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第3页）

[29]《旧唐书》卷七十三本传，德棻此时又奉诏与侍中陈叔达修《艺文类聚》。此书在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书成奏上（参见《唐会要·修撰》该年条，卷三十六，页651），是则迁德棻为秘书丞，首议及主持购书，盖目的之一在与修撰文史工作呼应配合也。德棻于贞观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

[30]两《唐书》及《贞观政要》，对魏徵在贞观初任官记载有出入或不详，是年征以右丞迁此官，据严耕望师《唐仆尚丞郎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4月初版，页451）。又唐初募理群书，由德棻首议，至魏徵继续，始克略备，两《德棻传》归功于德棻，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兼言德棻、魏徵等，是也。太宗于中书重开前代史修撰工作，见《唐会要·修前代史》该年条，卷六十三，页1091。

[31]详见《贞观政要·慎终篇》，卷十，页12。

[32]柴绍以勇力任侠闻于关中，是太宗姊夫。其实柴绍夫妇皆以侠名，为唐开国功臣，两《唐书》有传。窦诞为太宗母亲窦氏家族子弟，两《唐书》均附于《窦威传》。与魏徵论史，事详见《贞观政要·杜谗邪》（卷六，页16B～17A）。

[33]参见《贞观政要·悔过》（卷六，页19A～19B）。按：太宗大觉其非的少小时行事之一，当指他自言“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也。此言《政要》失载，详见《旧唐书·太宗本纪下》，贞观十五年五月条（卷三，页52～53）。

[34]刘洎向以正直著称，后亦以直言为太宗枉杀，两《唐书》有传，此次上书，目的建议教育太子（高宗），《通鉴》系于十七年五月，时间稍异。事实上，太宗约在贞观十年以后，魏徵即批评其“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而意终不平。”刘洎于此次上言稍后，亦批评太宗与人论议，常“面加诘难，无不惭退”。但大体上，太宗始终能与人论学论事，并常予接纳及勉励。刘洎称美，详见《政要·尊敬师傅》十八年条（卷四，页7A～10A），其批评则详见《纳谏》十八年条（卷二，页33B～34A）及《悔过》同年条（卷六，页20B）；魏徵言见《直谏》（卷二，页45B～47A）。

[35]秦府论学内容及十八学士，见《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列传》。作者前曾改编《贞观政要》一书（《中国经典历代宝库丛书》），虽未对论经、论史、论体等内容作统计，但讨论历史者大半，可以无疑。

[36]参见李树桐师《初唐帝室间相互关系的演变》（收入所著《唐史考辨》，页125～140）。李师分述此事，未论及秦王与十八学士所究心、所讨论之学术。高祖怨世民少不更事，语见《大唐创业起居注》，盖恐其学识未长也。谓裴寂语，见《旧唐书·隐太子建成列传》，正见秦王世民之学识，已非昔日吴下阿蒙。

[37]贞观六年太宗对礼部尚书陈叔达说：“朕本性刚烈，若有挫抑，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这是回忆武德中叔达帮其说话之言，详见《贞观政要·论忠义》，卷五，页6A、页6B。

[38]参见《颜氏家训》（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7月新二版），卷八，页16～19。之推为梁元帝在藩邸讲课时学生之一，此篇及《北齐书》本传俱有记述。之推在6世纪中期，颠沛流离，先后落难于侯景、北周、北齐、复于齐亡入周，仕于隋而卒。他比较南、北学风，皆出于亲身体察，非耳食之谈。之推在北朝先后生思鲁、敏楚、游秦，子孙在唐初皆显。尤以相时为秦府学士，仕至礼部侍郎；师古为高祖、太宗最重要机要侍臣之一，参与经、史撰述的工作。师古父子兄弟详见《旧唐书》，卷七十三本传。

[39]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元帝史部著作甚多，如《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仙异传》五卷，又《注汉书》一一五卷。颜氏家学以《汉书》著称，恐为之推当年受元帝启发者也。元帝著述参见《梁书》本纪及其所著《金楼子》卷五《著书篇》。

[40]若以《贞观政要》和《金楼子》相较，太宗重视历史事理之系统讨论，而梁元帝则夸其博识前言往行而已。其聚书著书，及书钞零碎割裂之撰述情况，《金楼子》大体可以征知。

[41]石勒、石虎父子极重史学，军旅间亦令人读史以作讨论，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黄宗羲倡读书，详见杜维运《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收入所著《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8月初版），页169～171。

