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史学的演变 由记录史学至论述史学（第1页）

二、古史学的演变：由记录史学至论述史学

上古由口传历史发展为文字记事，此即所谓“百国春秋”，而孟子口中之《春秋》《乘》《梼杌》等编年之书即其代表。然而惜乎秦始皇三十四年，纳丞相李斯之言，下制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此为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史禁，于是诸侯国史烬于一炬，以故史祸远甚于“在齐太史简”。由是先秦史书之记言、记事方法及其前后变化，遂为后世所蒙。按：李斯之所以建议焚史禁史，其主因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而与“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之政策相违。[11]至于其所以明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而焚及《诗》《书》也者，盖秦廷此时仍知此二书乃是古代史书，为诸生之基础与普及读物，更是“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之所以依据；至于连及“百家语”，则是因其为应用历史以建立之“私学”，而与学者各“以古非今”之因素有关（详见下节）。

盖自孔子以来，编年记事之法恐怕与姬周盛时已有所差别，此与“私学”之兴起有关。也就是说，先前史官所“常叙事之法”，概需依循于王者制定之价值标准与规范，此即所谓王制义理之成法，以故史官不得逾越而记；然而自孔子之后，历史已为私家所讲论所利用，于是为史者遂可得而从中有“作”。此处先以儒家为论。

例如，鲁宣公二年秋九月，赵穿弑其君，而晋太史董狐则记曰“赵盾弑其君”，其辞甚简，且含“责帅”之义，与鲁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方法含意相一致。然而孔子作《春秋》，则改为“晋赵盾弑其君夷皋”，“齐崔杼弑其君光”。古时为君者讳，而孔子竟直书此二君之名，其意在彰显此二君之无道不君，是则已有“思”与“作”之意义。至于董狐责罪于赵盾，《左传》载孔子评其事云：

赵穿攻灵公於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谷梁传》更直指赵盾与赵穿志同，而“志同则书重”之史法：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盾）出亡至於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

是则孔子兼责事发之两君臣，与史官依法责臣颇不同，此即于记事之间有“思”有“作”矣。所谓董狐“书法不隐”，而赵盾“为法受恶”，此之所谓“法”，实指史官举职记事之史法而言。此例可以观察古代史官依法判断，书法不隐，不避权威，文辞直接简要，以及立即宣示于朝的“叙事之法”。至于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左传》记此后发展，谓“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12]显示此史官举职依法记事之法，应为诸国史官所共遵共行之法则，所谓“行王道”是也；只是孔子为之，则被后人说得神圣伟大，为“一王大法”罢了。

及至进入战国，记事传统犹未大变，如赵王与秦王渑池之会仍可见到此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其事云：

此例可见各国史官不避强权，文辞直接简要，而书法不隐，但价值判断则已各依其国立场而有所变化，虽不再统一于姬周之王官，但叙事之法仍依稀可见，以故杜预研究晋世出土之科斗文书，判断《纪年》为战国时魏史官所书之编年通史，而谓“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14]刘知幾于《史通·惑经》篇严厉批评孔子据鲁史而修《春秋》，有“情兼向背，志怀彼我”之弊。实则孔子之时，各国各依本国立场以记事的趋势变化已呈现，第知幾于此无所知耳。

姬周盛时，史官依王者所制之义法、用直接简要而不隐之文辞以记事，此为“记录史学”之特色。然而自春秋中期以降政出多元，诸国各有其国家利益，故“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诸国既各有其国家利益，以故亦必各有其国家立场，是以史官亦必各有立场以记事；至于私家，亦在王制义法松弛，所谓礼崩乐坏之下，遂对史事或有笔削增益之言，或取用史事以建立其学说。昔日之史学，已随世变而渐变矣。观上引秦、赵史官之书法，孔子之增书君讳，《谷梁》之责赵盾，则国各异立场、人各善私学之情势，已然势不可当，当然不为“别黑白而定一尊”之秦廷所乐见。司马迁于《六国年表序》曾云：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周室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5]

此所谓“刺讥”，即与诸侯各依其价值立场以判断秦之言动施为，而书于其国之史记者有关；不过观上引秦、赵史官之书法，秦之史书实有记载年月，而近今出土之《秦大事记》，记秦施为于诸国诸事，形式虽以简记某年某月为某事、攻某地为常，但亦有年月可稽。或许司马迁所读之《秦记》，是秦早期文化尚落后时之记事形式。[16]要之，诸侯史记既对秦有所刺讥，则表示各国对史事看法不同；至于“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则更是脱离官方价值，而与秦廷思想观念大不相同了，是为史学价值由统一于王法，而变为可述而作之关键与主因。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所反映者正是此史学之发展趋势，甚或是此趋势因孔子的率先以私家讲究其义，而加大加速其发展。

