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卢梭进入革命话语体系的前奏（第2页）

洛桑人卡兰兹遍访与《新爱洛漪丝》有关的场景，其中一地是克拉兰（s）村。当地居民知道这部小说，他们“感谢卢梭以其声望让这个小村子扬名于世”，村中老人给卡兰兹指引茱丽与圣普栾初吻的小树林。[23]之后，卡兰兹去了圣皮埃尔岛，在林中路上，在老迈的栗子树荫下，寻找卢梭的遗迹。沉于想象时，他看到湖中一条船，在明镜般的水面上滑行，坐一位老者，身着东方服饰，“正是他，正是他，被法国、日内瓦和纳沙泰尔驱逐”。卡兰兹学着卢梭的样子，踱步沉思，突然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手里拿一本书，低垂的帽子遮住了脸，走近前说：“您一定在思考他。”之后，这个难辨身份的人继续赶路，听口音像英国人。[24]卢梭的身体湮灭了，但与之有关的物象有了生命，那是足以让人沉醉、托付心灵的崇高精神。在他的墓前赋诗、落泪，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感受他的孤独，从作品中寻求美德与质朴，发现他与自然、农夫的亲切关系：一幅浪漫主义的景象出现了。这不是某个瞻仰者孤零零的回忆，而是卢梭信徒的浪漫心境的集体展示，卢梭之前的时代没有过，所以这是现代情感史上的第一次。

二、健康问题与去世原因

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卢梭的病痛已是公共话题：他为什么总与人争吵，是否有精神问题，他所抱怨的疾苦是否真实？类似的疑问可追溯至1766年卢梭的遭遇，他的身心问题在时代伦理中有多重解释的可能。1768年8月5日，《秘密回忆报》说：“他不是坏人，不是存心挑事端，只是病了。”[25]待之去世，公众仍好奇不已，尤其想到他是《新爱洛漪丝》的作者，伏尔泰却说他患了性病，卢梭也说过自己的尿路先天畸形，奔波各地就医，“这些问题在当时不是秘密”[26]。在逸事汇编类的报刊里，卢梭是惹人兴致的话题：他死于自杀还是他杀，是开枪自杀还是服毒自杀？《18世纪轶事》断定他死于中风，“从发病到死亡持续两个半小时”，《伯尔尼杂志》坚持“肾脏病变导致死亡”的说法，《欧洲邮报》《巴黎日报》《秘密回忆报》《秘密通信报》热衷于报道相关争论，说他死于尿毒症，或是脑出血引起的梗死。[27]医学所限，没有人清楚他的问题，而传言掩盖或扭曲了真相，更加令人困惑。

曾与之交往的人觉得有责任澄清事实，但情感化的解读不能让他远离纷争。去世当天上午9—10点，卢梭腹疼难忍，雕塑家勒米尔（Lemire）了解到他前一天吃了草莓和奶油，据此猜测“食物凉气引起了腹疼”[28]。《巴黎日报》主编克兰赛忆及卢梭去世前时常**，面貌难辨认，表情让人害怕，眼睛注视一切，却什么也看不到，手臂下垂，会有突然的动作，像是钟摆，“他自出生就有这样的问题，周期性发作，到去世也未治愈，最后几个月气力微弱，劳作越来越少”[29]。法国拉罗谢尔（LaRochelle）的商人兰桑（JeanRanson）说只有情感丰富的人才这样离世，“深陷忧郁，心灵无时无刻不破碎”。1794年，政治家西耶斯（Sieyes）认同兰桑的说法，描述卢梭的心情时，西耶斯用的是Douleur，既指身体疼痛，也指内心深处的悲伤。[30]《忏悔录》出版后，读者希望从中发现疾病的线索，伯维尔注意到卢梭在尚贝里时健康已开始恶化，为确定病因，卢梭自己研究生理学和解剖学，断定心脏上长了肉瘤，并以此说服了萨洛蒙（Salomon）医生。而得知蒙彼利埃的菲兹（Fizes）曾治愈此病后，他涉远途求医，“所有努力成效微弱，他难从病痛里解脱”[31]。

