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刘勰与刘知幾的二体论（第4页）

[63]详见《史通》，卷四，页88。

[64]晋著作郎乐资似承编年复兴潮流，而采《战国策》及《史记》二书，撰为《春秋后传》，续自鲁哀公，以迄于秦二世止，于是自《左传》以至徐广《晋纪》，历代编年国史系列已完备。乐资《晋书》无传，详见《史通·六家·左传家》，卷一，页11。

[66]该书即今《后汉书·代序》。参《后汉书》，页1～2。

[67]此言为魏澹论史所引，参见《隋书·澹传》，卷五十八，页1419。

[68]刘昭为当时大文豪江淹之外弟，《集注后汉书》一百八十卷，世称博悉。他又将司马彪书诸志抽出，补入范书，使之更完美周悉，即今见之版本也。伯父精于注晋，而尤好干宝；侄子博于后汉，而雅推范晔，二体之两宗师，皆为其伯侄二人集注矣。刘昭推崇之言，详见《后汉书》所附《后汉书注补志序》；昭传见《梁书·文学列传》，卷四十九，页68C。

[69]详见《史通·序例》，卷四，页87～88。又：序例关系史著体裁结构之完美性与严密性，可参见檀超、江淹为《南齐书》所立之条例；《南齐书·檀超列传》，卷五十二，页84A。

[70]分别见《史通》，卷四《题目》与《论赞》。

[71]本书第十章第一节论及三君主撰史现象，如宋孝武帝为刘义恭、梁简文帝为昭明太子、梁孝元帝亲撰《孝德传》与《忠臣传》等是也，皆王室偏好国史纪传体者也。

[72]裴子野兼擅古、今二体，其史学成绩详见《梁书》本传，卷三十，页44A、页44B。

[73]“萧方等”，两《唐书·艺文志》误作“萧方”，不知梁元帝诸子以“方”排名也，参见《梁书》，卷四十四《忠壮世子方等列传》。熊襄著作，附见于《南齐书·檀超列传》，卷五十二，页84A。

[74]范晔约于424—445年撰《后汉书》，此前已曾评论古、今二体之优劣，如前文所述。王韶之原为编年名家，为晋史臣，奉敕修国史（宋），即弃编年而用纪传，卒于435年。继承者何承天、裴松之等，皆为纪传体（韶之名著为《晋安帝阳秋》，以此任佐郎，续东晋末期史，有《晋纪》十卷。其事迹参见《宋书》本传，卷六十，页165A、页165B）。谢灵运奉敕修《晋书》在426年，其人乃大文豪，于史学殆无深究，且于433年被杀。他之采用纪传体，殆承范晔之旨，遵王韶之例也。

[75]元帝倡议见其所著《金楼子·戒子篇》（卷二，页12），阮孝绪分类及《正史删繁》，可参见其《七录序》，收入《广弘明集》，卷三，页7上～20下。

[76]详见《魏书·崔光列传》所载崔鸿《上十六国春秋表》，见卷六十七，页154C、页154D。

[77]参见《魏书·邓渊列传》，卷二十四，页66C。

[78]关于崔浩注经修史以致祸，及高允续修情况，可参见《魏书·高允传》，卷四十八，页109C～112C，本书第十章第三节亦颇论之。

[79]有关李彪等议论及北魏当时史坛活动，请参见《魏书》，卷五十七《高佑列传》、卷六十二《李彪列传》，卷六十七《崔光列传》。本书第十章第三节亦颇论及之。

[81]参见《唐会要·史馆上·修国史》显庆元年七月三日条，卷六十三，页1093。

[82]详见《史通》，卷十《辨职》《自叙》及卷二十《忤时》。《自叙》谓退而见志，私撰《史通》云云，然《辨职》末段，直喻欲私修国史。殆知幾本欲退而私修国史，后恐干犯禁例，故改变主意修撰《史通》，以见其志也。

[83]吴兢有“今董狐”之称，恐史德更直于知幾者也，其白衣私修分见于两《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史馆》类。按吴兢二书原即私修，历二十余年未就，后以丁忧居家，请政府资助其完成。玄宗勅就集贤院内修撰。后外放任官，兢将史稿随行。故其书相当于官准私修及在外修史，如班固故事也。

[84]参见《二十二史札记》八朝史至宋始行条，卷九，页123。

[85]国史编年纪事之始，殆当自周厉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秦自文公始有史，时在周平王时也；且《秦记》迄无编年，则东周之世，某些诸侯国史仍因旧传统而未编年者也。《竹书纪年》记三代皆不编年，编年自晋、魏始。是以疑编年体创行，恐不早至周公，此议可待再有新出土之文籍，始能定论。

[86]详见《史通》卷十四《申左篇》。刘知幾在该篇申《左氏》而贬二传，持论多由史学性质及史料学出发。

[87]《五代史志·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刘知幾论史分为正、杂共十六类（详见卷一《六家》及卷十《杂述》），显然反对其前辈之分类法。刘知幾曾任秘书少监，典掌坟籍，也颇精于校雠目录之学。

[88]按：之元指出记事之史不仅只有《春秋》一种，此即启示刘知幾究溯史学渊源分为六家之关键。自孟子以来即言春秋乃天子之事，孔子为之，故有知我罪我之惧，而之元于此又特指出《春秋》仅是诸侯之史，使其神秘性与权威性降回原貌也。参见《陈书·本传》所载《梁典序》，卷三十四，页45B。

[89]何之元卒于593年（开皇十三年），魏澹则约在此时奉诏重撰《魏书》，引文见《隋书·澹传》，卷五十八，页1419。

[90]崔浩史祸受此批评而生，牟润孙对此曾有评论，参见其《注史斋丛稿·崔浩与其政敌》（香港，新亚研究所，1959年8月，页81～93）。孙、干评论见《晋书》，卷八十二《史臣曰》。

[91]《文心雕龙》（王久烈等译注；台北，天龙出版社，1984年1月再版）《史传篇》，自后半篇论吕太后立纪之事起，除讨论立凡例而引编年史外，主要皆以纪传体为主。

[93]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对此一再提出，尤详见于其第二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

[94]《史通·申左》，卷十四，页421。

[95]知幾就体裁论易读难读，大体如此，但就其他角度而论者，于此不便多赘。例如，《载言篇》论《左传》“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而《史》《汉》则“令披阅之者，有所慒然”，虽颇涉“传”体之文字结构问题，但大体由方法论上出发，参见卷二，页34。

[96]参见《史通·二体》，卷二，页29。

[97]他论二体各美并行，废一不可，最后声言“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指《左传》）而已”（见《史通·二体》）。干宝显然曾作此主张，而知幾反对之也。

[98]《史通·六家·史记家》，卷一，页19。

[99]参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5。

[100]详见《史通》卷九《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