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理解卢梭（第1页）

第五节理解卢梭

卢梭去世后，理解他的努力持续不断。在史学界，1851年，莫兰（G。-H。Morin）寻找卢梭精神问题的起因，尤其是1766年英国之行后他的心理变化。1859年，梅西埃同情他的遭遇，“尿潴留起因于尿道炎，而非行为**”。1878年，布朗什（L。Blanc）说他是“令人悲叹的命运的玩物”。1909年，布弗诺瓦（H。Buffenoir）将卢梭的问题归咎于不正常的敏感，以及普世的同情破灭后的心理冲突。勒塞什（J。-L。Lecerche）说他的病态思想源自身心的不协调，“一味想象自己病了”。[133]在卢梭的传记作家里，拉马丁（A。Lamartine）说他天性良善，但疯癫让他怪异。勒梅特尔（JulesLema?tre）说他不邪恶，却是有罪之人，后来成了疯子。[134]这些分析缺乏医学根据，未深究思想与病痛、生存境遇的关系，又因研究者的思想倾向而难有共识。

因涉及病因学、症状学、精神病学，《忏悔录》是19世纪精神分析的文本，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1802年，里什兰（A。Rid）说卢梭的忧郁是疾病，不是特殊的禀赋，1821年，伊塔尔（J。Itard）注意到他在尚贝里时已有疑病症（Hypodriaque），盖兰（J。Guislain）将病因归于从加尔文教改宗天主教时的精神冲击，布瑞尔（A。Bougeault）以为从自然意义上认识事物导致了精神问题的发作。[135]早期的精神分析缺乏实验理论，忽视身体症状，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无根本区别。

生前，卢梭抱怨最多的是胃胀、尿潴留、肾绞痛等症状，外科医生随即介入，但他们很少思考卢梭精神的异常。夏特莱（A。）根据解剖报告断定他的先天残疾（尿潴留）是想象的疾病，或神经质，庞塞（A。Po）和勒里什（R。Leriche）将神经衰弱和动脉硬化引起的早衰归因于尿路疾病。[136]20世纪初，艾洛叙（S。Elosu）仍从生理学的角度解释，“高血压、氮血症和慢性尿毒症是精神异常（受虐狂、精神衰弱、奔走狂）的原因”[137]。徒劳的纷争无益于寻求确定的答案，应对之策是追溯起源，对比病人陈述、舆论传言与现代医学研究，问一问卢梭是谁，去世后他如何以病痛之躯进入现代历史。

一、时代医学与误解的起源

疾病史是单向度的研究，论证思路可以是完整的，但人已作古，缺少临床证据，某一诊断即使有理有据，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关于卢梭紫质症的诊断同样有不确定性，“他是病人”却是无疑的。2012年，时值卢梭三百年诞辰，尚贝里、里昂、格勒诺布尔、日内瓦等地的医院共同举办卢梭健康问题展览，包括症状综述，为他治疗的医生（，Fizes，Frazaius，Malouin，Morand，Tissot，Tronon）的相关信息，卢梭疾病史专家瓦克曼应邀做了报告。[138]

卢梭的病表现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他只在意前者，诸如腹痛、呕吐、尿潴留、失眠等，生活中备受嘲讽，他却觉得自己禀赋善良、信仰真诚，只是风俗堕落与人世纷争使之心绪不宁。但在外界看来，1750年从他借助《论科学与艺术》进入文学共和国后，就精神异常：自相矛盾（自己写戏剧却反对日内瓦演戏剧）、哗众取宠（当众拒绝路易十五的年金）、奇装异服（1763年后穿亚美尼亚民族的长袍，便于导尿）、忘恩负义（背叛朋友，诬蔑帮他到英国避难的休谟）。

