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国的正统问题与天意解释（第4页）

[63]杨戏颂述刘备、诸葛亮以下五十余人，其人多被采入《蜀书》而立传，详见《三国志》本传，卷四十五，页1077～1090。

[64]司马光检讨曹操欲为周文王而不及身称帝，发此议论，详见《资治通鉴》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臣光曰》，卷六十八，页2173～2174。

[65]参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时操为丞相已三年矣。卷一，页32～34。

[66]参见《三国志·文帝纪》，卷二，页84。

[67]时在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会战地点在兖州。详见《三国志·武帝纪》并注，卷一，页9～10。《宋书·符瑞志上》直谓黄巾此言，乃“魏氏依刘向，自云土德之符也”。见卷二十七，页847。又按：太平道以阴阳五行为家，见《后汉书·襄楷列传》，卷三十下，页1084。

[68]详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注引《魏略》，页52～53。

[69]《献帝传》而不称《本纪》，《五代史志·经籍志》未收入，清人侯康所撰《补三国艺文志》（收入宏业书局版之《三国志》为附录）亦称撰者不明。该传收录禅代文献甚详，殆不可能伪作，应为有心人所辑述也。

[70]据陈寿《三国志·文帝纪》，曹丕于十月庚午受禅，十一月癸酉封山阳公，前后四日；而未记嫔二女事。据裴注所引《献帝传》，则是十月二十九日辛未受禅，少癸酉一日。《资治通鉴》同此。《考异》定此时日，主证为《献帝纪（传？）》及《文帝受禅碑》。嫔二女事则系于十一月癸酉封山阳公时（详见《资治通鉴》黄初元年该月日条并注，卷六十九，页2182）。按：曹操弑伏后，以三女嫔献帝，且中女即曹皇后，则曹丕显为献帝妻舅。献帝以二女嫔魏，于伦理恐有问题，但其禅让第一册诏已声言效法尧嫔二女于舜，是则政治附会的目的极浓，于为曹丕宣传体舜继尧的大事，不可能暗中为之。

[72]前表刘备声言“群寮见逼，迫臣（备自称）以义”，遂不得已“惊怖”地“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云云。后策则谓“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询於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云云。

[73]陈寿于《周群传》详载群、裕与先主的关系，详见《三国志》，卷四十二，页1020～1021。

[74]参见《华阳国志》，卷十上，页8B。

[75]《先主传》记先主出身孤贫，而其为人却又“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之服”，有汉高祖之风，而为三国开国君主之最无学术者。传末注引《诸葛亮集》载《与后主遗诏》，教其“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云云，是则不乐读书者教子乐读书，盖死前之反省痛悔耶？

[76]《三国志·先主传》载此文，论气时特举周群，原文作“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是则群子周臣亦同署此表也。按《三国志·周群传》，群父舒、群子巨，乃望气世家家学相传者。据《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所节录之此文，则作“周群父未亡时”。不论周舒或周群，皆擅长望气，但先主署群儒林校尉而信重之，则陈寿所录“臣父群未亡时”殆原文，常璩则误之也。周群言西南有黄气，以先主与他的关系，不可能绝口不向先主言及，是则本人谓刘备可能受此数子的影响，而有称王称帝之事，非纯猜测而不可信也。

[77]先主之所谓历史地缘说，是指“汉”本高祖定天下之国号，他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所谓器物说是指天子玉玺之事。所谓血缘说是指系出景帝及中山靖山之冑的事。俱见于许靖、诸葛亮等之劝进表。

[79]详见应劭《汉官仪》，此书已佚，今据严可均校《全后汉文》所辑，见卷三十四，页12B～13B。《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官志》均不载此。

[80]《三国志》，卷六十四《孙破虏、讨逆传》不取此传闻，裴注注坚入洛时，即引《吴书》《山阳公载记》《志林》记其事，但也不信此说。松之案语且以为“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作者以为吴史作此记载，似具有欲证大吴天命所归之意。卷六《袁术传》，陈寿亦不书索玺之事，显见陈寿实录，松之虽好奇而所论亦允，应为吴史官之欲自我标榜也。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五《袁术传》据《山阳公载记》而抄录其文，殆不为当；李贤注引《吴书》证此言，而不谓出自《山阳公载记》，亦误。《山阳公载记》，晋乐资所撰。