[42]顾野王、虞世基、虞世南分在《陈》《隋》、两《唐书》各有传，不多赘。据两《唐书·虞世南传》，世南自小即极用功而博学，属文则学自徐陵而得其意，书法则由智永而摹右军，当时评价甚高。他因年事已高，故太宗未任以繁剧，使继魏徵为秘书监，主持整理群书工作，对唐贡献甚大。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最信任其人格，故其卒时，太宗叹“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

[43]野王学术及著作，详见《陈书》，卷三十本传。两《唐书·虞世南传》及《贞观政要》，亦有记载其以经史为太宗解灾释事。

[44]《帝王略论》在中国已失传，日本东洋文库藏有其一、二、四卷之残本，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残本亦仅存卷一和卷二残卷，日本人尾崎康曾据以比较讨论，序文转录其页175～176所载，详见蔡懋棠译尾崎康所著之《关于虞世南的〈帝王略论〉》一文。

[45]两《唐书》世南传谓秦王兵变为太子后，世南任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遂任此官职。尾崎康据日藏唐拓本世南所撰《孔子庙堂碑》及贞观三年之《破邪论》，谓其以中舍人行著作郎。按：唐文官制度，行、守、兼用于以阶官任职事时，两职事官相兼或有之，行则少见。据《全唐文》（台北，大通书局，1979年7月四版），卷一三八所录世南此二文，未见此系衔。宏文馆情况参见《唐会要·宏文馆》（卷六十四，页1114）。

[46]参见《新唐书》卷一九八，页10。

[47]参见《唐会要·修撰》该年条，卷三十六，页651。

[48]太宗将此书分赐诸王，并嘱云：“此宜置於座右，用为立身之本。”事详见《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贞观七年条，卷四，页11B～13A。按：此书分为《善录》与《恶录》两部分，已佚，《全唐文·魏徵》文项下，亦仅录此序而已。

[49]详见《贞观政要·崇儒学》，贞观二年条，卷七，页4。按：此条称王珪为大谏。王珪为太子建成系统。太宗兵变后，召之为大谏。《旧唐书》本传谓其在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兼右庶子，则此段言论，当发生在武德九年至贞观元年之间，吴兢编年殆误。《通鉴》不录此条。

[50]宏文馆初置就在门下省，即正殿之左是也。故王珪既为黄门侍郎，遂建议改革。此时学校制度未备，太宗**书法（《晋书·王羲之传》特为撰《制曰》代论赞，其制文可以知之），是以召学生习书法（书法亦为唐朝铨叙试项目之一）。盖此类学生日后皆可援“封爵”“亲戚”或“资荫”等出身，径行铨叙任官者。贞观初以学校未备，故宏文学生资格为五品已上京官之子，盛唐时学校已备，品官之子各依其父官品进入国子学、太学或四门学读书，宏文学生遂以皇亲、外戚、宰相之子孙为主，资格转严。吴兢乃盛唐人，故误谓贞观初即许三品以上子孙为学生。宏文馆教育改革，详见《贞观政要·崇儒学》首条（卷七，页1），及《唐会要·宏文馆》武德四年和贞观元年条（卷六十四，页1114～1115）。

[51]进士科虽以诗赋文章为重，但亦有考史者，殆由贞观时代始。见《唐会要·贡举中》贞观八年条，卷七十六，页1379。

[52]详见《贞观政要·公平》该年条，卷五，页15B～16A。

[53]详见《贞观政要·纳谏》该年条，卷二，页30B～31A。按：荀悦“五志”详《汉纪》之序，为悦在建安之际极力发扬以史经世之思想者，对后世史学思想影响甚大。

[54]详见《贞观政要·慎终》贞观十三年条，卷十，页13A～17B。两《唐书·魏徵列传》亦载此疏，及徵自录谏语付遂良事。

[55]武德时《隋书》为陈叔达、庾俭、令狐德棻修撰，贞观再修时，改由魏徵、敬播、孔颖达、颜师古等撰（参见《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敬播列传》），而序论则徵为之。徵等对高颎之推崇，见《隋书》卷四十一颎传并《史臣曰》。贞观诸臣中，马周颇有高颎之风。周疾甚将死，悉取所上奏章焚毁之，声言“管、晏暴君之过，取身后名，吾不为也！”（《新唐书》卷九十八本传）显示留下奏章为文集，已为“取身后名”之行为，至如录付史司则更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