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论（第2页）

魏晋六朝以《史》《汉》为“正史”而传习之，当时所谓正史也者，犹今所谓标准典范也。适2世纪以降，“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绝所闻，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14]是则由研习《史》《汉》，而至扩充为独立学部，契机可知。

史学虽至六七世纪独立成部，蔚为大观，而以马、班史学为正，学者至今则之。然而，自马、班以降，国史鲜将史家汇类为传，如《儒林》《循吏》等，至于独立单行成书，以论述史学发展者，更未曾睹。及至刘勰雕文，《史传》始见专篇，知幾通而论史，由《史官建置》而《古今正史》，于是史学之史乃有具体。前此以往，史学专门研究大体阙如，至近世始渐渐而盛，佳者间出；然如本书取向，系统以作解释者，大概尚少。

国人忽略史学，史家复未讲究之，以成专门之业，由是史料往往随代散失，上述汉、魏以降甚众之作者，为刘知幾所论述者已少，遑论当今。中国史家，完成其名著之后，复自述其思想方法、构意体例者盖少，于其序论、叙传述及者亦不多，若如《太史公自序》、刘知幾《史通·自叙》者，更如凤毛。是则研究中古史家及其思想方法，史料之难盖可知。

中古史家身名与著作俱灭，不能自传于后者，所在多有。著作幸存，而能自表其思想方法于叙传之中，散述其构意理据于篇章之内，如太史公之著书者复极鲜。于是，研究之进行，除有著作迄今可阅者外，不得不以管窥知——及由正史或他书转引其原著片段，据此以窥见其史学，推论其思想；或假途以进——据正史或他书之论述其人其书以推论焉。径读原著为直接论证，则管窥者遂为不完全直接法，必须极尽分析证据之能事而始克善之。至于假途，必为间接以知，是以首重批判，而后分析较论，以印证其言。

古者史学言事合一，章学诚论之已审。史家若对其书其学有所言，推言以见思，由思而论学，则是直接易为之快捷方式。可惜史家此类言论向为少见，而其他方面之文辞则多。不过若能由彼以综其思想人格，由彼推此，亦将有所得，否则流于断章取义、武断偏失。至于由他人之言，可以略证其时代思潮，由此而论其思想人格，能如是者则必将更周延。若能据片言以作起点，从大处推小，由他方及此，是则不得不讲究综合、分析、比较诸法。

试以此下篇章所论班固为例。班固于《汉书·司马迁传》，批评史公“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云云，是论史公价值思想有偏失也。然观桓谭反图谶之言论，几以谬圣非经而为光武所杀，则知班固观点，不仅单受其父言行所影响，抑且拘于政教之势。桓谭之言及其后果，足征光武、明、章之世，官方政教力量干预主导下，是何种时代思潮矣。盖班固曾有被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几死之前例，何敢拂逆此官方思想意识？于是，复顺明帝之旨作《典引》，批评史公及其书，谓“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较司马相如虽无行，而至死称颂汉武功德的“忠臣之效”远逊，伏下《史记》蒙受“谤书”之名的理据。是则班固思想观念中，司马迁于教于政皆失，价值系统颠倒，史观史法俱有问题，然而正因其对史公如此批评，故其自己的思想亦因之明显。

班固既有此认识，故于《典引》之赋，力颂汉德“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此赋颇见班固顺从官方思想意识，及有刻意阿谀取容之嫌。事实上，班固本其时代流行思想学术及家学，未必有伪，故同赋亦批评其通家友好之前辈，谓“扬雄美新（王莽），典而亡实”；加上生于“明章之治”，参与驱逐匈奴之役，于大时代中孕生国家主义、本朝意识，可以理解。《汉书·叙传》申论五帝三代之盛——扬名后世，冠德百王——必藉于典谟，焕乎有文。在此诸思想认识交集之下，故其力评史公撰史，将本朝“编於百王之末，厕於秦、项之列”为极不当，于是欲突出汉朝，使单独为书。其所作《两都赋》，强调当今论者但知古事，讲论经典而已，而其志所在，则为“究汉德之所由”。据此诸言词，可以表见班固思想史观实前后一贯，非纯为取容作伪之徒，而中国之有断代为史，与此大有关系。傅玄批评“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云云，据之以检论《汉书》的价值系统、史观特色则可，若谓其人格思想卑下则不可。盖就史学史言，班固若非如此，则绝无后世遵行之马、班史学，也绝难有此下官方正史之发展，以及诸正史所表达之政教意识也。后世正史或其他史著，史观思想同于班固者多，同于史公者少，宁不值得由此深思耶？

