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02（第2页）

[90]详见《全唐文·王福畴·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卷一六一，页2～5。福畴为王绩之侄，大诗人王勃之父。《旧唐书》将王绩列入《隐逸列传》，谓卒于贞观十八年，死后《隋书》未就；又特谓“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云云。按魏徵等《隋书》今无王通传，王福畴所怨恐为真。

[91]吕才生于开皇二十年，卒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00—665年），为隋唐间大术数家、哲学家、音乐家、药学家及史学家，两《唐书》有传。《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修前代史》记其在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以太子司更大夫完成《隋纪》。侯外卢、赵纪彬撰《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一文，为他作平生简表，将其撰《隋纪》列于龙朔年间，恐误（见《历史研究》，1959年9月）。

[92]详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及同卷《修国史》显庆四年二月五日条。

[93]张大业乃唐太宗玄武门兵变功臣张公谨之子，两《唐书·公谨传》列其诸子行次有矛盾，不详。《新唐书》卷八十九《公谨传》谓大业为高宗兼修国史，著书百余篇；《旧唐书》卷六十八同传则谓大业撰《后魏书》一百卷、《隋书》三十卷。其弟大安在高宗中期为宰相。但是，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史部，则谓《后魏书》《北齐书》《隋书》皆张大素所撰。按《旧唐书·方伎·僧一行列传》，一行乃《大衍历》撰者，俗姓张，即张公谨之孙，父名擅，从祖张大素撰《魏书》一百卷而《天文志》未成，一行续成之云云。据其所述，应为张大业，其详不明，要之皆出之于张公谨家族。

[94]两《唐书·徐坚传》未载其撰《晋书》，今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乙部，正史类》所载。行冲与坚同年死，为北魏宗属，撰《魏典》所争焦点之一，在说明魏时有“牛继马后”之谣，应说指魏晋受命，反对魏收以晋元帝为牛氏私生子，冒姓司马，以应天命之说（收说见《魏书》卷九十六《僭晋司马叡列传》）。按太宗御撰《晋书》即同魏收说法（详见《晋书》卷六《元帝纪》），故行冲无异冲着官修《晋书》而来也。

[95]吴兢、韦述两《唐书》皆有传，此不赘，后文另论及。

[96]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东吴大学，1984年6月初版）一书，先疑唐于开皇禁令是否沿而未改，继引《封氏闻见记》所载郑虔采著书事，谓“可见唐代仍继续施行此一禁令”（参页33）。作者不敢苟同，盖其孤证，而又为偏记传闻之说也；且该书页49即引白居易《赠樊著作》诗嘱樊氏自著史，岂非害人违禁？

[97]《史通·史官建置》，卷十一，页325。

[98]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99]苏冕为唐德宗时人，与同时代的杜佑皆为中国制度史的名家，所撰《会要》四十卷，内容以高祖至德宗当代的制度变革为主，下开以后会要系列的发展（冕事附《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下·苏弁列传》）。其曾叔祖即苏良嗣，武后相；良嗣父即太宗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苏世长（参见《旧唐书》卷七十五《世长传》）。引文见《唐会要·省号下·起居郎起居舍人》转引，卷五十六，页961。

[100]详见《唐会要·省号下·起居郎起居舍人》类别该年条，卷五十六，页963。螭，像龙而无角的神话动物也。

[101]详见《贞观政要·求谏》贞观元年条，卷一，页19A～19B。《唐会要·省号下·谏议大夫》类所载较略，但将其事系于元年正月十五日（卷五十五，页948），与《通鉴》卷一九二所系同。

[102]魏徵两《唐书》有传，不赘。谏止事见《贞观政要·直谏》贞观二年条（卷二，页34B～36A）。按此事《通鉴》系于八年，魏徵时任侍中。

[103]详见《旧唐书》卷七十正伦本传，《唐会要》卷五十六《省号下·起居郎起居舍人》类则续载于元年条之后，较省略。又二年时魏徵为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至三年二月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并监修五代史，他即再举正伦调迁右丞以继其缺（严耕望师，《唐仆尚丞郎表》（一），页22～23），是则正伦以给事中知注记为时甚短，可谓移隶门下省后首任起居史官，且是兼知性质。

[104]贞观时代八个曾任起居郎的人中，即有杜正伦、褚遂良、马周为太宗拜相；上官仪、李安期为高宗拜相，合共五相，比例甚高。有关史官人事迁转等问题，请详见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四章。

[105]《唐律·职制律》第十九条对泄密定有明罚，最重为绞刑，详见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2月台二版）卷九，页81～82。按：所谓“应密者”当然不止禁中事，无忌等对此条文有法律解释。但是，禁中事情大体皆为“应密者”，两省供奉官依法当遵守，否则即使功臣、亲戚、宰相皆需受罚。如《旧唐书》卷七十《王珪列传》，转侍中王珪在贞观七年，“坐泄漏禁中语”而左迁为刺史是也。

