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急性间歇紫质症（第2页）

在工业时代，实利主义压迫着理想，童工、矿难、买空卖空、原料造假、环境污染等问题一代代积累，钢铁、水泥、煤炭及其变体极力地贿赂人性，剥夺自然所赋予它的质朴与动乱练就的勇气，使之看似彬彬有礼，但内心冷漠。人性若不从，物质霸权就合谋驱逐它，在道德意义上孤立它，待其反击就说它是现代思想的异端。有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的人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不愿做厚实墙壁里的一块砖，一种有用的无用或无用的有用，却在恍惚与沉闷中传来一阵阵物欲的笑，污浊迫人心，高贵的情感在滑落，判断力恍惚，快乐变得轻浮，愤怒变得随意。这是现代制度对自由意志的腐化，使之麻木，使之顺从，又使之心满意足地活着。狂野的心灵、诗意的心灵，还有那些生来就不安分的心灵，他们要反抗，但在坚固的制度面前，收获的是虚无，而失落后的迷茫更深切。

在迷茫的时代精神里，法国的精神病人多起来。奈瓦尔是个擅长描写异象奇观的诗人，不时会陷入躁狂，不分白天黑夜到处游走，消失几天后疲惫地归来，精神从迷狂中归来后往往能收获一些神秘、瑰丽的诗歌。他多次被送入布朗什医院，布朗什（EspritBlanche）医生继承了皮内尔的理念，致力于区分源于道德困境的轻度疯癫和源于身体问题的重度疯癫。[51]奈瓦尔进入乔治·桑的小说《康素爱萝》（suelo，1843），其中的阿尔贝忧郁沉默、独立不羁，说的话像晦涩的玄学，却充满诗意，康素爱萝视其为出自造化之手的正义化身，一个有同情心的博爱者。法国的思想传统能将狼狈不堪的疯子变成诗人，奈瓦尔式的疯癫才会有存在的道德空间。

疯癫的现代意义日渐完备，它与世俗道德、科学艺术的新关系得以形成。皮内尔和布朗什强调社会对疯人的责任，以科学的方法治疗，在道德意义上理解他们，使之回归社会；乔治·桑以救赎的情感理解内瓦尔，思考善良敏感的心灵在工业时代的心理困惑。而对于奈瓦尔，个体生命对于悲苦命运的抗拒是诗歌之源，他的《奥蕾莉娅》里有一个奇异的世界：“1840年，残酷的疾病初次发作，我的新生开始了，幻觉一次次出现，清醒时，一切都在我的眼里变化，每个凑近我的人都变了样，光线的游戏、色彩的组合也变了样。”[52]《幻象集》里的诗篇《阿尔忒弥斯》有心灵癫狂时的迷离与梦幻（阿尔忒弥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狩猎女神，品质圣洁，是少男少女的保护者）：

第十三个回来了……仍然还是第一个；

这，永远是唯一的一个——或者是唯一的时刻；

因为，你就是女王，噢，你啊，第一人还是最后一人？

而你，你是国王吗，唯一的或是最后的情人？

……

那不勒斯的圣女满手握着腾腾的火焰，

紫色心形的玫瑰，圣女茹杜乐的鲜花；

你可在空旷的天穹中找到了你的十字架？[53]

1855年1月26日，奈瓦尔在巴黎老灯笼街（RuedelaVieille-Lanterne）的护栏上自杀，疯狂的诗意终结于一根绳子，之后草草安葬于拉雪兹公墓。他的病自少年时代就有征兆，1836年夏末悲剧正式开始，“有时亢奋，举着标枪走，随时要向人投过去”，身体消瘦，时常发烧，医生用蚂蟥吸血。1839年有九个月病痛不断，也就是他所谓的“第一次发作”。1841年3月16日被送进布朗什医院，3月21日又因“剧烈的躁狂症”而被送到那里，3月31日有所恢复，6月5日又去治疗，诊断为不治之症，“从快乐一下子到忧愁，在痛苦里突然开心，有时一边笑，一边哭”。8月11日，布朗什医生对奈瓦尔的病情绝望，为其穿上束身服。12月8日，他一度失去理智，不久神志清醒。1843年11月头痛得厉害，12月严重感冒。1853年2月6日入院两个月，期间写作《西尔维娅》。1853年9月，新闻记者雅南（JulesJanin）致信奈瓦尔的妻子，说他彻底疯了，“癚妄发作，又那么温和、优雅……美妙的东西散落在他的才华的灾难里，让人以忧愁的兴致去倾听”，10月14日剧烈发作，“奇怪的神经兴奋又一次把我困了一星期”。1854年8月26日入院治疗“精神错乱型热烧”，第二天转往布朗什医院，9月末出院。[54]病情反复，生活像一个不断幻灭又重生的梦。有一次病发，奈瓦尔被人放在行军**，“苍天在我眼前轰然洞开……古老的神祇出现，我看到了七重天”；他被人强行穿上束身衣，半夜醒来，他觉得自己是神，能为人治愈病患，“这个想法驱使我伸手去抚摸一些病人”[55]。顽劣的病痛与极强的艺术创造力并存，奈瓦尔的问题是什么？

