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退出印度运动的原因（第2页）

三、第三次危机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参战加强了这场战争的世界民主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新的阶段，战争性质和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事态的这一转变给印度提出了一个难题：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从世界反法西斯角度看，应当支持英国的作战努力；但英国又顽固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力图保持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如果无条件支持它作战，从民族斗争角度看，就等于前功尽弃，最终丢掉这个难得的施压机会。对这一难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印度民族反战反英力量的分裂，使印度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

苏德战争爆发后，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兰那地夫、阿·高士等在狱中制定了《德奥利提纲》，认为战争性质已经改变，印度共产党对战争的态度也应相应地作出根本改变。他们提出“人民战争”的口号，主张印度共产党应全力支持英国作战。这个文件从狱中传出，在印度共产党内引起震动。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发表呼吁书，要求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新的政治路线，无条件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英国共产党印度问题权威杜德也撰文，要求印度共产党无条件支持战争，不管英国统治者会答应或作出什么让步。以总书记约希为首的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即接受了《德奥利提纲》。12月，印度共产党发表了《我们对战争的新路线》的文章，随后又发表了《狱中文件》和政治局《关于反法西斯人民战争以及我们的政策和任务》的决议。这几份文件标志着印度共产党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往必须先获得自由才能进行自由之战的说法被抛弃了，如今强调的重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将给印度带来自由。印度共产党号召印度人民同英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全民的力量投入对法西斯的斗争，并号召工人不要罢工，要努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英国当局为了使印度共产党能正常开展活动，也为了向苏联等世界民主力量表示友善姿态，取消了对印度共产党的禁令，并从狱中释放了共产党人，印度共产党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

国大社会党、前进集团都不同意印度共产党的新方针，对印度共产党提出了指责。他们仍坚持原来的反战反英立场。纳拉扬从狱中给外面的国大社会党人写信，对苏联卫国战争表示同情，认为印度争取自由就是支持苏联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他对甘地领导的个人反战不服从运动很不满意，称之为“滑稽剧”。从这时期，他主张进行武装斗争。

国大党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也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虽然印度总督宣布扩大行政委员会，建立国防委员会，吸收印度各界领导人参加，但甘地表示，这一决定没有满足国大党的要求，也不会影响国大党的立场。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宪章》，宣布尊重所有民族选择其赖以生存的政权形式的权利，并愿意保证被强行剥夺了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主权和自治权。《大西洋宪章》给印度以希望和鼓舞，国大党呼吁英国政府将宣言立即应用于印度。然而，丘吉尔9月9日发表声明，《大西洋宪章》原则上只适用于纳粹桎梏下的欧洲国家，而不适用于印度、缅甸和英帝国其他部分。丘吉尔的这一奇怪逻辑遭到国大党领袖以及其他政党领袖的猛烈抨击，也遭到美国等国家公众舆论的谴责。

10月，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进入低潮，出狱的人很少再参加运动。有的领导人公开要求甘地停止运动。甘地拒绝这种意见，表示运动将按照非暴力的法则继续发展。在印度国内外压力下，殖民当局12月3日宣布释放贾·尼赫鲁、阿扎德等全部国大党人，作出和解的表示。甘地对此发表声明说：“这一行动不会使我有任何激动或感奋”，“对英国人民的友情不能使我对英国政府奴役印度熟视无睹。印度今天只有被奴役的自由而没有平等的自由即完全的独立”。甘地表示仍要继续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国大党的反抗是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有了这一点，“终将赢得印度的独立”。[7]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真正具有了全球性质，成为民主力量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场生死决战。贾·尼赫鲁对战争性质的转变立即作出了明确的反应。12月8日，贾·尼赫鲁即宣告，世界进步力量现在都与以苏、中、美、英为代表的集团站在一起，我们必须同情和祝愿包含这些进步力量的集团。在12月17日的声明中，贾·尼赫鲁说，他长年来一贯主张对中国和苏联提供帮助，他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与大不列颠结成了联盟而改变他的观点。虽然在目前情况下，他不能与英国政府合作，但是他不赞成群众文明不服从运动，以免阻碍政府的战争努力，损害世界民主事业。苏·鲍斯信奉“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信条，于1941年初即避开英国人的监视，逃往柏林，主张与法西斯轴心结盟，利用德、意、日法西斯力量争取印度的独立。甘地则坚决主张完全的非暴力，反对参战。他12月8日发表12点建设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努力推行，以支持个人文明不服从运动。贾·尼赫鲁、阿扎德等极力主张与反法西斯力量结盟，有条件地参战，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再次与甘地发生尖锐分歧。

