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省自治的终结（第2页）

第三阶段可以称之为“极端教派主义”或“法西斯教派主义”。“极端教派主义”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个要素。“极端教派主义”持有如下观念：不同宗教信奉者的利益或不同“群体”的利益相互排斥、对抗和敌对。“极端教派主义”具有法西斯主义特征，以恐惧和憎恨为基础，具有使用暴力语言和敌视语言及行为来对付政敌的倾向。“极端教派主义者”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具有相同的世俗利益，他们的世俗利益必定是互相对立的。在这一阶段，教派主义者宣扬，穆斯林、穆斯林文化、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徒、印度教文化、印度教处于被压制和消亡的危险之中。也是在这一阶段，穆斯林教派主义者和印度教教派主义者提出两个民族理论，即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构成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相互敌对是永远的和无法解决的。1937年之后，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国民志愿团日益转向了极端教派主义或法西斯教派主义。

虽然教派主义的3个阶段和要素彼此不同，但是它们也相互作用和影响，具有某种连续性。第一阶段或要素即世俗教派主义，助长了第二和第三阶段或要素，即温和教派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使得与温和教派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进行斗争何其之难。同样，温和教派主义者发现很难阻止温和教派主义意识形态向极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转变。

在省自治期间及前后，由于新形势下教派主义的泛滥以及英国统治者的利用，也由于国大党对问题严重性认识不足和处理不当，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关系空前恶化，教派主义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省政府竞选主要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竞争，它直接决定省一级权力的分配，双方的教派主义势力甚至把它看作是一场生存之战。国大党在竞选中所处的遥遥领先地位使穆斯林教派主义势力深感不安，也使穆斯林联盟有了一个确定的认识，即穆斯林联盟要在未来的权力竞争中与国大党抗衡，必须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穆斯林组织，更多地反映穆斯林上层的教派主义要求。

其实，真纳1936年从英国返回印度后，一开始是想在自由教派主义基础上复兴穆斯林联盟。1936年期间，他一直强调民族主义信念，并希望实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合作。例如，他于1936年3月在拉哈尔的演讲中谈道：“不管我做什么，我都希望你们相信，自从我加入国大党以来，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一点也没有。也许某些时候我做错过一些事情，但决不是为了党派利益。我想让你们相信，我的唯一目标就是维护我的祖国的利益。为了神圣的印度利益，我愿赴汤蹈火，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这样做。”[15]他一方面鼓动穆斯林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呼吁穆斯林去证明他们的爱国精神是不容玷污的，他们对印度的爱不比其他任何组织少。然而，1937年2月的选举结果使真纳转向了极端教派主义政治。

真纳转向极端教派主义政治与国大党的态度和决策不无关系。面对不尽人意的选举结果，真纳仍希望在维护穆斯林利益的基础上与国大党合作，并为此作了一番努力。例如，联合省穆斯林人数不少，大选结果穆斯林联盟得到27个席位，真纳和穆斯林联盟联合省领导人都希望国大党在组织省政府时给穆斯林联盟几个部长职位，实现合作，共同治理联合省。国大党从联合省领导人到中央领导人，绝大多数都不愿让穆斯林联盟参加政府，认为穆斯林联盟加入会妨碍实行社会经济改革，造成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无法工作。国大党活动家阿扎德主张考虑穆斯林联盟要求，被工作委员会拒绝。国大党这种态度使真纳和穆斯林联盟所有领导人感到反感，认为它体现了国大党代表印度教徒排斥穆斯林的本质。国大党拒绝在联合省省政府问题上与穆斯林联盟合作是重大失策，丧失了改善两大组织关系的又一机会，两大组织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国大党在竞选中为了争取广大穆斯林的支持，也发表了一些引起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反感的言论。例如，贾·尼赫鲁曾说：归根结底，当今印度只有两方力量，即政府和国大党，其他力量必须分别列入这两方力量之中。真纳反驳说：印度还有第三种力量，那就是穆斯林，他拒绝与国大党为伍，穆斯林不打算受任何人摆布。贾·尼赫鲁也说：他比穆斯林领导人更了解穆斯林群众，而那些领导人只知道在立法会议席位和政府职位问题上讨价还价。国大党领导人的主张表明，他们轻视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群众中的影响。

