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事件始末（第2页）

为了国王、真理还有我的名誉，您要刊登我的信，我已签名，如果您觉得在这件事上被人利用了，这会补偿您的自责。先生，我向您致意。

让-雅克·卢梭

1766年4月7日武通[37]

4月10日，该报发表了卢梭的来信，未道歉，反而变本加厉，4月17—19日发表伏尔泰的信，24—26日又有两封“攻击力很强的信”[38]。卢梭遂将之归入敌人的阴谋：“至少六个星期内，英国报纸对我是恭敬的，最近改变了口气，对我轻视，虚情假意。”[39]他对英国的好印象全无，厌恶那里的污浊气，“英国人希望被骗，不了解他，却要评判，毫无正义心”[40]。

第四个问题是年金风波。休谟得知卢梭生活不宽裕，但仍然拒绝普鲁士和法国国王的资助，于是他想施以援手，为之向乔治三世申请年金。1766年1月，在加来时休谟曾征询他的意见，卢梭说要听一听基斯的建议，基斯来信说要感谢休谟，他是“好人大卫”（BonDavid）。[41]因联络人康维将军生病，此事耽搁，5月3日才有眉目，卢梭首先要向康维表明申请的意愿，但在猜疑中，他以为休谟想以此害他，遂断然拒绝。康维告知休谟，休谟又惊又气，耐着性子劝他接受，并就伪信一事再次道歉，卢梭不予理会，反而斥责他：

您的慷慨让我感动，带我来英国，表面上为我寻找避难地，却是羞辱我……我不愿跟您交往了，不接受您为我争取的好处，再见吧先生，祝您好运……这是您最后一次收到我的信。[42]

第五个问题是卢梭在伦敦见到了宿敌特罗尚的儿子。特罗尚赞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遂将小特罗尚送到格拉斯哥大学跟随斯密学习。1766年1月，小特罗尚取道伦敦回瑞士，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埃利奥（Elliot）在伦敦有房子，小特罗尚住在那里。[43]卢梭陪同休谟到布肯汉姆街（Bugham）拜望他的苏格兰同乡、经济学家斯图亚特（J。Stuart），埃利奥和斯图亚特两家相距不远，遂冤家相逢。与此同时，卢梭发觉信件常被人私下拆开，报纸上总有他的新闻，所以认为小特罗尚是日内瓦派来的间谍，卢梭又得知休谟经常到埃利奥家，心中悲愤。[44]小特罗尚注意到卢梭的反应，并转告父亲：“我在伦敦时，卢梭与休谟来了，他痛恨我的名字，以为我来伦敦是为监视他……他还问休谟，我们家是否有力量在伦敦祸害他。”[45]

第六个问题是信件转交的麻烦。18世纪信件投递周期长，逢上坏天气更慢，读写之间有一块想象的余地。1766年5月19日，卢梭给勒尼（Lenies）写信，6月10日才到达。6月14日，培鲁写于瑞士纳沙泰尔的信，半月后身在英国的卢梭才收到，他原以为培鲁不想回信。更糟的是，信件有时会丢失。6月28日，卢梭抱怨不久前给伊维农（Ivernois）的信半路上丢了。[46]当时的英国，外埠来信要求收信人付邮费，卢梭因经济困难拒绝签收，休谟获悉后，出钱替他收下这一类的信，拆阅后，若有重要的就转交给他。休谟本是好意，卢梭想到不久前丢的信，不免怀疑休谟在窥探他的隐私。孤立的事在沉郁的精神里有了确切的因果联系：“我收到您的信，它被拆开过，又重新封好，是休谟给我的，他与江湖骗子特罗尚的儿子联系密切……与我在巴黎的敌人交往频繁。”[47]

至此，卢梭的心理已失控。1766年4月中旬他持续向友人写信揭发敌人的卑劣，致信维尔德兰夫人时将休谟纳入阴谋，致信拉图尔夫人（BoydelaTour）时说休谟企图毁坏他的名誉，致信同姓朋友卢梭（F。H。Rousseau）时怀疑休谟筹划了更多的阴谋，致信罗斯（Rose）时斥责那一伙是“戴面具的猴子带领的一群顽童，溅了他一身泥水”[48]。在孤独与惶恐里，他陷入悲观的宿命论：