1941年12月23—3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多利召开会议，宣布停止个人不服从运动，并通过了赞成武装抵抗轴心国的决议。决议声明：虽然英国的对印政策毫无变更，但本委员会必须考虑由于战争的发展及其迫近而产生的世界新形势。国大党必须同情和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为自由斗争的民族，但是唯有一个自由独立的印度才能担负全国范围的防务。工作委员会认为，甘地坚决不参战的立场已不适应形势。甘地致函国大党主席阿扎德要求解除他的领导权，他在信中指出，他以为国大党是基于非暴力的立场反对参加目前的或所有的战争，可是多数委员却不认为如此，因此他不能再领导国大党的非暴力反战运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接受甘地的要求，解除了他的领导权。这是甘地在大战中第二次被解除领导责任。巴多利决议重新开启了国大党与英国政府谈判的大门。

1942年1月15—16日，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瓦尔达召开会议，批准了工作委员会通过的巴多利决议。在这次会议上，甘地阐述了他对非暴力的信念：“非暴力是我的信条，是我生命的呼吸，但它决不是我给印度提出的信条。我将它作为政治方针摆在国大党面前。也许它是一个新颖的方法，但并不因此而失去其政治性质。作为一个政治方法，它可以不断变化、修正、改变，甚至被抛弃。如果这些年来我带着国大党跟我一起走，那是在于我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因为我的方法是新颖的而将之说成是宗教的，这是不公正的。”针对当时流传着的他与贾·尼赫鲁发生根本分歧的谣言，甘地予以反驳，并公开声明贾·尼赫鲁是他的继承人。甘地指出：“观点分歧远不能疏远我们，从我们成为共事者那一刻起，我们就一直有分歧，但是，我几年来说过，并且现在还要说，不是拉贾而是贾·尼赫鲁将成为我的继承人。他说他不理解我的观点，他所持的见解与我格格不入，这也许对也许不对，但观点不能阻碍两颗心相通。我知道，当我离开人世后，他会站在我的立场上。”[8]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出3个月，日军便占领了整个东南亚，英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在战争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印度问题成为盟国普遍关注的国际问题。1942年2月8—12日，蒋介石访问印度，敦促英国尽快给印度以实际权力，以便印度全力参战。2月21日，澳大利亚外长在议会演说中力主在战时给予印度自主，以便加强印度参战。2月22日，罗斯福总统针对丘吉尔的声明，明确宣告，《太平洋宪章》不仅适用于欧洲，而且适用于全世界，并致函英国政府敦促丘吉尔立刻给予印度独立。印度激进民族主义者苏·鲍斯通过电台从柏林向印度加紧宣传鼓动，主张与德意日轴心国结盟反抗英国。而英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也使印度民众对英国的防御力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英国舆论也转向同情印度，下院在2月关于战争形势的辩论中，给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在印度成立国民政府。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日军直指印度东部边境，通往印度的大门被打开，印度濒临日本侵略的直接威胁。正是在这些强大压力和严酷的战争形势下，英国政府被迫对国大党的提议作出反应。

1942年3月11日，丘吉尔任命克里浦斯使团前往印度进行谈判。印度各党派、各阶层都对克里浦斯使团翘首以待，寄予厚望。然而，“谈判以满怀希望开始，以完全失败告终”。克里浦斯使团带来的方案包括战时和战后两部分。这个方案没有改变英国殖民政策，只不过是从前反复申述过的老调重弹，是1940年《八月宣言》的翻版。在谈判中，国大党作出了许多让步，希望达成确实的解决方案。如贾·尼赫鲁所说：“在这22年里我第一次吞下了许多苦药丸，因为我的确想将我们的一切同情和精力投入组织印度防御。”然而，英国政府则持“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商谈的诚意。其实丘吉尔派克里浦斯赴印度只是做个姿态而已，根本不想在战时真正解决印度问题。“但不幸的是克里浦斯本人不知道这一点，即他的使命旨在失败，而不在成功”，他做了丘吉尔政治骗局的替罪羊。[9]

克里浦斯使团

《克里浦斯方案》遭到印度各界人士的猛烈反对。甘地称它是一张行将破产的银行发出的远期支票。他质问克里浦斯：“如果这就是你要提出的计划，你为什么要来印度？我劝你趁早搭第一班飞机回去吧！”尼赫鲁也悲叹道：“最可悲的是，像斯塔福·克里浦斯爵士这样的人竟让自己充当魔鬼的代言人。”4月11日，国大党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克里浦斯方案》。国大社会党、前进集团都赞成国大党的态度。穆斯林联盟认为这个方案有可取之处，但总的说不能接受，因为它只提出战后建立印度联邦，而没有明确宣布赞成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要求。只有印度共产党基本赞成《克里浦斯方案》，呼吁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这个方案基础上寻求解决分歧的办法。4月12日，克里浦斯在一片反对声中，悻悻地离开了印度。