推言以见思论学，较直接易为，至于由事以推其思想学术，则较为不易。特殊情况外，凡人必然有思想，而思想或将落实于行事作为，故论行为以推思想，乃是逆推之法，且易隐晦失准。孔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行能相印证，则易使历史确定，否则解释常所不稳。如有刘秀才者，移书责史官韩愈，“教勉以所宜务”，意谓应振笔直书云，是则韩愈居史官而举职未直，其行事可见。韩愈何以如此？据其《答刘秀才论史书》，知其有浓厚之史祸意识，故一者惧直书褒贬以惹祸，一者不敢草草属文，有乡愿苟且，因循观望之意。余初读其文，期期然不敢苟同，后读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遂是柳而非韩，撰文以论史德。[15]然而，迄今十年，余所论史德或未后悔自非，要之对韩愈则颇有历史之同情。容或韩、柳行为及其所思，在史学理论上有高下之别，要之，其人以其行事展现其思想，忠于其观念，则可见而可悯，较言行不符者远胜。刘知幾高倡“直书”而厉斥“曲笔”，至喻以“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标南、董为典范，有鼓吹史德理论，黾勉史家随时作烈士之意。[16]及其受挫史馆，却引身自退，著作《史通》。或许知幾有史公《报任少卿书》，所谓“死有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故隐忍苟活，“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末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之旨，然而察其后行事及所以免官，似又不尽然。是知子玄的思想理论，对一般史家史官或其自己而言，颇窒滞难行，有内不足而不能一贯者。由此以推，前述史公、班固谓孔子作《春秋》，而使之不可书见，以免时难的行事若真，则知孔子已思及此义，亦有史祸意识焉。相对者，史公《自序》述其祸患意识，因而满口推崇汉君臣大夫之业，而实际上《史记》却一再论述汉君臣之过恶，致有专篇论平准，特章评封禅，是则其史须直书不隐、中正评论的实录史学思想，岂是口倡学理者所能笃切彰明耶？

古人谓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皆行事也，立言亦事在其中，是以古人常以行事表彰其思想理念。《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所谓“吾欲载之於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义在此。由事以论义，由行以推思，常为研究思想史的要径，但需审慎为之，始能有效。否则，以中国史家自述其思想之少，则史学思想史殆无由进路与进行焉。

余所论史料方法既如是，则知余之主据，乃两《唐书》以前诸正史，人人而皆可读之书。至于总集、别集、诸子、类书、经传、政典，以及近人论著，俱在搜讨之列；反而当世考古出土，则鲜少引用。非不欲追新爱奇，网罗一切，盖以研究史学思想，不必如此，且行文之时，国禁未开，不能如此。复加精力所限，则此书之有疏略，概可想见；不过略人之所详，于通论性著作乃属合理。

或有人劝余用索引等以速其功，然依上述所论史料方法，绝不可能为之，盖史料零星广布，索而未必可得；纵有助手佐之，悉其构想计划，读之亦未必知孰可引而孰可用，抄录网罗遂不免有吞舟漏网之虞。是则若不能一手一足之烈，则绝不能善养其功力，尤以读正史为然。无功力或浅之，则学问必不能深，世间学问绝无唾手可得者，如此速成之得，虽得奚以为？

隔于所限，余所网罗，未尽天下放失旧闻，但对余之所欲论著，文献概略称足。史料不在多而在足，犹如兵贵精而不贵多也。据充足之文献史料，考事稽理，厥以独断为尚，而不以博雅泛知为能。是书容或有疏略未周、主观偏失之处，然慎思明辨以至独断之间，盖已尽其天而不敢先存益以人，其失者乃力有未逮耳，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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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之成，初乃集结余八年所为文，前后凡十六篇，[17]约五十万字，重行调整处理，修改删补，融冶以成。其间若有抵牾，或不可免。其所以遽即集结出版者，盖有由焉。