大选之后，国大党许多领导人更是过高估计了把多数穆斯林群众争取过来的可能性，过低估计了穆斯林联盟影响穆斯林的潜力，对穆斯林居住集中的省多数群众跟着穆斯林地方政党走这一事实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国大党想撇开穆斯林联盟和其他穆斯林政党，直接从下面争取穆斯林群众站到国大党旗帜下。国大党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与穆斯林教派主义作斗争，实际上这样做只会激怒穆斯林联盟内那些还主张团结合作的人，驱使他们也转入极端教派主义立场。

国大党的错误决策引起真纳和穆斯林联盟的强烈反应。1937年10月15日，真纳在勒克瑙会议上发表演讲，谴责国大党“醉心于权力”，“当前国大党的政策”只会导致“阶级仇恨和教派战争”。甘地写信给真纳，说他的演讲是“宣战”。真纳回复说，这“纯粹是为了自卫”。[16]甘地和贾·尼赫鲁在写给真纳的信中，力图说服他改变态度。结果，双方的通信变成了激烈的笔战。真纳在各地发表演讲，号召穆斯林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穆斯林联盟也对国大党省政府持不信任和谴责态度。

穆斯林联盟在各省成立支部，发动了“反对国大党独裁暴政”运动。穆斯林联盟主要领导人坚定地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基于互相冲突的观念和思想上的两种文明体系，两者在共同的国家内求得一致发展的想法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梦幻。真纳主张，作为一个民族的穆斯林，应该有自己的家园，这样才能使他们在精神、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理论成为后来导致巴基斯坦独立的思想基础。

1938年3月，穆斯林联盟组成调查团，调查国大党省政府“对穆斯林的压迫”，并公布了调查报告，罗列了国大党压迫穆斯林的措施。例如，实行民族教育，推广印度斯坦语教学，唱《向祖国致敬歌》，悬挂国大党党旗等。真纳认为，国大党省政府推行强制学印地语的政策，不仅会破坏乌尔都语的推广，而且会强迫穆斯林儿童和学生接受印地语及梵语文学和哲学等，唱《向祖国致敬歌》是灌输反伊斯兰情绪和鼓励偶像崇拜，甘地的瓦尔达教育计划（即以传授基础知识和手工艺为中心，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原则的计划）是企图复兴和宣扬印度教文化。他要求国大党放弃印度教徒统治的美梦。

比哈尔省穆斯林联盟的调查报告称，比哈尔穆斯林生活在经常担心生命财产会遭到攻击的恐惧状态中。尽管国大党自称是非教派的，尽管少数国大党领导人希望遵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策，但国大党绝大多数成员是印度教徒，渴望建立纯粹印度教的国家。一般印度教徒也倾向于把司瓦拉吉和罗摩拉吉联系在一起，把国大党统治和印度教徒统治联系在一起。一位穆斯林联盟活动家写信给贾·尼赫鲁，表示国大党在比哈尔的统治充满了宗教复兴主义精神。所有国大党掌权的省穆斯林联盟都提交了调查报告，提出了类似的指责，但是都没有提出真正货真价实的省政府“压迫”穆斯林的材料。

穆斯林联盟的这一举措，使它在穆斯林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其他穆斯林政党纷纷表示支持和拥戴，纷纷向穆斯林联盟靠拢甚至与穆斯林联盟合并，从而使穆斯林联盟势力空前壮大。在1937年10月勒克瑙会议上，旁遮普首席部长、孟加拉首席部长和阿萨姆首席部长都号召他们的穆斯林政党成员加入穆斯林联盟。孟加拉农民大会党、旁遮普统一党、联合省民族农民党等，都加入了穆斯林联盟。穆斯林联盟还在所有省开展发展新盟员运动，此外，决定凡是参加国大党的不能加入穆斯林联盟。这样，穆斯林联盟一跃而为一个与国大党并立的真正全国性的穆斯林政党，把全国穆斯林集结在自己周围。1938年4月，真纳不无骄傲地说：穆斯林联盟日益强大起来，勒克瑙会议前盟员只有几千人，如今已经有千千万万穆斯林站在穆斯林联盟的旗帜下。