好奇、猜疑的语境能容纳各种解释，但不能让人判断哪一种更真实，也就不能平息各类解释之间的矛盾。卢梭的去世场景是18世纪的谜，自去世第二天开始生长。格里姆的《文学哲学通信》猜测是服毒自杀，艾斯切尼说他因精神错乱、苦闷与愤怒而自杀。[32]1789年有两本小册子，一本认同卢梭自杀，另一本反对。[33]至于自杀原因，有人说他受权贵迫害，要被人从埃莫农维尔赶走，年迈不堪其辱；又有传言说“回忆录”手稿被盗，他极度悲伤，消化不良，最终去世。[34]那些信以为真的人从他的书信里找证据，在《新爱洛漪丝》第二十一封信里，卢梭赞成自杀：“趋福避祸，不损及他人，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权利。”1756年8月18日，他致信伏尔泰：“生活即使不幸，也是财富，当命运传来天国的召唤时，有智慧的人自愿怀着希望出走。”1770年2月又致信圣日耳曼：“我在研究植物，找一些毒药。”[35]但克兰赛说他用的是手枪，“头部有创口，但解剖报告对此有隐瞒”，他在《巴黎日报》上撰文，影响力颇大，但如何处理开枪自杀与服毒自杀的矛盾，他推定先服毒，再开枪。[36]

无端的猜测一旦占领公共舆论，再以逸事奇闻的形式进入历史，待当事人离世就无澄清的可能。若主角是有争议的人，民众的好奇心就不受阻抑，不是因为事件的历史价值，而是它的娱乐性或隐秘利益。谈论它的人有扭曲的观感，或要刻意报复；于是，最初的猜测再次进入公共舆论，版本变幻，一切听起来像真的，却是假的。有人传言卢梭是被溺死的，或被人谋杀，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下毒谋害，为的是“有充分的自由与里尔丹侯爵的一个仆人鬼混”[37]。而之后的事有佐证的迹象：卢梭去世不久，特蕾兹用他的积蓄在巴黎北部的普莱西（Plessis-Belleville）租了或买了房子，与里尔丹侯爵的仆人同居。这对特蕾兹的名誉极为不利，所以她想方设法反驳，1778年她向建筑师巴里斯（Paris）讲述了当时的情境，将卢梭的去世描述得像圣徒升天一样：“他的眼睛望着窗外，说天空纯净，上帝在等他，他希望我原谅他的不当言行，他说自己从未想伤害他人。”[38]1789年6月16日，她要求巴黎北郊小城桑里斯（Senlis）教区主管高什（PierreGaucher）写公开信，证明她的清白：

应卢梭遗孀的请求，我在此附加说明：特蕾兹与卢梭相处融洽，在我的辖区，她的诚实是不容怀疑的，无论是卢梭生前还是去世后，她没有过多交往，从未与某个人有定期的联络。卢梭去世后，她在埃莫农维尔住了一年，之后迁往巴黎普莱西，没有再嫁。我敢担保，特蕾兹在我的辖区时，我从没听说有损于她的名声的事。[39]

1790年10月，特蕾兹致信手稿收藏家杜布罗斯基（PierreDubrowski），说卢梭喜欢埃莫农维尔的生活，“与里尔丹一家关系融洽，临至生命之末，他从未沮丧低落，言谈中有教益，不时感慨自然之美”。1798年，她致信克兰赛，重申一贯的立场。[40]

参与争论的人都说要寻求真相，也都说有确切证据，但为什么见识各异，一个真相伴随着千百种猜疑？革命前夕，法国的公共舆论缺乏让人信服的力量，上帝和国王不再是真理的代言人，人人都去评判是非，辩论无果就退回个体心理世界，只相信自己。而在客观意义上，卢梭的死因之所以有不同的推测，在于各种见识里的逻辑断裂，特蕾兹对克兰赛的陈述有曲解的可能：

上楼时，我听到我丈夫悲哀的声音，就快步上去。他躺在地板上，我要叫人帮忙，他拽着我说，既然我回来了，就别去找别人。他让我关上门，打开窗，之后我扶他起来……我以为他已休息好，谁知他径直倒下，脸结实地碰在地上，攥着我的手，不说一句话，他去世了。[41]

卢梭不像特蕾兹之前说的那样是平静地去世，她的描述不确切、不完整，卢梭为什么两次倒在地上？第二次跌倒前发生了什么？克兰赛发现自杀说与特蕾兹的描述不冲突，相反是对她的粗略描述的补充。之后，他从距离埃莫农维尔二十公里的卢维尔（Louvres）邮局的负责人那里听说卢梭自杀的事，对此更加深信不疑，由他负责的《巴黎日报》是自杀说的传播媒介。[42]