为什么卢梭与他的时代有这么多误解？18世纪，无人理解他的病，包括最好的医生。医学理论不统一，实验方法不系统，医生希望脱离宗教迷信，疾病分类法却不清晰，医学进展缓慢，皮内尔统计了19世纪初的疾病分类标准，有三类说、六类说、十六类说。[139]蒙彼利埃医学院（FacultédemédeedeMontpellier）的课程涉及病理学、生理学、外科学、保健学、化学、医用材料、医学文献。其中病理学分为人体器官与组织、传染病与营养缺乏、发烧与呼吸系统、急性病和慢性病、神经问题和精神问题，传染病包括痢疾、霍乱、天花、坏血病、鼠疫、腹痛、痱子、疮痂、风疹，而人体器官和组织方面分为生殖、肺部、内脏、呼吸、肠道、消化、心脏、眼睛，生殖系统包括普通病理学、女性生殖和性病学。现代医学知识体系初见眉目，但来蒙彼利埃医学院学习的人不多，根据1707—1789年的注册资料，年均入学不足四十人，休学率为10%～20%。[140]法国医学界有注重实验观察的愿望，博尔德（Bordeu）主张人的生命从属于自然规则，他的学生皮内尔将医学与自然科学并列，避免形而上学倾向，但神秘主义仍是主流，常用的治疗方法是放血、淋浴、通风和服鸦片。[141]1759年，特罗尚分析卢梭的病情，未发现病因，却开了一剂药方：

半斤白蜜，两品脱水，煮一小时，漂去泡沫，加两盎司压碎的茴香根，靠近火浸泡两小时，滤除**，冷却后加一德拉马克的氯化铵溶液，每两小时服用一杯。[142]

这是18世纪典型的神秘主义药方，文辞里有科学雄心，也有敷衍与混沌，其中的氯化铵可利尿，缓解尿潴留，但对紫质症难有疗效。久治不愈，卢梭不再相信他的医术，斥之为江湖骗子。特罗尚针锋相对，说他是最危险的作家，“向人的心灵倾倒的毒药是如此隐秘，只能从他们读后的效果中才能觉察，他坏事干尽，还想做更多”[143]。他们相互指责，言辞激烈，不再有和解的可能。之后，卢梭求助于瑞士的第索医生。第索想摆脱怪诞的治疗法，提出现代医学的宣言“人的身体是医学研究的对象”，与神学争夺人的身体管辖权，但他的诊断仍旧有形而上学的风格。卢梭时常腹疼、胃胀，右侧更明显，第索断定肝脏为病灶，肠部病变是诱因，那是多发于18世纪的文人病，“文人久坐不动，下腹循环紊乱，遂引发身心病症，包括肾结石、消化不畅、发烧、神经问题等”。[144]

特罗尚和第索是欧洲名医，诊治依据不是科学理论，仅凭似是而非的经验，而庸医和骗子用神秘的手段牟利更使医学名声不正。勒格朗（Legrand）有治疗神秘疾病的药方，在法语报纸《阿姆斯特丹杂志》（Gazetted’Amsterdam）登广告，1717年七次，1719年九次。[145]与之相应的是批评医生的潮流，那是欧洲现代早期的风俗。1513年，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旅英期间致信坎特伯雷大主教，“我不得不与胆结石抗争，落到医生和药剂师手里，就落入了残酷贪婪者的魔掌”；在莫里哀的戏剧中，医生也不是救人危急的职业，“乱开药方，敲病人竹杠”；拉封丹在寓言诗里取笑大夫的医术，“经他治疗，病人重返大自然，付的诊费是生命”[146]。启蒙时代的画家布歇（F。Boucher）讽刺兜售万灵药的人，1748年12月，狄德罗在病痛中批评外科医生的糟糕医术，“放血法会加重病情”[147]。卢梭也曾斥责野蛮的放血疗法，1761年他差点搭上性命，在《忏悔录》中，他说医生是招摇过市的骗子，败坏风俗。18世纪晚期，梅西耶（L。-S。Mercier）仍然批评医生拙劣的医术与不良的品性，“草菅人命，只为图钱财”[148]。

卢梭因不明不白的症状处在世俗伦理与现代医学的边缘地带，日夜来袭的痛楚在外界看来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一个人本来性情沉郁，又遭逢不幸，言行更易偏离常理，他常说病发时疼得泪流满面，这是否言过其实？乔治三世发病时，疼得狂奔乱跳，宫廷医生维里斯将之绑在特制的椅子上，结结实实，动弹不得，罔顾一国君主的体面。[149]又据“紫质症基金会”的病人自述：瓦伦（Warren）说那疼痛像是尖刀穿过腹部，身体虚弱，不能说话；里昂十七岁时首次发作，就医几小时后，身体疼痛难以忍受，陷入幻想，医生要他描述感受，他说身体里有上千把烧红的刀；约翰逊（CharlesJohnson）也说上千把带火的刀在腹部游离，医生切除了他的阑尾，可疼痛丝毫不减；布鲁诺（RuthBruno）感到腿和手臂刺痛，身体右侧抽疼，之后全身麻木，恶心呕吐，心跳过速，惶恐混乱；杜格尔（RichardDugger）自童年起时常腹痛难忍，发作时犹如烧红的长矛刺过身体，灵魂像离开了肌肤，有时看不清东西，他的姐姐有同样的问题，多年虚弱不堪，却没有明确的诊断；布里奇一生有无法解释的症状，后背疼，腹部疼，说话急促不清，不能走路，他觉得那感受无法描述，来去捉摸不定。所以，卢梭病痛中的绝望是真实的，而非“说谎成癖”或“性情乖戾”。