似乎从童年起，命运就为我布下陷阱，让我长期以来轻易跌落。生来轻信，一旦明白，我迅速走向另一个极端……厌恶人类。[49]

1766年5月10日，卢梭的阴谋图已趋完整。那天，他给三个人写信，致马勒泽尔布的长信中历数阴谋的罪证，“开始于1762年，由伏尔泰、休谟、达朗贝尔、特罗尚、舒瓦瑟尔公爵、巴黎大主教博蒙等人谋划，休谟是主角，他道貌岸然，居心叵测”，为此卢梭要退出公共交往，今后不再看报；给德吕兹夫人的信里，他描述了武通的住所，抱怨英国气候；致信培鲁时，他将伪信的罪责归于达朗贝尔，“我了解他的风格，这封信像我亲眼看他写的”[50]。7月10日，他写了一封万言书（八千余法文词），历数1762年以来所受的迫害，指责休谟策划阴谋。[51]米拉波是《爱弥儿》的热心读者，得知纷争后力促息事宁人：“休谟可能有不周之处，却是好人，温和恬淡，不拘小节。”[52]此时，没人能说服卢梭，他已决心与社会隔绝，全力撰写《忏悔录》，以表明他的善良天性，揭发敌人的恶。被害心理是精神异常中对假想敌人的反击，不合常理又难以预料，休谟被动应付，有些慌乱，他向朋友诉说冤屈，责备卢梭的不可理喻，以及沃波尔的鲁莽。[53]

这件事像以前法国佩剑贵族的决斗一样四处传播，引起种种推测。一位亲历者写道：“那个哲学家和来自北方的休谟的矛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54]巴黎地区有影响的沙龙，包括霍尔巴赫沙龙、勒皮纳斯（Lespinasse）夫人的沙龙时常讨论，爱尔维修、尼维农公爵、莫尔莱、杜克洛（Dulcos）、杜尔格（Turgot）等哲学家或政治家想知道前因后果，法国南方的《阿维农邮报》（Cnon）期待各自公布来往信件，英国国王也希望了解详情。[55]

既然没有和解的可能，维护名誉就显得紧迫。1766年7月，休谟向霍尔巴赫寻求对策，霍尔巴赫随即在自家沙龙讨论；不久又致信布莱尔（Blair），斥责卢梭是卑劣的恶棍，“与有才能的人争论是危险的”[56]。7月4日，休谟决定撰写他们的交往始末，请求达文波尔到卢梭的住处，将他写给卢梭的信誊抄一份，8月休谟完成草稿，即《告白》一文，起初在熟人间传阅，对于能否出版，休谟犹豫再三：

卢梭是恶棍、疯子，或兼而有之……除非迫不得已，我不会公布信件……我的行为会为我博得名声，他的行为将使他身败名裂，他的作品也将毁灭。本来就浪得虚名，当作者的品质一落千丈时，对作品的评价自然会下降。我担心我会被迫公布这些文件……没理由害怕令人长期不快的争论。[57]

七年战争后，英国力求修复两国关系，休谟在法国有良好的名声。1749年9月3日，孟德斯鸠说自己怀着极大的愉悦读完休谟的《论人类的精神》，这本书“只能出自一个有哲学思想的人”[58]。1759年，苏亚尔（J。-B。-A。Suard）翻译休谟《英国史》的段落，在《法国信使报》上发表。1760年，百科全书派的中坚力量莫尔莱（Morellet），被关押于巴士底狱期间希望书报总监马勒泽尔布给他带书，包括塔西佗的作品、斯塔勒（Stahl）的化学论文，以及休谟的《英国史》（六卷英文版）和《哲学论文》（EssaisPhilosophiques）。[59]自1763年10月，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公使赫尔福德（Herford）的秘书，任职不久，去枫丹白露宫例行公事，“在一片阿谀声里受到破格的吹捧与不虞之誉，达官贵人的殷勤与赞美与我何干？来自女士的另当别论，蓬巴杜夫人从未对任何人说这么多话”[60]。