[81]刘先主《告天策文》自称先前有襄阳人向关羽献玉玺，玺潜汉水为发灵光，显示天授他以天子之位，非人力所致云云。吴史官在国史上追记孙坚获玺之说，似有意破蜀汉此说也。

[82]详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卷四十七，页1123～1124。

[83]参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卷四十七，页1130。

[84]详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卷四十七，页1123～1124。

[85]此事陈寿于《先主传》及《吴主传》交代不明。《资治通鉴》亦然，仅在是岁十一月谓吴遣郑泉聘汉，汉遣宗玮报之，吴、汉复通云（参见卷六十九，页2209）。《先主传》则谓冬十月，权闻先生不回成都而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宗玮报命。于《吴主传》则云十二月权遣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三国志》在时间上二传有差异，故《通鉴》竟系于十一月；又只记郑泉、宗玮交聘，故《通鉴》亦作此言。但据《邓芝传》：“先是，吴王孙权请和，先主累遣宋（宗？）玮、费祎等与相报答。”（卷四十五，页1071）显示入冬以来，吴、蜀已有先期往来，郑、宗交聘应为十二月事，乃正式之往来也。

[86]详见《三国志·张温传》，卷五十七，页1329～1334。

[87]邓芝两次出使之对答，详见《三国志》，卷四十五，页1071～1072。

[88]盟约外规定以函谷关为界，中分天下，盟辞见《吴主传》黄龙元年六月条，《三国志》，卷四十七，页1134～1135。

[90]雍闿与高定、朱褒等，闻先主薨，分别据地反叛，遂使诸葛亮南征。此言乃闿《答李严书》之辞，见于《三国志·吕凯传》，卷四十三，页1046～1047。

[91]事详见《三国志·诸葛恪传》，卷六十四，页1435～1437。

[92]全文见《吴主传》黄龙元年四月裴注所引《吴录》，卷四十七，页1135～1136。

[93]详见《吴主传》嘉禾元年冬十月注，《三国志》，卷四十七，页1136～1137。

[94]孙盛之言详见《吴主传》黄初二年注，页1123。

[95]松之之恨当可代表魏晋时代某些人的意见，可详见《先主传》章武元年四月注，《三国志》，卷三十二，页890。又《宋书·礼志三》亦特惜先主世次不明，同于松之的看法，参卷十六，页47C。

[96]全文详见《后主传》注引《蜀记》，《三国志》，卷三十三，页901。

[97]《三国志·文帝纪》改元黄初条裴注，卷二，页75。

[98]毗以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不必效法汤、武改正朔。文帝善而从之。详见《三国志》本传，卷二十五，页696。

[99]关于黄权，陈寿最后仍列之于《蜀书》，用意深焉。其为人及《蜀记》，均见《三国志》本传，卷四十三，页1043～1045。《宋书·天文志一》亦载此问答，详见卷二十三，页74A。

[100]高堂隆乃高堂生之后，阴阳方术之学亦浓，事详见《三国志》本传，卷二十五，页708～718。

[101]蒋济据《曹腾碑》《魏武家传》、曹植《武帝诔》等，力主魏出于周，事详见《三国志》本传注引《臣松之案》，卷十四，页455～456。

[102]明帝了解当时异代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之意义，于公元237年下诏改革，并于诏中明此旨，与批评反对者的不当。《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并注，和《宋书》，卷十四《礼志》，对此事及诏制均有详载，言烦，故不赘引。要之明帝自言在东宫时，即已留意改革派与反革派之言论，申言自己从刘氏学说而主改革，应表示早已接受了高堂隆的影响。又公元239年，齐王芳继位，又以夏数得天正，将明帝之建丑改回文帝的建寅，《宋书·礼志》及《三国志·三少帝纪·齐王芳纪》皆有记载，此盖为了避开明帝之死忌耳。

[103]事详见《宋书·礼志三》，卷十六，页46B。《晋书·礼志下》亦载此事，见卷二十一，页6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