革命前夕，法国精神病人增多，政府开设专门收治精神错乱者的疗养院。1785年，哥伦布（MariedeSainte-be）夫人成立圣·哥伦布矫正所（MaisoionSainte-be），同年，杜布莱（Doublet）发表关于精神错乱的研究报告，之后这一问题被纳入现代医学领域。[150]革命时代，皮内尔负责照顾比塞特医院的精神病人，两百名患者之前接受的是粗鲁的治疗，他改用温和的精神疗法，隔离发作的病人，等亢奋过后辅以游戏、散步、阅读、谈话、听音乐、劳作和旅行，取代放血、催泻、监禁等手段。[151]总之，去掉锁链，同情病人，以坦诚的对话传递生活的希望。在疯癫医学化的进程里，萨德有独特的意义，他的恶行最初被人看作是疯癫，这意味着疯癫处在道德领域与医学领域的边界上，更倾向于道德评判的领域。19世纪初，情况有所改变，疯癫开始倾向于医学领域。1803—1814年，萨德被关押在夏朗东医院（Hospicede），一个囚禁精神问题者的地方。1808年8月2日，该院院长克拉尔（A。A。Royer-Collard）致信警察部长，抗议政府将萨德关押于此：“夏朗东有一个人，他的放肆与不道德行为使之恶名远扬，他的出现引起极大麻烦，我知道他是《朱斯蒂娜》（Justine，oulesmalheursdelavertu）的作者，这个人精神没有失常，他的癫狂是恶的发作……有人冒冒失失地在这里建了一座剧院，要给疯子演戏，却不考虑混乱的场景对其想象力的可怕后果，萨德是剧院的负责人，他指定上演剧目，分配角色，负责排练……我希望阁下将萨德先生羁押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夏朗东。”[152]克拉尔以“邪恶不同于疯癫”为由未能将萨德驱离夏朗东，但在现代知识领域里，这一论断说明疯癫向医学化又近了一步，即邪恶是伦理问题，但疯癫不是伦理问题。

疯癫进入现代医学知识体系之前，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先是驱赶，但游**中他们仍是社会的威胁，于是将之囚禁，铁链锁手脚。[153]野蛮的治疗方式暗示疯癫受世俗伦理排斥，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卢梭曾被人斥为疯子，但那不是现代医学称谓，而是道德谴责。在滥用道德评价的时代，他的病得不到治疗，反而被曲解，伏尔泰谣传他有性病，遗弃亲生的孩子。“自15世纪末，性病像有遗产继承权似的接替了麻风病，被置于排斥性的道德空间，受到一整套的道德判断。”[154]此类的疾病与**的生活相关，难以治愈，受世俗伦理审判：病人是美德的背叛者，要受惩罚。那时，肆虐的梅毒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因为那是品性堕落的标识，甚至是民族间相互诋毁的口实，英国人将梅毒讥讽为“法国天花”（FenchPox），法国人称之为“日耳曼病”（Mermanicus）。[155]横遭无端指责，卢梭只能辩解，在遗嘱和晚年自传中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端正名声，但在动**的风俗中，一个人的声音微乎其微。

二、自我理解的偏差

在流言、嘲讽与混沌中，卢梭对病痛有所曲解。1749年10月，他到巴黎东郊的文森城堡看望因《盲人书简》被囚禁的狄德罗，边走边读《法国信使报》上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事：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净化风俗？[156]天气炎热，他躺在路边的橡树下休息，一个迷幻的场景出现了：