克里浦斯使团的失败在国大党和印度全国激起了深沉的失望和愤怒的浪潮。这时，日本已开始轰炸印度沿海城市，而英军在东南亚战场不堪一击，节节败退，毫无防御能力。鉴于英国不可能改弦更张，为了能组织全民力量保卫印度，留在国大党和印度面前的唯一出路便是采取断然行动，使用群众文明不服从这个最后武器，将英国统治者赶出印度，由自由的印度自己来担负防御任务。克里浦斯使团离开印度后，甘地指出，整个事件造成了坏印象，他坚决主张英国人立刻有秩序地离开印度。

四、《退出印度决议》

克里浦斯使团访印失败表明，英国在日本入侵印度的危急关头，也不打算对印度民族独立要求作出丝毫让步，国大党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行动。但是，在行动方针问题上，甘地与贾·尼赫鲁等其他国大党领导人产生了分歧。

贾·尼赫鲁不但关心印度的独立事业，也关心战争的进程和民主国家的命运。他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深感不满，极力主张争取印度独立，但同时对盟国寄以同情，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深恶痛绝。他不希望法西斯轴心国胜利，因为这将意味着印度和全世界的灾难，盟国的胜利是印度自由的先决条件。因此，他反对一切妨碍盟国战争努力的行动，反对在这个时刻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此外，他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不惜使用武力，甚至发动游击战争。

甘地则认为，英国统治的存在似乎是招致日本侵略的诱饵，如果英国离开印度，日本就不会侵略印度，他坚信印度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有秩序地、及时地撤出印度。此外，他认为，英国难以保卫印度，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故而主张与日本和谈。即使在日本侵略印度的情况下，他反对贾·尼赫鲁提倡的武装抗战和组织游击队，而主张用非暴力不合作抗日，主张精神上同情盟国反法西斯事业，反对印度参战，反对盟国军队驻扎在印度。

1942年4月27日—5月1日，国大党在阿拉哈巴德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双方观点分歧公开化，进行了直接交锋。甘地未出席会议，但他提交了一个7点决议草案，要求英国“退出印度”，声明外国军队是对印度自由的严重威胁，印度将用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来对抗日本侵略，甚至与日本和谈。甘地的决议草案写道：英国不能保卫印度，印度军队是一个种族隔离体，不代表印度人民，印度人民决不将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军队；日本不是与印度有怨，它在对英帝国作战；如果印度获得自由，它的第一步可能是与日本和谈；国大党认为，如果英国“退出印度”，印度能够在日本或其他任何侵略者进攻面前保卫自己。

甘地的决议草案受到贾·尼赫鲁和其他一些委员的强烈批评。贾·尼赫鲁指出：“草案的整个基调必然会使全世界以为我们正在消极地与轴心国搞联合。要求英国撤走后我们将与日本谈判，可能与其达成条件，这些条件可能包括由我们控制大部分内务、由他们控制军事、军队通过印度等等。”“甘地的感觉是日本和德国将打赢战争。这种感觉不自觉地支配了他的决定。”[10]果不其然，几个月后，英国政府对甘地的决议案小题大做，突然向世界公布，并大肆渲染，力图将甘地描绘成亲轴心国的代理人。甘地对此进行了反驳。

经过激烈辩论后，阿拉哈巴德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由贾·尼赫鲁起草的折中甘地和贾·尼赫鲁观点的决议案。国大党主席阿扎德支持贾·尼赫鲁的草案说，在甘地最初的草案和贾·尼赫鲁后来的草案之间没有意义上的分歧，分歧只在于方法上。会议最后采纳的决议拒绝了克里浦斯方案，主张用非暴力不合作抵抗一切外国侵略，其要点有三：（1）英国应放弃对印度的控制。（2）国大党应继续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3）国大党反对外国军队在印度作战。决议号召：万一发生侵略，必须进行抵抗。这种抵抗只能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因为英国政府阻止人民以其他任何形式组织国家防务。因此，本委员会期望印度人民对侵略军进行完全的非暴力不合作，不给他们以任何援助，我们不会向侵略者屈膝，也不会服从他们的任何命令。如果他们占领我们的家园和田地，我们将不惜以死来拒绝。