18世纪的法国，邮差四处奔走，接送信件，接触的人也多，是信息传输的中介，邮局是一个地区公共交往的场所，逸事奇闻在那里汇集发酵，不断变换着版本，以满足各类人的观感。卢维尔的邮差如何知晓传言，传言怎样传播，故事版本前后有怎样的演变？旁观者的好奇、批判者的报复与嫉妒心起了多大作用，这些说法对革命时代的卢梭形象有何影响？在观念相对静止的传统社会，流言生成与传播模式着实重要，那些口耳相传、却未成为历史文本的观念是现代学术的盲区，语境消失了，只留下记载部分原因或结果的文献。若以之为证据，因语境残缺会有误读的风险，若置之不理，其中的真实性会受到忽视，尤其是转瞬即逝的个体心理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

在风俗动**的年代，道德主义泛滥，这对卢梭身后的名声影响极坏，对其朋友也不利。18世纪，自杀仍旧受世俗法律和宗教法规谴责，“那是野蛮丑陋的行为”[43]。有传言说，卢梭在埃莫农维尔时，与里尔丹关系破裂，心情苦闷，所以自杀。作为遗体解剖的见证人，里尔丹很快完成《日内瓦卢梭去世场景》，澄清事实：“医生确认他的器官健康，除脑部有带血的积液，未发现明确死因，医生勉强归之于急性中风发作。”[44]这本小册子在随后几年多次印刷，《文学年鉴报》对之认同。[45]高什也是解剖见证者，他写了一份声明：“卢梭在他夫人怀里去世，死于中风，第二天由三位外科医生解剖，另有两名医生和其他人作证。”[46]里尔丹又授意一封公开信的写作，题为《卢梭的朋友致〈巴黎日报〉的信》，反驳自杀论，但克兰赛拒绝在该报发表，这封信只能单独出版。不久，梅斯特（Meister）将之编入《文学通信》（daéraire），力求扩大影响。[47]

参与遗体解剖的普莱斯勒是介于文人社会、宫廷政治与教会权势之间的人物，有医学博士学位，担任过宫廷医生和书报审查官。他去埃莫农维尔拜访过卢梭，了解去世前的状况，“他对新主人（里尔丹）及其提供的住所越来越满意，与之散步，一同进餐，为他的孩子讲授植物学，有时候见不到孩子就会悲伤”，“他渐渐老去，手指无力，动作不灵活，不能抄写乐谱”，“去世当天，外出散步时，他说身体不适，浑身无力，脊柱冰冷，像浸入冷水，胸部疼痛，特别是去世前一小时，头疼得厉害，他双手捂头，说头骨被人打碎了”[48]。普莱斯勒坚持卢梭之死是自然而然的，并非因过度不安、《忏悔录》的私下出版，或外界迫害而自我了结，此外，他公布了解剖报告：

前半生，卢梭在不同时候所忍受的肾脏疼痛和排尿困难的症状，或起因于**颈邻近组织的**，或**颈**，或前列腺肿胀。身体衰弱时疼痛感扩散，年老时更严重。卢梭五十岁之后承受的腹疼，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也不剧烈，问题在于腹股沟部位两个特别小的突起。头颅内有大量积液，多于八盎司，浸泡着由黏膜包裹的脑组织，能否将去世原因归于积液对脑组织的压力，积液侵入神经系统？至少确定的是，各项解剖检验并不能确定死因。[49]

与普莱斯勒一同拜访卢梭的是葡萄牙籍物理学家马格兰（J。H。deMagellan，1722—1790），他回忆了卢梭的性情，“谈话安静惬意，表述时有迷人的天真”。马格兰与之谈及1755年亲身经历的里斯本地震，井然有序的城市转眼成了废墟，民众陷于悲哀，大火袭来，马格兰的朋友被埋在废墟下，他除了哭喊别无办法，“卢梭认真地听，像被雷电击中一样”。[50]

在莫衷一是的语境里，澄清的作用微乎其微。斯塔尔夫人（Sta?l-Holstein）认同自杀说，“卢梭长期为失望与不幸所困，死亡才是慰藉”。另一位女士根据她的父亲和普莱斯勒的见闻，以及医学报告予以反驳：“卢梭没有自杀，他去世的场景感人又崇高，是一个忍受痛苦的伟人留下的完美一课。”[51]里尔丹侯爵的夫人同样想纠正斯塔尔夫人的看法：“有人告诉您他死于自杀，那是误导误传，您轻信传言，对他身后的名声有极不好的后果，澄清谣言是我的神圣责任。”[52]穆尔图给斯塔尔夫人写信，以亲身见闻反驳：“他去世前的几星期，我看到他被久治不愈的病折磨得厉害，持续头晕说明他患了中风，我的父亲有所察觉，想为之找医生，他说看到乡村景色是唯一的治疗方法。”[53]

