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判制裁下的东晋史学（第1页）
四、批判制裁下的东晋史学
析论习氏观念之前，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史家，他们对历史大问题的论述不可不知，盖与习氏有所关系也。
习凿齿与孙盛、孙绰兄弟过从颇密，常相与讥调及谈辩名理。孙绰文藻为当时文士之冠，是“谈宗”之一，他们不但常谈，亦时与其他谈宗如刘惔、殷浩等谈，桓温时也参加。但殷浩是朝廷刻意起用以制衡桓温者，故谈士们颇倾向殷浩而疏远桓温。[78]对于权力欲旺盛而有野心的政治人物来说，最大的牵制应是来自他处而势均力敌的权力制衡，然而自353—354年，殷浩因北伐失败而废，而桓温西征平定三辅后，此权力制衡状态即告消失，谢安等人对桓温，不过只能作阳奉阴违的牵制罢了。自此以后，制衡的力量主要来自舆论，尤其是史家所作的史论。但必须了解的是，桓温的历史意识甚重，曾声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这是国人首次声明此意识者。这种历史意识，当然足以表达桓温的人格心理，心理学上属于成就欲的成名意识。不过，桓温此语其实表示他自我设有限制，此即他先有道德自觉——自觉行为的流芳与遗臭（善与恶），而且知道恶不如善，人生须先行善，万不得已而为追求永恒的成名，才考虑到行恶。他这种人格心理曾多次表露，为时人所悉。如袁宏文笔向为桓温器重。宏作《东征赋》列举南渡诸贤，故意遗漏温父桓彝，温甚愤怒，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敢加害，后因郊游而质问宏，宏以美辞颂彝，温始泫然而止。是则桓温强烈的历史意识，本质上实以珍惜令名，成就不朽的生命为主。[79]4世纪中期诸史家注意王迹之兴而批判篡夺政治，实皆有制衡桓温之意，攻其此特点而使之有所顾忌也。《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列传》云：
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荥阳），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於晋愍帝，於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武帝）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余读该传，恒苦思此段记载的内涵意义，及其与以后所上《晋承汉统论》之间的关系；又思索欲裁桓温之觊觎，此事究与正蜀逆魏有何关系，何以必须引用谶纬以明天心？明天心的渊源与意义何在？根据上述分析，始略有会通之意。盖裁正桓温作贼野心，则必须针对近代篡夺政治之现象作研究及批判，而且必须运用形名论之较论名实方法以发明事实真相和名、实之间的差异，从而本正名主义、道德批判疏清道理，以达拨乱反正之功能，使历史意识强烈的桓温惜名顾虑，不敢及身称帝。至于引天文图谶以明天心，乃是习氏等深知桓温相信此术，[80]取法于班氏父子的《王命论》观念以施于治史者也。《晋承汉统论》之提出，实为补充及发明《汉晋春秋》撰作之旨，并辩解他人对此之惑。
《晋书·桓温列传》谓温之所以名温，是因温峤称其“真英物也”，故桓彝即以峤姓名温。桓温青少年时颇获时誉，刘惔与之友善，称之为“孙仲谋（权）、晋宣王之流亚也”，温则常自比于“宣帝、刘琨之俦”。名父之后，又屡为时贤所称，是他珍惜美名而恶他人比之于王敦的原因。好名之余，也造成了他效法魏武、晋宣之志，但亦如此二人般，终因珍惜美名，未致及身成篡。[81]及至4世纪五六十年代，桓温平定成汉、进伐三辅、光复洛阳，不意369年有枋头之败，遂使政局提早动**。盖桓温发动政变，欲以变动内政的方式，转移对外之挫折，以确保名位，稳住局势也。《温传》云：
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既而逢败，名实顿减，於是参军郄超进废立之计。温乃废帝而立简文帝（371年）。诏温“依诸葛亮故事”。……
是时，温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温惊曰：“安石（安字）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后！”……（翌年）帝崩，遗诏家国事一禀於公（温），“如诸葛亮武侯、王丞相（导）故事”。
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於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与弟冲书曰：“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
稍后桓温即讽朝廷加己九锡，九锡文由袁宏撰写，累相催逼，谢安、王坦之等因温疾而故意拖延发表，温遂不及加九锡而卒。
所有这些事件，与桓温的历史意识及历史知识有密切关系，故遂成为史家借史发挥的对象，及特重汉晋史研撰的原因。