突然间，我感到灵魂被上千道光照亮，无数思想强有力却混沌地袭来，把我抛进难以言表的不安，头晕目眩，酒醉一般，心剧烈跳动，胸膛受压迫，喘不过气，走路时呼吸不均，倒在路边的树下，之后半个小时狂躁。起身时，衣衫正面为泪水湿透，我却不知流过泪……树下的一刻钟里，那么多伟大的真理启发了我，其中的精华散见于三部著述：《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爱弥儿》……几乎是在无意间，我成了作家。[157]

这是现代学术界所谓的“文森之象”（IlluminationdeVines），卢梭在致马勒泽尔布的第二封信、《忏悔录》第八章和《卢梭评判让-雅克》中提到这个神启般的场景，他由此踏上启蒙之路，影响了时代的写作风格，被视为浪漫主义鼻祖。19世纪，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地浪漫派的传记里有思想刹那间开明的场景，类似于宗教界的顿悟，“赋有灵性的眼睛突然睁开，发现了自我，以及自我和世界的关系”[158]。

“文森之象”的魅力持续了两个世纪，一直被视为进入精神世界难得的路径。20世纪初，医学界重新思考卢梭的身心关系，朗松质疑这个场景的传奇性，“那更像是模糊不规范的沉思”[159]。罗曼·罗兰赞同艾洛叙医生的诊断，即卢梭患有**炎，并据此推断“文森之象”是**炎发作时的病态心理，但罗兰未怀疑卢梭的神圣感，“天才降临其身，违背他的意志，使之陷入悲剧性的精神错乱”[160]。当代学者加里尼（Galliani）从圣经解释学的角度理解：《忏悔录》第八章如此叙述，是因为耶稣死后第八天复活，数字八意味着末日审判与灵魂重生，“树”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象征永恒的生命，“书”象征真理与启示，“旅行”为的是寻求真理，“光”意味着来自上帝的祝福。[161]似是而非的推理是现代解释学的短处。历史文本中的蛛丝马迹说明“文森之象”源于卢梭的夸大或曲解。早在1748年，病痛时常发作，8月26日，他向华伦夫人诉说难忍的苦楚：

给您写上一封信时身体两度发病，先是肾绞痛、体内燥热、尿潴留，淋浴和利尿剂减轻了病情，但排尿依旧困难，肾结石落到尿道里……最近上腹疼痛，伴有呕吐。[162]

1749年年初，他的健康依旧坏，一个多月没力气写信。[163]《忏悔录》透露了当时的情况：“狄德罗被捕后，我在酷热中常跑到文森城堡，结果受了热，得了强烈的肾绞痛，此后我没能恢复以前的健康。”[164]关于卢梭对炎热天气的描述，加里尼认为“热”不是指天气，而是逻辑的需要，去除后不影响这一图景的完整意义。[165]参考医学研究，“天热”是解释卢梭问题的关键，当时已十月，巴黎天气转凉，他强调眩晕与炎热的关系，不妥。1748年8月至1759年4月是卢梭病情的第二发作期，1749年10月的“文森之象”不排除是紫质症急性发作时的体内燥热，那时完成的《新爱洛漪丝》有类似的感受：“天上的火不比你吻我时的火更热烈，在美妙接触时，我身体的所有部分结合在一起，火与嘴里的灼热叹息一同爆发……致命时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几乎全然不知……它们太过激烈，燃烧到骨髓，让我疯狂。”[166]之后，他的症状未消失，1765年11月5日，途经斯特拉斯堡去巴黎的路上病情发作，他致信培鲁时提及发烧和内脏灼热的问题，以至于不能行路。[167]

撰写《论科学与艺术》时，卢梭为《艺术与科学大辞典》（GrandDiairedesArtsetdesSces）撰写词条，这为他批判现代科学、赞美古代风俗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对于身体感受，他从宗教信仰，而不是从医学角度解释，塑造了一个宗教启示的场景，虽是现代思想史上的神话，却无意间发现了“我”，一个现代意义的主体人格，“它在古代感伤诗里偶尔出现，中世纪到18世纪中期几乎无人问津”[168]。