[106]详见《唐会要·史馆杂录上》该年条，卷六十三，页1102。

[107]引文详见《唐会要·史馆杂录上》该年条（页1102～1103）。按此次谈话，《贞观政要》载之最详（参见《文史》贞观十三年条，卷七，页7B～8A），有太宗“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自我解释动机之语，但系其事于十三年，殆误。今据《会要》击于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通鉴》同之而更简略，《旧唐书》卷八十《遂良传》采自《会要》。该传载贞观十年遂良为起居郎，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即谈话时遂良官职是谏、注合于一身。

[108]太宗认为遂良“甚亲附於朕，譬如飞鸟依人”等，详见《旧唐书·长孙无忌列传》，卷六十五，页8～9。

[109]参见《唐会要·史馆上·史馆移置》首条，卷六十三，页1089。同书卷六十五《秘书省·著作郎》条误为贞观二十三年，《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有关称官署、官称条，可详此变化。

[110]魏徵以秘书省长官身份，及后来以侍中，在中书的秘书内省监修，并参与《隋书》修撰工作，盖无疑问。因为秘书省修五代史既移入内省，魏徵仍被委托，监督以竟全功也。或许修前代史繁重，故房玄龄与魏徵并为总监；但魏徵却未以旧长官身份，获授权与玄龄监修国史。魏徵原为太子建成心腹，太宗改革史馆隶属及监修，殆有深意。

[111]谏纳郑氏女及太宗自觉其非事，请参见本章第二节。至于王珪除了原是建成心腹外，他也是一个贞正之人，故被太宗尊敬。太宗请他评论玄龄以下诸相优劣，说到自己时，声言“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诸子，亦有一日之长”！（《旧唐书》卷七十本传）其人格特色、历史渊源，殆亦不便以侍中长官监修国史也。

[112]详见《隋书》卷六十六，页1561～1566。

[113]《隋书》中魏徵领衔，但主要为颜、孔执笔，重要助手为敬播。《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列传》谓其曾参与五代史修撰，《新唐书》卷二二三上《奸臣·许敬宗列传》则谓曾参修《隋书》。

[114]详见《旧唐书·儒学上·敬播列传》，卷一八九上，页9～10。

[115]详见《旧唐书·许敬宗列传》和《新唐书·奸臣·许敬宗列传》。

[116]详见《贞观政要·文史》贞观初条（卷七，页6B～7A），《通鉴》将之系于三年三月（卷一九三，页6063～6064），亦即拜左仆射、监修国史后一个月的事也。

[117]《政要·文史》类将之系于贞观十四年（卷七，页8A～8B），《唐会要》系于十六年与遂良、刘洎谈亲观起居注的事后，在宣示勤行三事冀史官不书吾恶的事前（《史馆杂录上》，卷六十三，页1103）。《通鉴》在二实录呈上日追述此语而较简略，中间插入原为贞观九年发生的朱子奢拒亲观起居注表，较为离谱，因太宗欲观国史与观注记是二事也。且太宗指示玄龄呈国史若为九年事，几不至越六、七年始“删略”完成（参见七月癸巳条，卷一九七，页6203）。刘知幾自谓他与吴兢等重修《则天实录》为三十卷，虽“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亦不过期月而已（《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4），可知司马光编次史事有疑。只是吴兢的《政要》与《唐会要》，不知以何者系年为是，且既称为《太宗实录》而非《今上实录》，即知此二书乃后来追记之笔，已非“当时之简”矣。

[118]详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3。

[119]思廉在贞观三年以前任著作郎，十一年死，两《唐书》有传，而皆未及其修撰国史事。引语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3，或许唐国史最早为思廉任著作郎时开修，故用其名耶？

[120]三年以后带“兼修国史”者如令狐德棻、李延寿等，为“修史学士”者如敬播、邓世隆等，略可参见《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传》。

[121]李树桐师在台北“中华书局”出版《唐史考辨》诸书多种，内收诸文论唐初史实者，多极力批评敬宗，治唐史当耳熟能详，此不赘。

[122]详见《唐会要·修国史》贞观十七年条，卷六十三，页1092。

[123]《旧唐书》，卷八十二《敬宗传》，说二实录“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云云，《新唐书》本传略同。按：敬播、敬宗当日“删略”国史，使成“微文”“浮词”，显然已非敬宗一人所宜负之责任。即使后来据太宗指示再修改，亦应为太宗、玄龄宜负主责。敬宗诚奸，但就此事言，则是君相令其为奸也。隐君相之恶，略敬播之为，而虚增敬宗之恶，未为公允笃实。

[124]请详见本书第十章第四节。

[125]其事各参见《旧唐书》本传，不另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