当魏、蜀先后称帝不久，吴地即有甘露降、黄龙见诸符瑞，这种技巧有违孙策自我宣布的第九点立场——“世人多惑於图纬而牵非类，比合文字以悦所事，苟以阿上惑众，终有后悔者。自往迄今，未尝无之，不可不深择而熟思”。双方当然皆知孙权的意图究竟为何，但确也不便拆穿，盖其自己亦如此为之也。及至孙权主动求与蜀复通，其旨出于了解“北方终不能守盟”，恐“二处受敌，於孤为剧”的构想，前已论之。蜀廷知其欲“僭逆”，而与之复通者实亦恐二处受敌，且影响北伐讨贼为第一优先的基本国策也，此为诸葛亮纠正先主先征吴而后征魏的政策之原因。习凿齿《汉晋春秋》详记云：

亮曰：“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疑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者也！

今议者咸以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力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於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乃遣卫尉陈震庆权正号。[41]

诸葛亮所定之基本国策及整个大战略构想，可说出于委曲求全者。但孙吴僭逆之罪和名体弗顺之义，固为蜀廷上下所共认知，虽口不言而心实忿者也。是以早在先主死后不久，亮虑孙权政策有变，特遣邓芝赴吴说以臣魏之不当，坚其吴、蜀联盟“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之心。当此之时，权尚有意灭魏后“二主分治”，而芝竟告以“土无二王”灭魏后“则战争方始耳”，此事前已论之。然揆邓芝之言，初亦似不出于亮之授意，乃是蜀人深感吴之僭逆、名体弗顺，故邓芝将此潜在意识及蜀汉国家最后的目标擅自声言而已。孙权听后大赞芝“诚款乃尔”，表示权亦深知蜀人此心理意识。

就理论上来看，吴既承认蜀为“汉”，与之订盟，则无异承认汉未尝亡也。汉未亡而他们却自我尊大，反过来与故主平等互认，在汉人来看，吴僭逆之罪大矣，愤怒之心盛矣。再者，吴既承认汉之未亡，则其宣称以土德承汉火将无所依托，他们遂只能与曹魏争正统——争土德之真正代表权，观念上实不可能与汉争天序；而且，魏是宣布汉已禅亡而后即真，与吴之依违失据亦不可同日而语也。于此而论，不论外交口头上如何称谓，蜀、魏君臣在理论及观念上，实皆视孙吴为僭越之诸侯。故邓芝二度聘吴之时，陈寿的师祖秦宓，与吴使张温作口辩之争，声言天有姓，姓刘氏，因“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是则复通未洽，盟约未订，蜀人视吴为僭逆诸侯，已是普遍之情。[42]

陈寿将盟约记于《吴书》，显然是有意的安排。此约为吴人所撰，声讨曹氏之凶逆，明载灭魏乃汉、吴共同之任，互相“救危恤患，分灾共庆”，“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违约则“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而且声明诸葛丞相为表诚信，恐口说无凭，特“再歃加书”云云。隐然含有吴人唯恐日后蜀汉败盟，以征僭讨逆方式来战之虑也。[43]然而蜀亡之际，吴主孙休亦曾一度动员军队，却踌躇延宕，“议兵所向”而无实际有效之行动。及至陆抗奏报蜀亡，竟命抗等率师围攻蜀巴东守将罗宪，欲乘危吞并。[44]当此之际，吴史臣华覈诣宫门发表云：“闲闻贼众蚁聚向西境（指蜀），西境艰险，谓当无虞。定闻陆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昔卫为翟所灭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长远，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45]是则蜀危不救、蜀亡不存，此为违约之事，吴有识之士已感不安；至于反而乘危吞并，则更是不仁不义矣。故罗宪死守，拒吴经年以至魏师来救，始降于魏，其誓言云：“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吾宁当为降虏乎！”[46]宪为谯门之子贡，与陈寿师兄弟，其言其事，当有所影响于寿对吴的印象者。

窃思论陈寿之正统观念见于史学者，尽此七点即言之已赘，然而不如此则不足证《三国志》的构思体系，而所谓帝魏、抑蜀及回护之说亦不足以辩。大体而言，陈寿是以新史学的结构及实录方法为主基的，内里也颇有《春秋》的褒贬精神，但非刻意将之突出。他承受了汉代的思想学术，也受师门学说之影响及逼于政治环境之势，却能从中作主观的创意。《三国志》的主要架构，是以承认三国分割汉室，鼎峙正朔，而最后天命归于魏晋作出发点的。他帝魏而未否定吴、蜀，故设计三书分行以符史实。他不在魏本纪正名其篡盗，但却于列传及吴、蜀二书明载之，显然并无回护之意，而在政治压力下反见其存实求真之诚。至于蜀的事业国格，笔法上容有不得已，其实际则无贬抑之心；反倒是对孙吴之贬抑则甚明显而强烈，大有提出一家批判之意，但也未至否认其曾为正朔之事实。实录、良史之称，寿确非浪而得之，六朝名史重修东汉两晋正史者多矣，而无重撰三国者，夏侯氏至于焚其自著，裴氏博阅群书，亦竟能为之作注而未便重修，岂偶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