答应帮助卢梭之前，休谟意识到这不是小事，于公于私都不能懈怠。虽尽力而为，却不能说他们的交往是真诚的。批评者察觉到，“肥胖的休谟自豪地向外界介绍卢梭，像是驯兽员，又像展览会的讲解员”[61]。自交往之始，休谟发觉卢梭性情敏感，“表面和蔼，心中却不高兴，他对社会的厌恶不是装样子，独处时也不快乐，他宁愿忍受落寞”。等卢梭去武通后，休谟又提到他的怪性情，“读书不多，没有足量的知识，却会感受，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敏感，但他从中得到的是痛苦，不是快乐”。[62]卢梭在武通安顿妥当，休谟希望就此结束口是心非的交往，“这个人中怪杰好不容易离开我们，我不期望得到他的友情，尽管他说若在伦敦或爱丁堡定居，每年会徒步来看我”[63]。

休谟陷入纠纷，混乱的舆论使之进退两难，就向朋友征求意见。布弗莱夫人对卢梭有所袒护，但她又宽慰休谟，说他不是告密者，“卢梭的言行不会伤及他的名誉”；她得知休谟执意要发表《告白》后十分不满，“卢梭的心已伤痕累累，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休谟的方式是对付敌人的”[64]。休谟没有改变初衷，只是在其中删去布弗莱夫人的名字。霍尔巴赫建议印行一部分，在朋友间辨明是非即可；伏尔泰不赞成出版，“那会有损于哲学的声誉”[65]。达朗贝尔前后有所摇摆，起初他担心公开文人的矛盾会引来讥讽，劝休谟三思。不久，他听休谟说卢梭指责他写了“那封以普鲁士国王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的信”，而在卢梭的《回忆录》里，他和休谟可能是主角，达朗贝尔转而赞同出版，“但要待其再次反击时”[66]。英国同胞的意见同样让休谟不知怎么办。沃波尔未公开道歉，但对自己的鲁莽有所愧疚，就允许休谟在《告白》中引用伪信，1766年7月26日却反对他的写作计划。亚当·斯密了解巴黎的舆论态势，他不同意公开，而是一笑置之，“三星期内，眼前这桩让您烦恼的小事会为人理解，您若努力揭发伪君子，不免打乱生活的平静”[67]。作为休谟和卢梭共同朋友的基斯也反对，他赞扬休谟乐于助人，又说卢梭不会忘恩负义，“他忍受的责骂多，身处这般境地的人，无论多么清白都没有澄清是非的力量”[68]。

反对的声音未触动休谟，他受布弗莱夫人之托，帮助卢梭逃亡，又为他申请年金，却被反诬是阴谋家，不由想到尽人皆知的寓言《农夫和蛇》，他是那个因善良之心而受伤害的农夫，卢梭是那条冻僵的蛇。1766年10月初，经达朗贝尔的协调，苏亚尔将《告白》译成法文，达朗贝尔写了前言：“休谟在欧洲有名气，坦率正直，那些严厉批评他的人也尊敬他的品德；他不善于争吵，因为争吵是哲学的耻辱；他同情卢梭，为之寻找避难地，他的朋友对此有误解，所以要解释。”[69]

11月，《告白》在英法两国出版，一个月后英文版卖了五百份。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力不小，至少让人思考：卢梭真诚吗？[70]达朗贝尔对法文版有所修改，休谟不满，至于法国人的反应，他有些担心，“敌人会推断，我们虽是优秀的民族，但开化不足，现在正快速地堕入野蛮、无知与迷信”[71]。之后，休谟将与卢梭来往的信件保存于英国国家博物馆，避免有人篡改事实，同时让后人有评判的机会，他觉得这样做足以结束争吵。

对于卢梭，这才是阴谋的开始。一直以来，让他闷昏的是：休谟帮助他，又与他的敌人秘密交往，“他关心我是否能过上安宁的生活，但私下里诋毁我的名誉，这是为什么？”[72]此后，卢梭的受害想象逐渐失控。1764年，科西嘉总督保利曾去莫第埃拜访，请求他为科西嘉制定宪法，卢梭欣然同意，因其向来不满于欧洲君主制下的权力垄断，也思考过改革波兰的旧宪法。[73]1769年，法国军队在旁那乌（Ponte-Novu）战役中战胜保利，将科西嘉纳入法国版图，这对卢梭打击不轻，他不能在那里推行先前构想的法律。在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的觊觎下，波兰地位危急，1772年，三国合谋分割波兰，卢梭觉得那都是针对他的阴谋。1770年1月，他忆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谴责舒瓦瑟尔、格里姆、狄德罗、达朗贝尔等人的过错：“他们派遣各类间谍跟踪我，有冒险家、文人、神父、军人和妓女。”[74]在最后的作品《卢梭评判让-雅克》和《漫步遐想录》里，他仍在控诉无所不在的阴谋，1778年春天，杜索尔拜访卢梭，听他讲述冤屈事：