随后，贾·尼赫鲁与甘地进行了多次广泛交谈和激烈争论。甘地曾写道：我和他一连争论了好几天，他反对我的看法，其情绪之激烈是我无法用言辞形容的。贾·尼赫鲁和甘地之间的互相讨论澄清了一些模糊的问题，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甘地认识到了国际因素，从而用更宽阔的眼界看待印度问题。甘地承认，他早期的文章和观点有缺陷，他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声明英美军队可以留在印度国土上，印度获得独立时他们应与新近成立的国民军和游击队一道为印度防御而战。他承认可以用非暴力抵抗英国政府，但是它不适用于阻止日本进攻。但在发动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文明不服从运动问题上，甘地的态度坚如磐石，毫不让步。

贾·尼赫鲁最终同意了甘地发动“退出印度”运动的主张，他之所以改变初衷基于以下因素：其一，当时，日本已打到印度东大门，英印政府无力抵抗，准备从孟加拉撤退，实行焦土政策，到处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创造一种抵抗精神，以便用这种抵抗英国殖民者的精神来抵抗日本。其二，贾·尼赫鲁认为这场运动短暂并会迅速结束，将在3周内迫使当局建立国民政府，在日本侵入印度之前获得胜利，然后即全力投入反法西斯事业，国大党主要领袖也都这样认为。其三，甘地发动运动的决心已定，态度坚决，他声明如果他的“退出印度”决定被否决，他就脱离国大党，另立新组织，创建一个比国大党本身更强大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置身民族运动之外，会导致国大党和民族运动的分裂，使局势更加危险。贾·尼赫鲁一旦改变了初衷，便以空前的热情全力投身民族运动之中。

1942年7月6—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召开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后接受了甘地的决定，通过不合作的决议，即《退出印度决议》。其中写道：迄今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印度人民切身的经验使国大党确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结束；印度要自由，不仅是为了印度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的安全，为了根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以及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的现象。决议说，国大党决心抵抗日本侵略，要求英国退出绝不是要损害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国大党同意盟国军队驻扎在印度。关于英国撤出后的设想，决议提出组织包括一切党派团体参加的临时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然后自由印度的政府与英国政府共商两国未来关系以及如何合作抵御侵略。决议最后呼吁英国当局为了印度也为了自身利益接受印度要求，并宣布如果这个正义要求遭到拒绝，将在甘地领导下发动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

1942年8月8日，即24天期限到期的那一天，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孟买会议批准了瓦尔达工作委员会决议，并以修正的形式最后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决议指出：如果英国拒绝“退出印度”，国大党将被迫“使用自从它1920年采纳非暴力为其政策以来所聚集的一切非暴力力量，来争取政治权利和自由”，在甘地的“必然领导下”，发动“一场非暴力的群众斗争”。会议结束时，甘地向大家祝福说：“这里我要给你们一个短短的赠言，这个赠言就是‘不行动，毋宁死’，不是印度获得自由，就是我们在斗争中死去。”[11]

《退出印度决议》充分表达了国大党争取自由的决心，但是，如贾·尼赫鲁所说：这个决议不是恐吓，而是邀请和解释，是要求合作的建议。甘地也告诫说：实际斗争并未在此刻开始。《退出印度决议》批准发动一种非暴力的必须由甘地先生领导的群众性的斗争，但是，并未确定发动运动的具体日期。实际上，甘地并未放弃协商的愿望，他试图以此作为最后的压力，迫使政府让步。在决议的结论中，甘地清楚地说明他的第二个步骤将是去会见总督，并向主要的盟国首脑呼吁，以求达成一项光荣的协议，即一方面承认印度自由，同时也推进盟国反法西斯事业。

孟买会议结束后，甘地即开始写信，并决定次日晨由贾·尼赫鲁携带赴美国，向美国政府说明《退出印度决议》的性质和目标。然而，在8月9日拂晓前，英国殖民政府突然大肆逮捕国大党领导人。英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迅速而猛烈的行动将运动扼杀在摇篮里。但是事与愿违，这一突然的大逮捕行动却成为实际引发“退出印度”运动的火星。于是，“甘地运动”的最壮观、也是最后的一幕拉开了。

可见，正是由于在战争形势日益恶化的严峻时刻，英国当局仍然死死抱住其殖民政策不放，导致了英印矛盾激化，危机迭起。在头两次危机中，国大党并未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以辞职和个人文明不服从进行象征性的抗议，以期英国当局能够作出积极的反应，为印度与英国合作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创造条件。克里浦斯使团谈判的失败，使印度受到了最沉重的一击，印度各阶层中残存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正是在克里浦斯使团失败后，甘地和国大党才最终决定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迫使英国“退出印度”。而8月9日的大逮捕则成了导致印度久已蓄积的民族愤怒情绪总爆发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