首先，桓温被诏“依诸葛亮故事”，后来又不满意于依此故事。孙盛遂注意到刘备托孤事件，严肃地批评说：
夫杖义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可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
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指刘备谓亮“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语）；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82]
自陈寿以来，大家公认刘备托孤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者，而孙盛则以防微杜渐的异常意念，严加批评，盖针对桓温而言也。孙盛既已表达此旨，故习凿齿则不须再言，而在《汉晋春秋》中特载《后出师表》，以述明亮志在北伐，但非欲立大功以作篡夺之资本。另外，时人既比桓温于孙仲谋和司马懿，《汉晋春秋》则特借诸葛亮之口，谓“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只因战略关系，故“权僭罪，未易明也”；又特记“死诸葛走生仲达”事，似有意讽桓温兵败畏敌。转矛头对内也。[83]
其次，桓温不满再次“依诸葛亮故事”，起码要求提升至能“依周公居摄故事”，即是欲效法王莽先例。孙盛对此似也借了前面已引的曹操、曹丕父子的说话，而有所影射；习凿齿也直写天子坐受废辱的“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桓温此时所写的，正是废弑篡逆的事，路人皆知，以其惜名而举棋未下最后一着耳。在此举棋不定之际，孙、习等发明上述史事，应有意义者。曹操以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而此际桓温则是若天命未至，吾欲为周公居摄事耳。孙、习皆欲借史裁正桓温，盖以温本有强烈之历史意识，是则二子论诸葛、述二曹及司马昭，环绕辅政、废篡诸事而发，恐有影响于桓温暂欲为周公者。
最后，晋官方宣称汉、魏、晋一系依行运相禅，但此表面的理论之内，实另有一唯权力是尚的功利思想，且为此时代的现实思潮。前文论述当汉魏禅让时，华歆等将相大臣劝进，即谓“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势，则盛衰在乎强弱，论以终始，则废兴在乎期运”，意即以盛衰决定废兴，以强弱决定期运，他们之所谓德势者，实功利主义权威观念之谓也。曹丕初时犹以“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为辞，终则通达地接受了禅位。其后晋武帝受禅告天之文，竟公然以此作应受禅的理据，并云：
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曹操）拨乱济民，扶翼刘氏，又用受禅於汉。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几於颠堕，实乃有晋匡拯之德……此则晋之有大造於魏也。[84]
助人是善事，贡献于团体则为功，但若谓借人名义而助人立功，即可振振有词而夺取其地位利益，此乌乎可？魏室变不可而为可，晋室效之于后而竟倡之为公理，此则世道人心的邪恶变异可知也。己所为者既为公理，焉能禁人之效法，这时代强权篡夺的恶性循环，伊于胡底？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故王敦几覆初肇之东晋。据前引资料分析，桓温之构思亦是欲先立大功，而后逐渐取代者也，第不及而卒，遂由其子桓玄继起成事矣。刘裕起义复晋灭玄，有大功于司马氏，十六年以后竟成篡夺。史谓刘裕逼晋恭帝亲手书“禅位诏”，帝“即便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刘裕则于《告天策文》中，历数自己歼“奸宄”，灭“僭伪”，有“大造晋室，拨乱济民”之功云云。[85]强权可以胜过公理，但强权不可能永久胜过公理，斯则强权胜过公理者并非腹心大害。魏晋以降之大害，盖在以强权为公理也。西晋初期，名谏段灼上疏论尧舜禅让，批评魏文帝，兼及晋武帝，指其“亦不异於昔魏文矣”[86]，可见时人论魏晋之非者甚早，第于史著言之，干宝《总论》盖最早有感于此，已隐然直指此事而痛加诛责也。
此理既明，则知当时史家有拨乱裁正之心者，绝不会仅止于上述的史实发明及评论。孙盛对魏晋两朝事迹，因欲回避官方立场，喜以让史实自己说话的实录原则为说明之本；对汉末其他群雄，则常加评论。《魏氏春秋》除记述了上述曹氏父子谈话外，又特载陈琳《为袁绍讨曹操檄》全文，借其文以申君臣义理及僭逆之恶，指责古今“无道之臣，於操为甚”，是“豺狼野心，潜苞祸谋”之“枭雄”。[87]但袁绍本身亦是潜苞祸谋之人，其讨曹也非为了什么公理，故孙盛亦批评曹操哭临绍墓为失，其理据云：“昔者先王之为诛赏也，将以惩恶劝善，永彰鉴戒。绍因世艰危，遂怀逆谋，上议神器，下干国纪。荐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尽哀於逆臣之家，加恩於饕餮之室，为政之道，於斯踬矣！……”[88]是则孙盛本春秋精神诛乱臣贼子，由此而及于贬天子。寻有关史料，这方面的记述及评论甚多，至于他贬曹最明显者，厥为论曹不法先王，而指其“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89]论德论功皆未充足，此正为习凿齿《晋承汉统论》贬魏的两个理论基点。