凡·高生前的艺术创造力同样与病痛相随。青年时代，他心情愉悦，学画不容易但热情十足，对周围的人充满感激，对未来有美好的想象。自1881年，生活日渐惨淡，他的痛楚与奈瓦尔相似。1888年5月，凡·高致信他的弟弟西奥·凡·高：“可怜的弟弟，我们神经衰弱，是因为过分纯粹的艺术家生活，也是致命的遗传后果，我们来自一个蒙受神经衰弱之苦（源于久远的过去）的家族……听到你去拜访格鲁比（Gruby）医生的消息令我忧伤，但你去了也让我放心。”[56]西奥三十四岁去世，一个猜测是他患有梅毒和难以解释的神经问题。关于凡·高的猜测更多：梅毒、铅中毒、酒精中毒、精神分裂症、双向抑郁症（极度亢奋、极度悲观）、梅尼埃症（MaladiedeMenière，眩晕、耳聋、耳鸣、耳胀）。1991年劳弗图斯（Loftus）和阿诺尔（Arnold）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文章：“凡·高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营养不良和过度饮苦艾酒加重了病情，对于他的痛苦，这是合理的推测，所有有案可查的症状与该病相符，他的家族情况是额外的证明，六个孩子里的三个有相关症状。”[57]

凡·高的身体话语：

1881年4月，你离开后的一天，我一直躺在**，与梵根特医生长谈过，他是个聪明而实际的人，我喜欢偶尔和医生谈谈，以便确定是否一切安好。（第123页）

1881年12月，我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一直不舒服，异常悲哀。偶尔头痛或牙痛，苦恼欲狂，我忧惧了一星期，不知如何克服。约有三天时间，我兴奋又焦急地躺在**，清楚地感受到我的活力离弃了我。（第148页）

1882年5月，我全神贯注地工作，又病了几天，过去两周我一直觉得虚弱，好几个晚上都发烧，我焦急得无法入睡。我强迫自己继续工作，因为这不是生病的时候，目前我在医院。过去的三个星期，我一直因失眠、发烧和**的毛病而受苦，我不得不静静地躺在**，不得不吞服许多奎宁药丸。西奥，我软弱无力，需要彻底的休息。几天以来，我第一次坐起来，但愿我身体健康。可喜的是，我对素描的爱好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感情复苏了，我再度燃起个把月来没有碰过的烟斗，那感觉像重获一个老朋友。（第172、173、181、184、187、188页）

1882年11月，去年夏天的毛病完全消失了，但这几天一直被严重的牙痛困扰，有时影响到右眼和右耳，神经质大概也该负点责任。（第229—230页）

1883年2月，我这几天很虚弱，也许是着凉的缘故，眼睛偶尔觉得非常疲倦，昨晚眼腺分泌物很多，睫毛黏在一起，视力模糊，眼睛和脸看起来像在酒宴上痛饮了一番，生命转成洗碗水的颜色，像一堆灰烬。一个人处于此种日子里，总希望有个朋友来陪伴，能澄清沉重的雾气。（第233页）

1883年8月，也许是发烧，或别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我不舒服。想起你信中的话，我感到局促不安，昨夜失眠了，我的抗拒力减灭了，被一股无限大的虚弱湮没。我的虚弱是真实的，现在正变化为肩膀间和血管里的痛楚，或者只是神经过度紧张的结果。（第255、258页）