舒瓦瑟尔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对我施加那么多迫害，我一清二楚。还有休谟，不顾我的意愿，把我带到陌生的地方……真是个野蛮人！我能忘记这些吗？只是我不说罢了，“谁会长久泪流不止”（Quistaliafaalacrymis）。[75]

卢梭休谟之争不再是两人的私事，那是启蒙时代人心与风俗的全景图。多样人格参与争论，结果是非难辨。卢梭因身心病痛不合于群，误解袭来，形象分裂；休谟因早年的怀疑论受苏格兰主流思想界排挤，后在英格兰涉足政治，谨慎小心；沃波尔以批判权威出名，有公正心，但行事鲁莽；亚当·斯密继承了苏格兰的思想传统，为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奠基；约翰逊博士是英格兰的文化保守派，在古典风格与现代风格、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有所犹豫。在普通民众里，有人希望吵得再凶一些，有人希望尽快结束；对于那些到处搜集新闻消息的报刊撰稿人，纷争越剧烈，他们的文章越受欢迎，获取的稿费就越多；而保守的教士找到了对付启蒙哲学家的道德武器，一群叽叽喳喳的文字匠，苦心孤诣地制造惹人注意的新话题，哪能担负得起开拓人类福祉的责任？

1767年3月25日，弗雷隆（Fréron）出版小册子《一个公正的英国人对于卢梭休谟之争的感受》，严厉斥责沃波尔，“取笑普鲁士王的行为应受到惩罚”[76]。18世纪法国的《秘密回忆报》提及两本小册子：一本是1766年11月16日出版的《为卢梭辩护》，但它缺少有利于卢梭的新证据；另一本是1767年1月8日的《对卢梭休谟事件的思考》，“巴黎人以为休谟在愚弄一个留在英国的瑞士人”[77]。争论前，《秘密回忆报》取笑卢梭，但获悉英国人讽刺同胞后，它转变了立场，批判休谟和沃波尔的轻浮，乃至英国人的冷漠，“卢梭只是病了，没有坏心思，休谟正相反，他有病，居心叵测”[78]。

意见的对立，不只在两国民众间，也出现于一国的民众。英国人布斯比读完《告白》后，内心苦闷，他是支持卢梭的，但同胞让他失望：“先生，您以前说过，敏感的心灵是上帝的致命赠予……如果您有错，那是因为有伟大善良的心灵，若冷漠迟钝、以数学规则衡量友谊，不至于如此。”[79]1770年，英国人西克奈斯（Thiesse）又为卢梭鸣不平：

一个游**的世界公民，备受迫害，他的感性不是随意的、异想天开的，是哲学的，充满了天才的独创性，他观察人类的角度如此不同，却被视为荒谬。斯威夫特说过，伟大天才的不同之处在于所有的笨蛋一致反对他。[80]

法国民众的分裂更严重。1766年12月亲历争论的杜潘（Dupan）观察到，“巴黎人有支持卢梭的，有反对的，像是大规模的战争”；拉里奥（Laliaud）批评达朗贝尔招惹事端，“想到他在其中的角色，及其写给休谟的信，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卢梭曾给杜宾（Dupin）的孩子当过家庭教师，此时，这一往事成了外界羞辱他家人的借口。[81]