引起同样多争论的是精神问题。1766年卢梭与人争论后，关于他疯了的传言未曾间断，待其去世，尤其是1782年《忏悔录》前六卷和《卢梭评判让-雅克》出版后，这一问题又被人提起。关于病因，除受迫害之外，还有几种推测，或与病痛有关，或与品性有关。在批判者看来，他的疯癫是因为性格缺陷（悲观、高傲、孤僻），所以应受谴责。1780年，卢梭生前的友人格里姆视之为另类，“他的才华中有最不合时宜的讽刺和最值得怜悯的疯癫”[54]。而支持者多从身体病痛上为之开脱，努力维护一个思想家的尊严，“以冷漠嘲讽对待不幸的人，实为不妥，卢梭患有精神疾病，言行不当之处应获得原谅”[55]。他与百科全书派交往时受排挤，“自尊心受损害，无可奈何的失望扰乱了精神，伤及情感”[56]。里尔丹了解卢梭最后的生活，那时，“剧烈的腹疼和头疼时常出现，他素来关心困苦的人，心理压力无从舒缓”；马勒泽尔布知道他为病所困，“努力探求真理，有过错误，却不违背一贯的原则”[57]。布里索曾是卢梭的信徒，得知一个温和的人被视为骗子、伪君子时，心中不平，“更加敬重这个疯子”。革命时代，罗伯斯庇尔创造了理解卢梭的新方式，他将之塑造为革命美德的楷模，个体疯癫有了政治意义：“你谴责人类的不正义，这给您带来深深的忧愁，我由此明白，一个追求真理的高贵生命要承受几多痛苦，但我不畏惧。”[58]

关于疯癫原因的其他猜测是性情与处境的关系。有人觉察到卢梭的问题，对于病因却无共识，或是归咎于旧制度下的心理压抑与交往困境，拜访过他的马格兰觉得，“在所有时代，文学天才为忧郁、悲伤所折磨，因其超越了同代人，这些人只会嫉妒”[59]。或是归咎于卢梭独特的性情，克兰赛依据洛克的心理学予以解释，“在某方面有良好认知的人，在其他方面可能是疯狂的”[60]。由于童年的孤独经历，卢梭始终有小孩的性情，单纯无助、心地善良，却不被人理解，作品出版后受到曲解与指责，以及严厉的攻击。因行善而受累，类似的遭遇会压垮敏感的人，心中的沉闷挥之不去，他变得愤世嫉俗，加之病痛，精神更易出问题。1791年，梅西耶的判断更合乎实情：

因年龄老迈，以及遭受的苦难与不幸，卢梭的心境忧郁阴沉，这是晚年作品的主调，用尖刻的言辞争论可有可无的事……他是病人，不是雄辩深邃的哲学家，写《爱弥儿》时已不能控制自己。[61]

三、重提卢梭休谟之争

卢梭与休谟的旧事被人淡忘，为避免新麻烦，1776年，休谟在《自传》中有意忽略他们的交往。1778年去世后，卢梭的私人生活有十足的吸引力，那场争论由文学共和国的公共事件转变为观察个体心理的途径，但褒贬无度。《忏悔录》出版后，友人和论敌想从中发现秘密，对于其中提及的文人阴谋，受指责的人觉得不合情理，但又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只好变本加厉地反驳。狄德罗重复一贯的看法，“卢梭忘恩负义，是极坏的人”；格里姆借用18世纪几乎所有骂人的词语贬低他的老相识，“疯子、自恋者、诡辩家、愤世者、江湖骗子、忘恩负义、爱诽谤、耽于情欲”[62]。

旁观者根据传言随意推测。1783年，塞尔凡同情休谟，批评卢梭处事不力，在教会和政府的缉捕下，英国之行本是恰当的选择，可他在那里过得很糟，“对待休谟，尽是狂怒与鲁莽的指责，他一生遭粗暴对待，但不及对休谟的无礼”[63]。马蒙泰尔说卢梭的猜疑心有碍交往，“对待身边朋友，就像他们将来会变成敌人一样”[64]。特蕾兹也被人指责，卢梭独自一人时在英国生活得不错，她来后情况就不同了。布里索记录了不利于特蕾兹的传言，该传言来自英国化学家基尔文（Kirwan），他与舒伯里（Shrewsbury）牧师熟识，舒伯里住在武通不远处，观察到“那个日内瓦人在武通独居时是快乐的，他的夫人难以忍受四下的荒凉，试图离间他与休谟的关系”[65]。但布里索对此不认同，将争吵的原因归于卢梭夸张的想象，1786年，一部贬低《忏悔录》的小册子也这样认为：