1883年10月下旬，他们说我神经不正常，我知道那不是实情，我深知我的毛病。（第283页）

1883年12月，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不舒服，从着凉到焦虑等各种小毛病，若不能改变，一定会更糟。人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我们被赶入其中，在我清醒不眠的夜晚，或在暴风雨的荒野上，或在微光沉寂的黄昏里，我的思绪就会游**。（第294、297页）

1885年11月，我的胃对食物没有消化作用，我一天比一天消瘦，我忙着看牙医，我已失去或可能失去的牙齿不在十颗以下，这让我有超过四十岁的模样。我必须照顾我的胃，从上个月起它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又开始连续咳嗽，牙齿掉得越来越多。我开始不安，嘴巴痛起来，我尽快吞下食物，若我过度忽略自己，便可能与死神碰面，或更糟的是变成疯子或白痴。医生告诉我务必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的健康完全崩溃了。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小毛病，但作品不必然受其牵累，相反，神经质的人更敏感、更细致。（第359、362、365页）

1888年2月，我的胃非常虚弱，在巴黎时好多了。近些日子病情很糟，但我不着急，那只不过是去年冬天异常状况的后遗症，我的血液循环又恢复正常。（第390、392页）

1888年5月，上星期我牙痛，痛得只好不情愿地停止工作，几乎不吃也不喝，所以十分虚弱。（第399页）

1888年6月，我病得愈厉害，变得愈疯狂时，就愈是艺术家，一个创造力丰富的艺术家。（第423页）

1888年10月下旬，不久前我感觉自己要生病，如果开销不得不如此下去，我一定会生病。（第451页）

1888年12月14日，凡·高在亢奋和高烧的情况下割下一只耳朵，31日健康好转。（第455页）

1889年1月，我好几天都不能写字，现在好了，最令我不安的是不眠症。我在对抗这个毛病，我的办法是在枕头和床垫里塞入味道强烈的樟脑丸。（第456、459页）

1889年5月，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们像我一样，病发时也听到奇怪的声音，眼中的事物似乎变了形。初次发作时的恐惧感不见了，一旦你知道那是疾病的一部分，便容易接受。我的问题是视觉与听觉的毛病同时来袭，开始时在一日之间转成癫痫症。震惊使我软弱得一步也走不了，此时我最希望永远不再清醒。（第475页）

1889年8月中旬，我写起信来十分吃力，头脑紊乱，多天以来我一直处在严重的梦呓中，跟在阿尔勒（Arles）的病发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因喉头肿胀，四天无法进食，病情发作的一刻，我正在多风的田间作画。我不顾一切地画完了，你看到的是更阴沉色调的尝试，融混着绿、红与橙黄。（第482页）[58]

关于凡·高和奈瓦尔的问题，确诊有困难。他们若忍受此类痛苦，相关的问题是：紫质症与艺术创造力有何关系，它在什么条件下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奈瓦尔的象征主义诗歌里的意象是不是他的真切感受，而非杜撰的修辞？1889年6月，凡·高完成的名作《星空》中螺旋式的浓烈色彩是刻意追求的风格，还是在病发的眩晕中他看到的变了形的世界？螺旋色彩在他的画中时常出现，特别是其生命后期的作品，包括1888年的《罗恩河上的星空》（NuitétoiléesurleRh?ne）、1890年的《有柏树和行星的路》（Routeavecyprèsetuoile）、1889年的自画像。凡·高的风格是创作技术，还是生命问题？在历史上，有些事确实发生过，但文字的记忆功能失效，当后代人要复原时，与之相关的一切却是模糊的，这是现代历史研究的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质疑现代理性的语境中，福柯发掘了疯癫与权力的隐喻。一般意义上，关于世俗权力的解释学注重权力的起源与合法性、权力体系的内部制约，以及对权力的监督，而福柯将解释学的范围扩及个体生命与权力制度的关系，辅以具体的物象（禁闭场景、规训用具），他对于历史人格（有才华的精神病人、权力体系用以彰显威严的受刑者）的关怀与同情使之观察到疯癫的原始意义与理性话语的专制性，在马克思、韦伯和弗洛伊德之外发掘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视野“生命政治”。哈贝马斯称之为新范式，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传统的“博学—实证主义”，能揭露现代社会的秘密，“法律判决、治安措施、教育方法、拘留、惩罚、控制、肉体和精神的操练方式等，都是社会力量强行侵入生命机体的例证”，“足以否定18世纪以来的现代历史意识、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启蒙的前提”[59]。