伏尔泰是复杂的角色，他的作品一贯冷静，饱含讽刺，但狡黠的笑容之后是迷惑的心。18世纪初，因与贵族的仇怨，他赴英避难，对那里的自由与宽容有好印象；1756年七年战争之初，英法对抗，他向军队捐钱造军舰抗击英军；而1759年获悉英军攻占法国殖民地魁北克后，他在费尔奈庄园演戏庆祝。1748年，他的《论戏剧》（Dissertatiédie）对莎士比亚不敬，“《哈姆雷特》是粗糙野蛮的作品，法国和意大利最普通的人都不会认同”，“《尤利乌斯·恺撒》是幼稚的风格”。约翰逊博士得知后予以回击，1768年沃波尔批评伏尔泰对英国戏剧的恶意，“费尔奈的‘大主教’不能这么粗鲁”[82]。伏尔泰维护法国古典主义风格，又服膺英国现代精神，他乐于看到卢梭难堪，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我觉得这一切对于文学是不幸的，要去除坏掉的部分（指卢梭，译者注）”[83]。但面对外国报纸对同胞随意取笑，他又难以接受。在青年文人面前，他是古典主义者，不喜欢标新立异，对于新哲学的潮流却无可奈何。1766年之后，伏尔泰为卢梭的支持者指责，因其散布谣言，他也数落英国人的不友好，偶尔哀叹人心不古，“现在的文人品性低劣，没有理智，难道他们不知道最重要的写作原则是主题与风格的统一？”[84]

达朗贝尔担心是非不分的争论会损害哲学家的名声。18世纪中叶，这一群体不独立，或受制于出版商，或依附于宫廷教会，仍不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谴责，《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后，索邦神学院、耶稣会、冉森派指责他们传播无神论，亵渎神灵。果然，卢梭休谟之争后，对新式哲学的批判严厉起来，历来排斥现代风格的宗教界借此攻击启蒙哲学家，一个“假冒的贵格派”说休谟（DavidYoume，据法语发音拼写）是伪君子，“像残忍的日本人，从来不懂情感，让-雅克是敏感的穴居人，一心想着名誉”[85]。另一位匿名作家取笑哲学家的轻浮：

两个大人物的矛盾不一定是哲学问题，并非起因于不同的感受，而是卢梭认为休谟背叛了他，休谟认为卢梭忘恩负义……哲学扮演了多么卑微的角色，那些首先将之公布于众的人是有罪过的。[86]

卢梭休谟之争威胁到文学共和国的精神。它本来致力于实践美德、公益、理性，培育现代社会的常识与共识，以之取代教权和君权时代的旧规范，但争论展示最多的是人性的弱点。在匿名的语境里，坏倾向暴露无遗，讥笑、报复、同情、旁观、好奇，真实为恶意的谎言驱离，剩下的只有滋生是非的传言。1766年7月，梅尼埃（Meinières）担忧争论的后果：“文学共和国里竟有这样的麻烦事，我很生气。”[87]

龃龉不相投，两人都是受害者。原本乐观的休谟察觉到生活中的阴暗，“一片弥漫着冷漠、无知与迷信的荒漠，一个蒙昧愚钝的世界”[88]。在1776年的《自传》里，他刻意回避这场争论，也未提及卢梭：“1766年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在爱丁堡，去那里的意图和先前一样，找地方隐居。”[89]卢梭受影响更大，无论言行举止、思想风格，还是对社会的态度。自1766年5月，他沉默不语，要从街谈巷议和报纸新闻中消失，最后更名换姓，与外界断绝来往，发誓不再写信。[90]但面对无端的质疑，他又不得不写：1766年3月23封，4月16封，5月12封，6月8封，7月7封，8月18封，9月13封，10月5封，11月15封，12月13封；1767年1月16封，2月28封，3月15封。他的病时轻时重，待遇不公引起的愤懑不平，理想受挫后的抑郁感在心中积累，人身安全有保障，内心却孤独，羞涩的性情在不信任的交往中四处碰壁。1766年8月，卢梭忆及英国之行：

作为外国人，不会说英语，也听不懂，没有朋友，没有依靠，没有熟人，不知道将信托付给谁才能安全送达……身体病着，待在屋里，看不见任何人，很少写东西。说到底，这是在隐居，采集标本是我全部的寄托。[91]

判断力恍惚，朋友不断幻化为敌人，卢梭日渐对一切失去信任。健康问题是他心理失控的最初原因，启蒙时代的恶风俗又使之无从缓解。他将孤立的事件放在明确的因果关系里，其中的原因会变作结果，结果会变作原因，所以那是失控的因果关系，一个无意识、潜意识、梦境与幻觉的思维世界。他的心理日渐为这样的因果关系所控制，阴谋一天比一天大，他高呼，他控诉，但没人理会。在冷漠与空寂里，他与离奇的想象搏斗，变幻的情节又将之引向更坏的境地。卢梭余生为此所困，觅不得出路，也没有什么能振作起他日益消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