国大党领导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急忙寻求与穆斯林联盟调整关系，但是为时已晚。穆斯林联盟宣称：只有它是印度穆斯林唯一代表，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徒。1938年4月，甘地出面与真纳会晤，但毫无结果。6月，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提出11项要求，包括承认穆斯林联盟为印度穆斯林唯一代表组织，放弃以《向祖国致敬歌》为国歌，穆斯林宰牛不受干涉，穆斯林早课或礼拜不受干扰，国大党不得再反对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制，制定法律保障穆斯林基本权利和伊斯兰文化，保障乌尔都语的使用，地方民意机构组织也采取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制等。国大党拒绝接受穆斯林的11项要求。真纳在穆斯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在1938年底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上，真纳开始被尊称为“伟大领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大党因抗议英国对印度民族要求的漠视，1939年10月23日至11月25日，8个省的国大党省政府全部辞职。对于国大党省政府辞职，穆斯林联盟兴高采烈。当国大党省政府辞职，省督委派官吏组成政府时，穆斯林联盟表示同意参加这些政府。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宣布12月22日为印度穆斯林的“拯救日”，感谢神把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从国大党两年半暴虐、压迫和非正义的统治下解救出来。这一天，各地举行游行集会，组织“庆祝”活动，庆祝穆斯林“从国大党枷锁下解放出来”。这一极端教派主义性质的举措加深了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的裂痕，并使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群众间现有的猜忌和恶感迅速增长。[17]

在和国大党对抗以及与印度教极端教派组织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团的激烈交锋中，穆斯林极端教派主义继续升温，终于导致穆斯林联盟通过《巴基斯坦决议》，走上分立主义道路。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思想最早由穆斯林著名诗人、宗教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3—1938）于1930年提出来，他主张将旁遮普、西北边境省、信德、俾路支斯坦、孟加拉组成一个单一的伊斯兰国家。1933年，一个在英国剑桥大学念书的学生乔杜里·拉赫曼·阿里又提出了类似设想，并给这个穆斯林国家起名为“巴基斯坦”，意思是“纯洁的国土”。自1939年起，在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关系空前恶化的情况下，建立单独伊斯兰国家的思潮迅速活跃起来。1940年3月，真纳撰文阐述“两个民族”理论。

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拉哈尔年会于1940年3月23日正式通过了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决议，当时并没有使用“巴基斯坦”这一国名。该决议在第二天早晨头版头条见报时，报社编辑加上了“巴基斯坦决议”字样。《拉哈尔决议》因此也称为《巴基斯坦决议》，并以此而闻名于世。从此，在印度建立巴基斯坦成为穆斯林联盟的主要斗争目标，这也是日后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争执的最大症结所在。

对于穆斯林联盟走上分立主义道路，林承节先生作了精辟的分析。1937年后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关系急剧恶化，穆斯林联盟走上分立主义道路，说明国大党在大选胜利后对穆斯林联盟的态度，特别是在建立联合省政府问题上的失策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如果把原因都归结到这一点是不公允的。穆斯林联盟走上分立主义道路，与英国殖民当局长期鼓励、利用穆斯林教派主义是分不开的。此外，教派主义发展有其经济、政治根源。只要这些根源存在，教派主义膨胀就不可避免。1937年后教派主义迅速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省自治的实行使政权逐步转移到印度人手里成了现实问题，国大党在未来政权中占多数的前景使穆斯林上层感到忧虑，害怕自己在穆斯林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受到损害。于是，他们便借助分立主义来保障这种地位，而国大党在关键时刻的失误，为这个趋势的发展打开了闸门。

[1]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p。311-314。

[2]D。G。Tendulkar，Mahatma：LifeofMohandasKaramdhi，Vol。Ⅲ，1930-1934，NewDelhi：PublisDivision，G。O。I。，1971，pp。318-319。

[3]尚劝余：《圣雄甘地宗教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4]MichaelBreehru：APoliticalBiography，London：OxfordUyPress，1959，p。90。

[5]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319。

[6]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第56页。

[7]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320。

[8]V。T。Patil，heFreedomMovemeerlingPublishersPvt。Ltd，1977，p。102。

[9]B。R。dhiandNehru，Delhi：VikasPublishingHouse，1979，p。18。

[10]N。G。RujurkarandS。N。Kurundkar，JawaharlalhiheStatesman，Rohtak：ManthanPublis，1985，p。86。

[11]R。ofJawaharlalNehru，iMalikAbhinavPublis，1981，p。103。

[12]TariqAli，AnIndianDyoryoftheNehru-GandhiFamily，NewY。P。Putnam'sSons，1985，p。61。

[13]N。G。RujurkarandS。N。Kurundkar，JawaharlalhiheStatesman，Rohtak：ManthanPublis，1985，p。84。

[14]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p。398-400。

[15]Bipandra，MridulaMukherjee，Aditya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Mahajan，India&#leforIndependence，1857-1947，p。434。

[16]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416～418页。

[17]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422～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