曹氏父子包藏祸心而行篡逆，孙盛让事实自行说明而已，其直接评论者仅止于批评其功德俱微，并未否定“魏之代汉”也。是则追究僭篡政治本源，虽已推及于此，犹未厌众心也。兼且他为了裁正僭逆，遂亦痛论于孙权和刘备，曰：
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匹夫之志犹义不辱，况列国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节，或臣或否乎？余观吴、蜀，咸称奉汉，莫能固秉臣节，君子是以和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於大国也。向（孙）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90]
盖孙盛有一重要观念，即“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趋舍出处不能怀二心，而二三其节；人臣不能如此，人君不能如此也。[91]孙、刘皆非曹魏假汉名而至篡盗者，然而他们也假汉之名，终至乘乱帝制自为，不能坚持以汉臣之名讨逆。是以孙盛又批评吴、蜀联盟云：
夫帝王之保，唯道与义。道、义既建，虽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诈力，虽强必败，秦、项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连横万里，永相资赖哉？
昔九国建合从之计，而秦人卒并六合；（隗）嚣、（公孙）述营辅车之谋，而光武终兼陇蜀。夫以九国之强，陇汉之大，莫能相救，坐观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强弱之心难一故也。而云：“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岂不谄哉！[92]
明显的，孙盛此分析批评，是由道德政治出发的，据人文理性的观点作考论，拨开了刘氏学说、灾异谶纬的外衣，直接鞭辟入里。他说明了三国的开国皆不合道义，而有诈力的倾向，大有否认任何一国为正之意。时人比桓温为孙权和司马懿，他自己亦自比于司马懿，不满足于诸葛亮，是则孙盛之研究，实有正本清源地裁正篡逆的时代意识，借史以致用经世也。
同时的史家也颇具此意识。在习凿齿来说，正魏之不正而斥之于运序之外，乃是进一步的贬天子、诛篡逆，然而三国若皆不正，则晋统何所承？故不得不别出心裁矣。习氏以蜀为正，乃是因孙绰的帝都无常说震撼之余，而不采中原说，另采巴蜀学派的血缘和天意史观发展以成。[93]至于袁宏及袁山松兄弟，更将名义义理溯究于三国以前。袁山松《后汉书·献帝纪论》云：
献帝……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终至滔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其盗贼之身一也！
善乎，庄生之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在焉。信矣！[94]
东汉不应亡而亡，盖因曹氏假道德仁义而盗窃也。孙盛强调“正本定名”，[95]习氏声言裁温贬魏，但皆不若山松之正名直诛，若必以痛责曹氏始得谓良史者，观此数子之论，则何待范晔之起也。
山松之论有所渊源，盖源自其从兄袁宏也。宏于《后汉纪》屡发评论，在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条，严评荀彧之死与其阻止曹操加九锡的关系，除责备荀彧之外，尚以“假人之器，乘人之权，既而以为己有，不以仁义之心终”析论曹魏之资汉平乱，引为君子所耻。[96]桓温欲加九锡，锡文乃袁宏所撰，宏终与谢安、王坦之将之延搁，是则于此论荀彧阻加曹操九锡而死，盖有深意焉。袁宏在该书最末一论为论曹丕受禅后，问陈群有何感想；群答以曾事汉朝，“虽欣圣化，义形於色”。他遂论说：
夫君位，万物之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则弘济於仁义，至公无私，故变通极於代谢。是以古之圣人，知治乱盛衰有时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统众生，本诸天人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变则革代之义也。废兴取与，各有其会；因时观民，理尽而动，然后可以经纶丕业，弘贯千载。……由兹而言，君理既尽，虽庸夫得自绝於桀纣；暴虐未极，纵文王不得拟议於南面，其理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