按：《论语》未提及孔子作《春秋》，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始见于孟子，以其有义法绳贼乱之故。司马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述其事，并论及左丘明之作传云：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此说若无讹，则孔子之作《春秋》，正是私家修史之祖，其方法为论述官方史记旧闻，“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其观念即是欲“述中带作”，下启后世述作必因于文献的史学文献主义之端。至于左丘明传经之法，更是学术史上第一次展现以史实传真相、以真相明真理之“事实明则义理明”观念。

孔子既伤王道不行，世衰道微，礼崩乐坏而据旧史作《春秋》，故是原则上维护姬周封建文化之学者，因此其所备之王道，所浃之人事，应即依本于姬周之王制义法。周礼规定史官叙事必须依法依则，所以孔子据周室史记以及鲁史记而修《春秋》，理应也是依此遵行。不过，其修史之法既是“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似即对旧史有过笔削与制作，并非全而本之，但也非全而舍之。亦即表示孔子虽本于旧史记事之文辞，然于笔削取舍之间，实有其所欲申明之义旨，而非全然抄录旧史。为此，孔子修史虽多据姬周王者之义法以及官史之旧文，但不免仍渗有私家之观点意见，所以说脱离官方价值之史学发展趋势，殆由孔子而启端，或至孔子而明朗。基于此故，是以孟子遂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司马迁亦重申孟子之言，谓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云云。[17]由于孟子、史公将此事说得神圣庄严，以故唐世刘知幾遂于《惑经》篇大力质疑及批评《春秋》，而提出其十二未谕以及五虚美之说。

义法古今有同有殊，随世变而变，即孔子所谓的“殷因於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是也。孔子既本史官旧文而事笔削，则其所依应即以姬周之王制义法为主，而其中亦不免蕴有孔子个人所欲表达之价值思想；然此价值标准未必就同于刘知幾所知之标准，因此知幾举后世义法标准以责孔子，恐怕大有问题。不管知幾所言是否过当，要之其批评孔子修《春秋》，是袭旧史之文而“不加刊改”（第九未谕），“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第十一未谕），“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第一虚美），皆正足以据《春秋》之文，反映出孔子时代及其以前，记录史学记载简要直接之方法特色。正唯文辞如此简要直接，春秋二百余年史事尽记入此一万数千字之中，因此详细史实以及史事之解释与评论——即“丘窃取之”的义，孔子即需在讲学时透过口述而予以传授，所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是也，而无意中却暗合了上古口传历史之传统方法。不过，也正唯此方法之运用，而弟子效之，所以才会有“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之情況发生。[18]例如，《春秋》记齐桓晋文之事简略而少评论，但《论语》于《宪问》篇即记有相关之三条口述：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

此是载于《论语》之明文，弟子或不至于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以传述孔子之意，而至于失其真；不过，其后如孟子答齐宣王“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之问时，孟子竟然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此则无异已是“睁眼说瞎话”矣，何止失真！是则《论语》无载、孔子卒后，有关史实以及义理之说明或评论，则“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之情況，显然既会发生，而也是真的已发生。此所以左丘明乃“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也。

左丘明之姓氏、职业、身份，以至目的是为传经而作《左传》，抑或径为保存史实而作《左氏春秋》，学界多所辩说，[19]姑不赘论。要之，《左氏春秋》实为古代编年史学之伟大创作，不仅表现于扬弃旧流之文辞简要，兼且尊重事实，隐寓“事实明则义理明”之观念要旨，而又在论述方法上能使“言事合一”——熔记事、记言之法于一炉，在论述内容上汇《诗》《书》《礼》《乐》《易》于一体，下启司马迁之“新史学”，对中国史学之发展，贡献可谓伟矣！兹续举齐桓公之事，以为例说明。

鲁庄公九年，齐国政变，庄公伐齐，纳公子纠，而其弟小白先入于齐，是为齐桓公。庄公战败而归。桓公遣鲍叔帅师来，要求庄公杀公子纠。随公子纠入鲁之召忽殉死，而管仲则被囚归，并相桓公。翌年齐师仍来战，《春秋》记云：“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於长勺。”《公羊》所记相同，《谷梁》则于此句之后，多加“不日疑战也。疑战而曰败，胜内也”不知何所云？而《左传》之记述则不同，所述简而详，要而不烦，谓：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

（庄）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曹刿）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

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於长勺。

公将鼓之。刿曰：“未可。”

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

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对长勺之战，仅以此记言、记事融为一体，本于事实而兼述兼论以作论述之“言事合一”方法，即将鲁国之国力分析、士气消长、战术运用、战争过程、获胜原因、胜负关键以及战果扩张，作了最佳之战争本末论述，实为出色之战史记载。

再以《春秋》记鲁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为例。《公羊》《谷梁》文同于《春秋》，其解涉及经、史之别，容下节分析；不过，《左传》则详载此事件之本末，故于此先予论述：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