《新爱洛漪丝》是一部让18世纪的读者潸然泪下的小说，女主角茱丽以忠诚与率真应对不如意的婚姻，由善良姑娘变为有美德的女性，能否从中发现卢梭的病痛与思想的关系？1764年9月，卢梭和来访的客人亲岑多夫（Zinzendorf）谈及这部作品，强调那就是他的故事。[169]《新爱洛漪丝》有三个主题：美德、爱情和病痛。写作的两年（1756—1757年），卢梭沉浸于这样的语境，他的心情如此，与友人的通信也如此。那时，他住在沙尔麦特（Chevrette）的退隐庐，与乌德托夫人往来频繁：“我形单影只，意志消沉，长期遭受折磨的心渴望慰藉，我在她那里找到了。”[170]现实感受是卢梭描述茱丽与圣普栾相互爱慕的灵感，1757年年初到1758年3月，他时常给乌德托夫人写信：

病痛和忧愁使我衰亡。即使精疲力竭，我的心里依旧想念您，想念的只有您。我应给您写信，可信里满是忧伤。您一定知道我那致命的**，苏菲，我会在**中死去……如果我看到您变得脆弱，我立刻会经受不住。[171]

1757年11月的一封信里有这样的表述：“再见了，可爱又亲切的朋友，我的笔竟敢这样称呼您，我的嘴唇、我的心灵竟敢这样说，真是快乐，真是自豪！”[172]所以，卢梭的书信与《新爱洛漪丝》风格一致，坦诚热烈，触动人的心灵，在理性日益横行、情感淡漠的时代，这是开拓性的风格。

书信段落能融入作品，病发时的痛苦也常进入文辞。1757年，卢梭身体虚弱，心情悲观（参见附录，1757年的病情），描述《新爱洛漪丝》里的圣普栾的感受时，卢梭写道：“您的手刚落到我身上，一阵战栗袭来，使我发烧甚至昏迷，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在那精神错乱的时刻，我能说什么，能做什么？”紫质症发作时，视力模糊、意识混乱是常见症状，还有体重下降和烧灼感，圣普栾常觉得“火在血管里流动，不能缓解，人在痛苦中憔悴，自己是季节的玩物，太阳或云雾、阴天晴天都能操纵他的命运”[173]。卢梭害怕严寒，1757年秋末冬初，病情反复，他担心“看不到来年的春天”，1758年3月留下遗嘱。[174]《新爱洛漪丝》还提到皮肤问题，“那些你认为是疤的，实际上是很快消失的红斑”[175]。紫质症患者在阳光照射后常有此类症状。

同样是在这部作品，卢梭对自杀的态度与众不同。中世纪，教会法规不许自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但丁构想的地狱的第七层是收押对自己施加暴力的人，他们同样受世俗伦理的谴责，世俗法律会严厉制裁，“毫不顾全自杀者的体面，在街上拖来拖去，羞辱他，将他的财产充公”[176]。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个人无权支配，卢梭不以为然：“我们抛下躯体时，只是扔掉一件不方便的衣服，用得着大喊大叫？”[177]圣普栾是一个屡次思考生死问题的病人，他忍受的痛苦与紫质症患者相似，不由让人想：卢梭为何如此关注疾病，描写得那么真切？

作者与他塑造的人物息息相通，这是卢梭对僵化语境与说教式写作的革新。之前的神学传统与古典主义时代，作者多隐藏起来，文字里即使有酸甜苦辣，却是虚构的感受。广而言之，在卢梭的其他作品里，身体话语也时隐时现。所谓身体话语，是描述身体感受（疼痛、呕吐、燥热）的同时阐述思想，赋之以反思或批判的内涵。病痛发作时，身心分离的意象一次次出现，《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漫步遐想录》遍布对身心之苦的诉说，由此造就了浪漫派卢梭。健康时，身体话语减弱或消失，卢梭更关注外部世界，1758—1762年，他住在卢森堡公爵位于巴黎北郊蒙莫朗西的寓所，生活无忧，健康好转，浪漫的心情油然而生，“自去年到现在（1759年11月），我未曾抱怨健康，身体状况着实不错”[178]。1760年冬，病情未发作，他盼望天气转暖后去旅行。[179]那时，他写信多，语气和缓，充满希望，《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在平静中完成，论证严谨，是启蒙风格。