首文发表之时，适吾师朱剑一际镒教授七秩荣庆暨荣休。先生清守儒雅，意气轩昂，善为人师。余入大学，始受启发，谆谆然善诱之，霭霭然善抚之，或漫步论学，或促膝议道，使不能自已，尤以思想观念之开导激**为多，于是学问竟为何事，日渐以明。

先生导论史学，兼及教法，而专治魏晋六朝。其研治讲论，不尚细节烦琐，不贵训诂考据，而能从其大体，亦以是论文较少刊见。学不为人，人不知而不愠，吾师所谓古之学者是也。先生能动人者，尤在其人格精神：其志存中国，意在中华，温良俭让，节操自持，欲毕生为顶天立地之男儿。余论学相处日久，但感即之也温，仰之弥高，思之油然，向慕不已！故决意陆续钻研汉唐史观与史学，发而为文，俟后集结成书以上寿。

研究数年，常得《华学月刊》主编邓景衡姊鼓励，复常蒙“国科会”奖助，信心益增，而治学益勤。其后余承乏东吴历史系主任，始觉力分。又稍后，龚鹏程兄以其论文略备，邀请出版。余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一文已可完成发表，则此书内容断限颇已完整，复以朱师当年七秩晋七，庆诞将至，遂即整齐为十二章，盖无以为寿，而颜以献寿云尔。自是又经二十余年，思论史公“新史学”则不宜缺先秦“古史学”，以免论述有缺头之憾，而失辨章会通之义，是以补论古史学以塞其缺，易原书名，颜曰《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并略修改原序论，以论其意。

[1]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第四、第五节。

[2]《史通通释》（以下或简称《史通》），卷八，台北，里仁书局，1980年9月版，页238。

[3]刘知幾此方面的理念及史学之完备主义，详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第二节，第十二章第五节与末章。

[4]详见《文史通义》之《家书二》《家书六》（外篇三，页365、页369），与《和州志隅自序》（方志略例一，页398），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9月初版。

[5]《史通》，卷八，台北，里仁书局，1980年9月版，页238。

[6]详见《史记·六国年表序》，卷十五，台北，东华书局，1968年10月影三版，页199上～199下。

[7]引文详见《史记》，卷十四，页161上～161下。本书第四章对此另有详论。

[8]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第十三章第四节。

[9]班彪言见《后汉书》本传，卷四十上，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页1327。

[10]班固之言或本于刘向、刘歆父子，详见《汉书·艺文志·春秋序》，卷三十，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页1715。

[11]详见《汉书·司马迁传赞》，卷六十二，页2738。

[12]据《晋书·石勒载记》，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谓勒设经学、律学、史学、门臣四祭酒，其时约在4世纪10年代，较宋文帝于5世纪30年代立玄、史、文、儒四学为早。

[13]详见《五代史志·经籍二·正史序》，参见《隋书》，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卷三十三，页957。

[14]详见《五代史志·经籍二·杂史序》，参见《隋书》，台北，鼎文书局，新校标点本，卷三十三，页962。

[15]详见拙文《中国史家的史德修养及其根源》，发表于《华学月刊》一一四期，台北，文化大学，1981年6月。

[16]详见《史通》，卷七《直书》《曲笔》两篇。

[17]此十六篇文章之前十二篇，皆在《华学月刊》发表，由一三六期（1983年4月）至一三九期、一四三期至一四六期、一四八期至一五一期，末期出版于1984年7月，自后该月刊停刊。1985年3月，余出席中兴大学历史系主办之中西史学史研讨会，发表《四至七世纪“以史制君”观念对官修制度的影响》一文（见该会出版之论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6年1月初版）。1986年8月，余在东吴大学《东吴文史学报》第五号，发表《汉唐之间二体论与古今正史之争》。1987年6月，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十五期，发表《唐初官修史着的基本观念与意识》。复于1989年3月，在《东吴文史学报》第七号，发表《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都为十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