他敏感又慷慨，乐于减轻别人的不幸，却很少向人表达谢意，也容易忘记承受的恩惠……他经常将朋友看作恶魔，一会儿珍视人，一会儿厌恶人，总在矛盾中。[66]

支持者无法解释卢梭自传里那些逻辑清晰、却与事实不符的论述，只能从道德意义上为之辩解。1788年的《卢梭赞歌》描述他的生平，力求辨明他不是坏人。[67]斯塔尔夫人认可对卢梭不利的自杀说，但在心底里，她是卢梭的信徒，获悉外界肆意的评论，诸如伪善、疯癫、忘恩负义、标新立异等，她会反驳：“有人责备他不念恩情，但我不觉得他远离馈赠是这些缺点明确的证据。”[68]她将忧郁视为特殊的才华，一个人因此与众不同：

一朵花在自身负重和雷雨的击打下会倾斜，卢梭的头就经常低着，有深沉的失望与心灰意冷，想象力混乱。他没有疯，那是精神特质，一种官能，他对抽象事物有强大的推理能力，超出常人的理解，近乎疯癫。[69]

身体病痛是解释卢梭休谟之争的基础。源于病痛的身体话语隐于私人通信，与之熟识的人虽能获知一二，但他在公共舆论里表现出的多疑与猜忌更能左右外界的印象。病人心理与公共交往的联系是现代心理学的范畴，在革命前的动乱里，以此理解卢梭的愿望是受冷落的，而横行的道德评价歪曲私人叙事，丑化了他的公共形象。卢梭的自传作品出版后，这一问题才有所改观，梅西耶医生从中发现，他与休谟争吵时心智正当错乱时，“历史学家不应忽视他的残疾，而只关注发烧时的幻想，正是致命的精神倾向促使他去写《卢梭评判让-雅克》”[70]。

革命时代，卢梭的支持者指责英国人对法兰西民族的恶意，尤其是英国保守派质疑革命时，有法国人相信他控诉的阴谋是真的。1789年，伯维尔确信休谟组织了阴谋，1790年的《卢梭颂歌》又列举了参与阴谋的人：“有名的达朗贝尔、伟大的狄德罗，他们攻击我（卢梭），我敢于在他们活着时据理力争，待其死后仍会评论他们，还有孔多塞先生、博苏（Bossu）神父、拉兰德（Lalande）先生、勒罗（Leroi）先生、让拉（Jeaurat）先生、柏林科学院的福尔曼（Formain）和麦利纳（Merianne）。”[71]1791年，有人声称找到了上百个证据，要公之于世，“阴谋的目的是抵消卢梭传世作品的影响”[72]。更让人吃惊的是自1764年开始就生活在英国的葡萄牙裔物理学家马格兰的观点，1778年，他说曾在伦敦看见卢梭敌人的阴谋，“表面上他们救助他，实际是要刺激他敏锐的感受，然后斥之为疯子，愤世嫉俗、忘恩负义，这是最不公正、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行径，足以败坏诚实的心灵”[73]。所以，那场争论扭曲了卢梭的历史形象，“若是同情，他是让人可怜的疯子，若要贬低，他是该当诅咒的恶棍”[74]。

1778—1789年，有人屡屡为其辩护，只是没有确切的证据。在之后激进民主的疯狂中，英法思想传统与民族情感对立，卢梭休谟之争被赋予了复杂的政治内涵，对他的质疑从法国革命的语境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尚的卢梭”“公正的卢梭”“法兰西的立法者”。卢梭的批判者敛声屏气，听凭革命派的美化，暗地里将怒气沉于心底，默默等待报复的时机。