卢梭的宗教观素来是为人所热议的话题。他生于信仰加尔文教的日内瓦，后在意大利都灵迫于生计改宗天主教，1754年回日内瓦时又转向加尔文教。这就让人迷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他是新教徒还是旧教徒？1764年冬，博斯韦尔旅行途中拜访过卢梭，交谈时得知他的游移，随即有疑问，卢梭说他仍是基督徒。[180]1767年5月，《瑞士报》刊登日内瓦人勒盖特（Requete）为舒瓦瑟尔（EtienneFran?oisdeChoiseul）公爵写的诗歌：

我的同胞让-雅克，

作为人并不贤明，

献给公众几部著作，

他不是基督徒，

尽管他说自己是。[181]

卢梭不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常以基督徒的身份阐述宗教问题。1769年，他与弗朗科耶尔（Franquières）谈及上帝的启示：“我相信上帝对世人的启示已经很多，倘若有人还未认识到上帝的力量，或是因为他不想认识，或是不需要。”同样在这封信里，他又质疑上帝的绝对权威：“我信仰上帝，却不以为人人要如此，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非要向我们展示他的存在。”[182]所以，卢梭的信仰不是简单的问题，他不只是在旧教与新教之间变换，还有从敬畏上帝到质疑上帝，从信仰天国到关注尘世历史的不同。这与启蒙时代信仰的衰落有关，又是否关乎身心病痛？

1735年，卢梭信仰天主教的上帝，将身体之苦视作为灵魂赎罪：“现在极度虚弱，没有人比我忍受的残疾更多，我心中有那么多罪恶要纠正。”[183]之后，他的原罪与救赎观念有所变化，1758年致信维尔纳（Vernes）神父：“我受了那么多折磨，灵魂若不能永生，上帝就不公正。”[184]18世纪中期，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时认同蒙田的“野蛮人是善良的”观点，并参考沙尔勒瓦（Charlevoix）、拉菲陶（Lafitau）编写的远方游记和塔西陀、普鲁塔克的古代善政与美德故事，构想了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这意味着他远离了信仰语境中的创世与原罪观，尘世理想取代了伊甸园的传说。此外，他在书信中多次提及身心矛盾，“肉体是自由精神的累赘”[185]。一般而言，对上帝的信仰与对尘世欢乐的追逐是矛盾的，灵魂要摆脱肉身的束缚，去追求至善。他说要卸下肉身的重担，那是源于病痛折磨的灵肉之争，而非宗教意义的欲望与信仰之争。

卢梭的遗嘱暗示宗教观的改变，第一份写于1737年6月27日，他与华伦夫人住在尚贝里，做化学实验时，装着雌黄与石灰的瓶子爆炸，卢梭受伤，神父以为他当天会去世，于是让他口述遗嘱。第二份写于1763年1月29日，1762—1763年冬天，他与伴侣特蕾兹在莫第埃避难，天气严寒，病痛发作，自觉不久于人世。[186]心情不好，易怒，此时写的四封信有许多错误表述或模糊之处，也不再渴慕天国的荣耀。[187]另有1758年3月的遗嘱，只涉及财产分配问题。现存于柏林皇家图书馆的1771年遗嘱通常称为“文学遗嘱”，是一个现代人对文字生涯的总结，包括他所受的赞赏与迫害，不忘批评坏医术。[188]该遗嘱的真伪尚存争议，冉森（Jansen）和戈雅（Schultz-Gora）认为那是卢梭写的，但杜福尔（T。Dufour）、里特（E。Ritter）和布弗诺瓦（H。Buffenoir）认为是伪作，卢梭家谱学者里特推测出自律师马尚（Mard）之手。[189]鉴于此，本书不对其做疾病与信仰关系的分析。

在1737年遗嘱中，卢梭向上帝说明发生的事故，神父根据天主教仪礼将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祈求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入天堂，这是天主教会的临终礼。[190]1763年的遗嘱未提上帝，他也不再渴望救赎，如实叙述病情，希望由医生解剖遗体，证明他没有感染性病。天主教会不支持人体解剖学，因为人体生理与《圣经·创世纪》的叙述矛盾。在日内瓦改革的加尔文抵制人体科学，1553年，他将持异见、主张血液循环理论的塞尔维特（Servetus）处以火刑。卢梭践行现代学者喻世的职责，是公共事务的评判家，又在报刊舆论中发现了现代意义的读者，尊重他们的趣味，渴求他们的理解。从渴望灵魂救赎转变为关注尘世的名声，是因为他无法承受屡次发作的病痛，所以对天国不再有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