四、作品整理与出版

1778年10月，里尔丹、穆尔图、培鲁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商定《卢梭作品集》（六卷本）的目录，稿费为两万四千利弗尔，“这笔钱的利息用于改善特蕾兹的生活，每半年结清”[75]。其中，第六卷收集部分书信和回忆录，好奇于卢梭生活的读者对此兴奋不已。1779年1月，培鲁说服特蕾兹，由他负责出版事宜，同年12月，他与穆尔图、里尔丹合作成立“卢梭作品收集出版协会”（SopressiondurecueildesécritsdeJ。-J。Rousseau，简称卢梭协会），1784年9月解散，同样是为整理卢梭的手稿和作品，并与日内瓦印刷公司和纳沙泰尔出版公司协商刊行事宜。[76]

卢梭去世后，外界对他的“回忆录”有很多疑问：究竟有没有手稿，在谁手里，何时出版，哪家出版社负责，敌人是不是做了篡改？空泛的好奇心孕育了无尽的传言，1778年6月，有人说《忏悔录》很快在荷兰印刷，有人已提前读过。[77]鉴于此，1779年，卢梭协会与日内瓦印刷公司达成前六章的出版协议，尽管这有违卢梭“晚些时候出版”的遗愿：

日内瓦印刷公司接到手稿后三年内出版，若中途不顺利，也不能耽误支付稿费。在《忏悔录》和《漫步遐想录》的收益里，日内瓦印刷公司获得三分之一，卢梭协会获得三分之二。[78]

此时的阅读愿望热切，却不像革命时代那样偏执，读者希望了解生命意义的卢梭，他的生活起居、交往矛盾等，政治意义的形象尚未出现。因需求量大，六卷本的《卢梭作品集》于1787年再版，法国王后和阿尔托（Artois）伯爵夫人都收藏了这套书。[79]

收益高，盗版在所难免。1779年，巴黎一家出版社发行了《卢梭作品增补集》，包括年轻时的通信和几首诗歌，“但不是他写的”[80]。无独有偶，有人在纳沙泰尔出版公司发行卢梭的诗歌和信件，一看就是伪作，内容配不上作者的名声，“以这样的方式出版真是疯狂，作者已去世，与之有关的一切理应寿终正寝，但事实并非如此，出版商只想着赚钱”[81]。1780年，《卢梭作品集》有九个版本同时印刷，盗版横行，特蕾兹利益受损，就在《莱顿杂志》（GazettedeLeyde）和《欧洲邮报》发表声明：“只有日内瓦印刷公司的卢梭作品是正版。”[82]18世纪没有约束出版业的法律，那时的畅销书多遭过盗版，伏尔泰既与正版书商联络出版事宜，也与盗版书商私下交易，赚双份钱。

革命时代，公共教育委员会负责收集卢梭手稿。1794年，该委员会获悉业已故去的艾罗尔（Herault）藏有《爱弥儿》和《新爱洛漪丝》的手稿，就代为保管。[83]8月，朱西（Jussieu）将自家收藏的一个包裹送交该委员会，里面有《卢梭评判让-雅克》的手稿，包裹上写着：“让-雅克·卢梭因友谊寄存于此，1800年才能打开。”据考证，卢梭将包裹转交给法兰西学院院士孔迪亚克，孔迪亚克去世前转交他的侄女马布里，马布里托付给公证人布让西（Beaugenci）保管，布让西又托付给另一公证人，最后传到朱西手里。同年，勒热讷（Lejeune）以公民基洛（Girod）的名义上交《新爱洛漪丝》的手稿。[84]

1794年9月，特蕾兹向国民公会递交《忏悔录》手稿，上面有封印，嘱咐1801年打开。为此，国民公会有过辩论：究竟是尊重他的意愿，还是马上打开。巴莱尔（Barrère）以为卢梭想推迟二十年公布，是在等待一个智慧进步、足能理解其中所含真理的时代，“但革命已大大推进了智慧，我们仿佛生活在1900年”；而孔迪亚克反对违背逝者遗愿，坚持到世纪末打开。[85]国民公会最终没有尊重卢梭的要求，里面装的是《忏悔录》手稿，即现藏于法国国民议会图书馆的“巴黎手稿”。

民间努力对于卢梭手稿的传世功不可没。1779年，尼斯姆（AlliozdeNismes）出版由他保存的卢梭通信；1794年，卢梭与马勒泽尔布、克兰赛、布塔傅柯（MatteoButtafoco，科西嘉贵族、政治家）、布弗莱夫人等人的信件面世。[86]卢梭去世前，道听途说是读者判断其性情的根据，去世后，公之于众的书信和“回忆录”是辨别是非的基础。然而，最终决定卢梭历史形象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时代局势，确切地说是社会动**之际混乱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